在纽约市场交易的古陶

　　文/本刊记者 黄辉

　　近期拍卖市场所呈现出的火爆行情，再次令全民收藏热升温，与大众收藏关系最为密切的古玩、旧货市场异常热闹。然而，在其背后，却是一块中国文物交易的灰色地带，依照现行的《文物保护法》，文物政策与实际情况严重脱节，古玩、旧货市场中充斥着非法交易，中国文物市场处境尴尬。虽然新的文物政策频繁出台，规定趋于明确严格，但实际上，近年来文物盗窃、走私活动有增无减，演变得愈加猖獗。古玩、旧货市场的东西来源于何方？它们在文物市场上是怎样被交易的？这些东西又流向何处？公开的文物政策疏漏何在？为何守不住日渐稀缺的文物资源？如何有效抵制非法文物交易，防止文物流失？都是应该予以重视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乱象丛生的古玩市场

　　古玩市场脱胎于清末民初的“鬼市”，当时，落魄的清朝遗老遗少们，在天亮之前，借助半明半暗的光线，带着家藏的古董到街边贩卖，既避开了熟人之眼，还做成了买卖，这种古玩交易沿袭成市，便形成了古玩市场，一直延续至今。北京潘家园古玩市场形成于上世纪90年代，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如今已发展为以天雅古玩城、北京古玩城为主的古玩交易中心，也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古玩市场，全年365天开市，来往买卖的有各色人等，络绎不绝。

　　1999年之前，当时的旧货、古玩市场都是无证经营，是名副其实的“黑市”，城管、文物局和工商等部门再三表明要取缔旧货市场，但是，旧货市场不但没有消失，还越办越大，相关部门的态度已由原来的打压转变为默许。现在，这些古玩店基本都有工商部门批准的经营许可证，也有文物部门的经营许可证。天雅古玩城副总经理，艺术品经纪人杨实对近20年来古玩市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感慨万千，用他的话来说，北京的古玩市场是在“打压查抄”中发展起来的。尽管文物部门和公安部门出于保护文物的初衷，最初采取了严格打压的政策，但“不能抑制民间收藏的欲望”。

　　虽然古玩市场的经营得到承认，最早是允许以“旧工艺品”的名义经营古旧文物，作为一种权宜之计，但是一直没有明文规定，更没有切实可操作的执行方针，延续至今，古玩市场在经营和管理上仍旧没有得到有效改观，乱象丛生，亟待改善和规范。

　　记者在北京市区各大交易市场发现，这里交易的东西无所不有，上至高古玉器，下至20世纪的民俗用具，种类上则是青铜器、陶瓷、金银器、珠宝玉石、丝织印染、木器家具、石刻陶俑、竹木牙雕，简直无所不包。据记者调查，这些古玩的来源主要有三类：一，买家、藏家在市场上交易的旧货；二，以制作仿品为生的手艺人和作坊的仿制品；三，早年流入市场的出土、出水文物，这些文物经过多年流通，几经倒手之后，也找不到最初的来源，成为市场上流通的交易品。以造假的“工艺品”为主，伪造的种类上至博物馆的精品重器，下至日常生活器皿，简言之，只要有市场的就有伪造。仿品主要有民间民俗日常用品；历史和民间流传的艺术品；还有就是高仿的赝品，这类赝品的伪造技术和仿真效果都很高，销售利润也非常大。

　　古玩城、旧货市场很多都是以经营“出土”的真假文物为主。交易的文物种类和时代非常复杂，然而，在这些数量众多的赝品中，也夹杂着比重不大，但数量不小的流通文物，它们来源不明，品种繁多，几经倒手，而其中文物价值最高、数量最大的当属那种不能在拍卖场上拍的文物，例如汉唐陶俑、青铜器、高古玉等，由于这类物品受到《拍卖法》的限定，不能在公开的拍卖市场上进行交易，所以混杂在古玩市场的赝品和工艺品中，成为地下黑市交易的主要品类。这部分散落民间的文物既得不到国家相应法律法规的保护，也难以得到相应的市场价格。杨实将这部分文物称之为“超生与私生的婴儿”，著名文化学者吴树则将其称为“文物私生子”。

　　在记者问询的过程中发现，高古玉、汉唐陶俑、石刻这类文物的市场价格远远低于当前拍卖市场上的明清文物价格。比如，一尊高约20厘米的汉代陶俑的最低价格仅为3000元，店主解释道，“这些东西的文物价值不如博物馆藏的东西，也不是大墓的东西，但能保证是真东西”，“这些东西的价格都不高，买的人也不多，主要是老外”。陕西、河南这些地方的古墓很多，只要不是大墓出土的，从小城市流到大城市，再到北京，几经周转，在市面上流通一般不会有问题。“中国的古墓太多了，很多东西都说不清来源。”

　　在交易形式上也多样化，有收藏家和经营者之间的交易，有经营者之间的交易，有盗墓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交易，也有收藏家之间的交易。经营者来自全国各地，操着不同的地方口音，参与买卖的人员各色各样、鱼龙混杂，其中不乏一些混迹于古玩城，为盗墓文物销赃的人员。每个店都有自己的供货人及货源，形成“地方出货，京城销货”的经营方式。据一家经营佛像的店主介绍，他们家很早就开始主营青州佛像造像，在当地积累了很好的货源，价格也相对合理，到现在也能找到货源。一尊略有残损，高约1.5米的北齐时期的佛像，价格也就在20万元左右。很多店主表示，除了大件的上三代古文物外，其他的文物都能在市场上交易。

　　当问及这类古玩的交易情况时，店主一般都会强调自己的东西保证是真的，有的店主也会坦言，古玩行玩的就是真真假假，关键是看买家的眼光。“市面上这些真东西，哪件不是出土出水的文物，别说唐以前的东西，就是元代的，明代的，清代的，哪家有传世？”“不去找挖坑的买，在行里买就行，通过长期交往的朋友手中拿货，能不能买到真东西，靠你的眼光。”“城市建设也有文物出土，很多人专门关注建筑工地，收那里的东西。”“只要这些东西不是新出土的，不是盗墓的，都能交易，即便是盗墓盗窃的东西，在几经倒手之后，这些东西的最初来源也没有人能探究清楚。”

　　“只要有需要，都能弄得到”，另一家同样是经营佛雕石像为主的古玩店老板这样说道。老板在“文革”之前就开始收藏，他的镇店之宝就是“文革”期间从石窟撬下来的，很早以前就珍藏起来，绝不出售。2005年，他辞去工作，将收藏的东西搬到古玩城，一部分作为展示，一部分用作交易。老板的妻子在店里看店，他自己则在外面跑货。老板介绍，市面上很难找到的古代佛像，但对于他们来说，这些东西很好找，他有他的路子和货源，主要是陕西、山西、甘肃、河南等地，通过当地的朋友，“有货先是电话联系，发彩信，如果确定要，再过去验货”。不过，他也表示，近年来这些东西的收集也变得困难，“老东西不是说要什么都有的”，“农民的东西比古玩城还要贵，全是乱要价，而且很难断定东西的新旧，很多东西很难说清楚究竟是出土的还是民间流传的”。

　　当问及这类文物的交易是否违法时，很多店主表示不以为然。“这些东西是在国家批准的市场上买来的，合理合法。”

　　全国工商联古玩业商会会长、中华古玩文化研究院院长宋建文介绍，近年来，古玩市场和拍卖市场经营的东西越来越趋同，以前大家认为拍卖的东西价格更高，品质更好。但近年来，随着市场越来越开放，很多拍卖公司开始到古玩市场征集东西，越来越依赖古玩市场，结合点为中高档的这部分文物。

　　古玩市场也滋生培养了另一个庞大的产业队伍——造假制假人员。据业内人士介绍，古玩城很多陶瓷店的东西就是来自景德镇的仿古一条街。“只要你有详细的要求和图样，没有什么东西不能仿制出来。”某媒体曾有一篇报道指出，目前国内文物造假售假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这条产业链拥有超过30万从业人口，每年收入超过百亿元。

　　如果按照现行的《文物保护法》，多数古玩文物经营商都达不到国家规定的标准，属于非法经营。虽然未得到文物部门的批准，但这类古玩市场和旧货市场已得到工商等部门的批准，按理应当是合法的。经营者交纳一定的税费之后就可经营，而不受文物政策的限定，“即使有文物法规的限定，也因为市场主办方的经济利益和文物监管部门人员的权限和鉴定水平等原因，无法落实到实处，正当行使文物政策的规定”。

　　近年来，古玩市场如雨后春笋般发展成长，参与古玩交易的买家和卖家成几何数字扩张，达到空前的规模。据不完全统计，仅北京的古玩城就有20多家，年成交额大约为几百亿元。古玩市场以北京为中心，现在已经辐射至全国各地，西安、郑州、太原、成都、兰州等地的古玩城。固定或零星的古玩市场普及到中小城市甚至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县镇。现在很多小城市都在开发古玩艺术商城，已经形成一种很大的产业。

　　由于长期疏于对古玩市场的管理，致使这一市场很难得到有效监管，处于无序和失范的状态，收藏者和经营者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和管理，缺乏安全感。执法者也因为法规的疏漏与含混不清，执法时感到茫然，无所适从，无法真正地实施管理，将保护精神落到实处，严重影响文物保护与管理工作。文物市场本应是非法的，市场内交易的文物和旧货也是非法的，但市场又是合法开设的。非法的市场内做着合法的买卖，二者相互矛盾。

　　就目前的市场而言，虽然文物局没有承认，但工商局批准了，税务局也收了税，有些地方的文物局还参与了经营。“大家慢慢形成了一种共识，这种东西只要不流出国外，在国内市场上进行经营，在多数情况下就是默许。”

　　然而，实际情况如何呢？在古玩市场上能交易的文物，无论在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来看，档次并不高，它们够不上真正走私或者外流的级别，也没有达到博物馆馆藏级别。那些具有很高艺术性，历史悠久的精品文物却在通过各种渠道流出国门，成为中国文物之痛。

　　文物流失之殇

　　在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谈及目前文物流失现状时表示，现在的盗墓犯罪已经具有集团化和智能化的特点。盗掘、运输、谈判、销售形成链条，即使那种两米多高、数十吨重的特大文物，3天之内也能流向国际市场。很多业内人士也透露，“几十年从国外追讨回来的文物总数，赶不上几天的流失量”。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物共经历4次规模性流失：1860-1900年的晚清时期、“二战”到新中国成立前、“文化大革命”初期、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其中，文物流失最严重的并不是国弱家贫的解放前，而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近30年。

　　根据海关近年来的统计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有约2000万件文物流失海外。美国、日本、英国、韩国等地的古董市场上，中国古玩都占有很大的比重。世界上50多个国家的博物馆都收藏有中国文物，数量逾1000多万件，私人收藏家手上的中国文物数量更多。美国古董商讲到，“在纽约市场上，到处都是中国的古墓陪葬品和艺术品，人们正在疯狂地从中国走私文物”。

　　中国文物是通过什么途径流失海外的呢？

　　当记者问询古玩城的经营者，什么途径可以将这些东西携带出境时，很多店主都表示，要将这些东西带出境并非难事，“如果东西不大的话，可以将这些东西放在行李箱中，或者放在随身携带的背包里”。甚至有人还说，“如果有熟悉的驻华大使，可以委托他们带出去，他们可以少量携带这些东西”。

　　文物被掺杂在名义上为“工艺品”的东西中分散运出或者携带出境。文物本身的特殊性和专业性，也使得其鱼目混珠容易逃脱海关的检查。“如果被海关问到，直接说这些东西是工艺品。店里可以给你开发票，上面注明是工艺品，海关检查不出来的。”而最为保险的方式是通过国际物流走货，很多店主表示，只要有准确的地址，“我们直接通过国际物流发送过去，根本不需要你插手，时间上虽然会有点长，但是很便捷，也不会承担什么风险”。

　　虽然这些经营者说的这些方式真假难辨，但至少从他们的经验中透露出一点，要将这些古文物携带出境，并非难事，“现代工艺品”是最好的掩护。

　　携带文物、古玩出境，除了以上这些传统的黑市交易和走私手段之外，目前被忽略的就是互联网走私。实际上，通过互联网走私文物已有近10年的历史，很多经营者在网上都有一定的渠道，形成了走私、销售文物的一条独特路径。网络走私几乎所有的环节都可以避开文物部门的监管，网络走私的程序一般是：首先在网上推销商品，和国外买家谈妥价格，之后，以工艺品、礼品或者没有申报品名的出口邮包的名义，通过邮寄向海关申报、验关出境，境外客户经网上银行转账付款。例如，2009年1月，成都警方查获丁某的“东方古董股份有限公司”向海外兜售古钱币案。丁某通过网络与国外买家谈妥后，用国际挂号信将古钱币直接邮寄，每次只寄两三枚，用“蚂蚁搬家”的方式走私文物，累计走私古钱币66枚，其中多件属于国家三级文物。

　　类似的例子在近年来呈不断增长的趋势，业内一位经营人士介绍，“网络走私非常便捷，通过网络的好处是可以避开各种税收和手续。如果是国家明令禁止出境的文物，那么利润更大”。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余辉表示，“隐蔽，既是网络走私的利润空间，也是网络走私的存活空间”。由于缺乏监管，文物网购和网拍成为文物交易和文物流失的新途径。

　　虽然有这些不同的走私方法，但真正数量大、规模化的文物走私还是通过集装箱这些方式，吴树曾对边境的海关进行调查，他感慨道，“历经数年国内外考察后，得出的结论让人痛苦不堪，结果很可怕”。通过海关走私呈现集团化、规模化、国际化的趋势，所流失文物都是国宝重器。

　　香港一直就是中国文物流出海外的重要关口，文物走私的桥头堡、跳板。从20世纪80年代，文物市场刚刚兴起的时候，国内文物都是流入港台地区，再流入欧美。据统计，近年来，从香港流出的文物近4万件。在深圳的罗湖口岸，有一部分人是专业的文物走私“携带者”，他们以蚂蚁搬家的方式，将文物放在行李箱，甚至菜篮中，逐件搬运到香港。很多香港商人在香港或者纽约、伦敦这些城市经营古董店，店中所卖真品很少是早年进入的，很多都是近年由香港转移到国外的。

　　导致国内黑市交易猖獗、文物流失严重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背后涉及到的利益。文物的流向与文物价格密切相关，国内不能上拍的文物，在国外以高价成交。大量的宋代以前的文物禁止进入国内拍卖市场，比如，高古玉、青铜器、汉俑、唐三彩。在质量上，也是国内文物黑市交易所不能媲美的。

　　宋以前文物的价格相对较低，远远无法与清代文物的整体价格相比，民间交易的文物价格更低。走私的文物在国外卖得出去，成交价格高，对国内文物的盗窃和流失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如北京文化产权交易所筹备组办公室负责人彭中天所概括的，“文物保护法简单的界定文物都是国有的，持宝人没有安全感，文物成为烫手的山芋；国外的高价具有吸引力，这两个原因导致中国文物低价流失”。

　　国内外价格的差异直接引发国内的盗墓、盗捞、盗窃现象和文物走私愈加猖獗。目前，中国文物交易已经形成一条以盗墓、销赃、走私、销售一体的文物黑市交易。文物市场商业化太浓，形成了“市场需求决定文物价值”的倒错现象，“现在很多人都在炒作古玩，但基本都是想通过古玩赚钱”。古玩市场和文物市场出现的诸多问题，与商业化太浓，忽略了对文物本身的认知度和欣赏程度密切相关。

　　片面追求文物的利润和经济价值是中国古玩市场交易的最大动力，也是致使中国文物大量流失的重要原因，精神缺失，追求巨额经济利润，导致了中国文物还在源源不断地流向国外。正如吴树在其《谁在拍卖中国》一书卷首中指出的那样，“中国文物流失的最大祸主是中国人自己；中国文物流失的主要原因不再是贫困所致，而是国人精神上的缺失”。

　　让黑市文物见光

　　完善立法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学者均表示，我国与文物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文物市场的实际情况严重脱节，已经到了不得不改变的地步。吴树认为，“目前的法律只是停留在纸上，没有能够形成社会化的法律，没有很好的操作，不具有司法的震慑力，尽管有法，在执行上是很衰弱，很没有气力的”。

　　在立法上，目前急需的就是实事求是，查漏补缺，根据中国文物市场的实际情况，制定与之相应的文物保护政策和文物流通政策，以及与之相关的实施细则。宏观把握我们文物市场现状，制定新的文物保护法、拍卖法，甚至文物流通法，以及制定打击制假贩假的相关法律法规，严惩“三盗”行为。法律的监管和文物保护政策的实施还需要公安、税务、工商、海关等多个部门密切配合，形成共同协作的管理模式，建立有序的文物保护、流通手段。

　　宋建文也表示，“文物政策不应该只有文物保护法，既然已经承认市场，就应该有文物流通法，还应该有文物鉴定法”。既然文物市场已经开放这么多年，国家近年来也采取默许的态度，还不如将其完全明朗化，不必采取模棱两可的做法，“应该实事求是地了解我国文物市场现状，针对现状制定有利于发展，又有利于市场进一步规范的法律规定。既能保护国家文物，又利于市场繁荣”。

　　完善文物鉴定体系

　　最近一段时间，文物鉴定行业频遭曝光，滥竽充数现象严重，文物鉴定行业遭遇信任危机。我国文博机构中具有副研究员以上职称的工作人员均被认定为鉴定家，但是真正有水平，能够实际鉴定的人才严重缺失。有的“专家”的鉴定水平只能停留在理论基础或者熟悉的少数类别的文物，对当代市场上流通的赝品和高仿品缺乏研究，更缺少实战经验，使得大量专家签发鉴定证书的赝品流入民间。此外，鉴定家的职业道德也存在严重问题，鉴定的权威性遭受质疑，更有大量的伪专家横行于市。赝品泛滥、鉴定缺失，真假文物鱼目混珠，更增加了文物保护的难度。

　　面对这种情形，完善文物鉴定体系也是解决中国文物交易问题重要的一环。“连什么是真文物假文物都分不清，怎么保护？”吴树就讲道，有的海关鉴定人员拿赝品当一、二级文物，闹出笑话。没有权威的机构，没有实际鉴定能力，有时一疏忽，真的文物就流失海外。“文物真假都不分，你怎么保护呢？”目前，国家、文博部门急需建立一支具有真才实学，既有研究能力，更具有市场经验，能宏观把握文物政策，对文物进行深度及广度上研究的专家队伍，真正形成一个具有权威性的鉴定机构，这是使文物不再流失的重要前提。

　　改堵为疏

　　我国目前的文物政策规定，除文化行政部门单位，即国有博物馆及国营文物商店外，“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文物收购业务”，这条法律规定封死了一切民间文物的流通和交易。然而现状是，古玩城都是这类文物流通的地方。大量传世文物无法在公开的市场上合法流通和进行交易，客观上助长了文物黑市交易和文物走私活动。“不流通，则流失”。彭中天认为，如果没有合法的流通渠道，文物只能流失。

　　文物市场实际上已经开放多年，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管理仍旧滞后。根据中国文物市场的实际情况，改堵为疏，正确引导、合理规范，给现在正在流通的文物提供一个合理合法的交易流通平台，使那些“见不得光”的文物浮出水面，这是众多业界专家和古玩经营者的心声。本世纪初，原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孙轶青就建议允许民间文物公开交易，开放文物市场。他认为，修改法规，开放市场势在必行，不能因为担心盗墓和现存的问题就否定文物交易，这是因噎废食的做法。古玩市场的问题与目前市场不规范，法规不明确，执行不到位的关系密切，“文物市场问题的实质不是是否开放，而是如何规范”。

　　藏宝于民

　　据统计，我国目前从事民间收藏的人数已达7000多万，保守地估计，这些民间藏家的收藏品总量已超过5亿多件，而其中大部分为出土、出水文物。虽然民间收藏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得到了迅速的提升，但是相关的法律法规未能为这些收藏者提供相应的支持和法律上的保障，私人收藏的文物并未得到合法的拥有权和属有权，持有者并没有持有宝物的安全感。然而，国有博物馆也不具备容纳这些文物的条件，因此，除了完善国家博物馆的管理体制，“藏宝于民”的思路也应当得到鼓励，应配合现行的文物政策配套出台相应的细则，在不伤害民间收藏热情的同时确保文物得到安全保护。

　　杨实认为，“流落在市场中的文物，绝大部分不够不法分子走私出境的档次，也不够入藏博物馆的标准，对于这样的文物，应该鼓励民间收藏”。“民间收藏是对流散文物行之有效的保护办法和途径”。宋建文也表明，应该给民间博物馆一个宽松的政策。藏宝于民也是保护文物的重要手段，国家应该倡导民间收藏，鼓励文物市场多种渠道发展，“允许多种形式、多种概念的博物馆并存”。

　　严打盗墓

　　2011年4月2日，湖南省江永县警方查获盗墓案，其中126座汉代、两晋、唐朝、明朝、清朝等不同朝代的古墓被人盗掘，大量文物被贱卖；2011年6月14日，浙江省奉化市公安局破获了一起盗墓案，8只从盗墓贼手中搜缴的青瓷碗均为南北朝时期文物；2011年1月11日，西安警方抓获7名参与盗掘国家重点文保单位“秦东陵一号大墓”的犯罪嫌疑人，共追缴回被盗国家一级文物和三级文物11件……据公安部统计，2009年12月到2010年6月的半年时间内，公安部共破获各类文物案件541起，追缴各类文物2366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4件。2010年，全国各类文物犯罪案件973起，其中盗窃文物案件387起、盗掘古墓葬案件451起。

　　文物市场活跃，盗墓活动屡禁不止，呈现专业化、团伙化、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趋势，手段是越来越科技化，设备、装置甚至超过考古队，越来越猖狂。吴树在接受《今日美国》采访时，对方说中国的盗墓大军有10万之众。虽然这个数据未被确认，但也反映了中国盗墓者数量之多。

　　加大打击盗窃、破坏和走私文物的行为，坚决杜绝非法盗窃、买卖出土文物。保护文物源头，“首先需要公安部门和文管部门看好古墓和山野文物，杜绝走私，严厉打击犯罪分子”。杨实表示，杜绝出土文物买卖，杜绝古玩市场演变为盗墓文物的销赃场所，严惩盗墓行为。

　　登记造册

　　彭中天和吴树都持有这样的观点：以一种合理的方式，将目前流落到市场和民间收藏者手中的文物登记造册，以一套登记认证制度，对这些文物进行档案化管理，让它们列入国家的补充收藏中。具体来说，以一定时间为限，清理、清点民间文物，对其过去交易流通情况既往不咎，登记造册，让这部分文物浮出水面，明朗化，对黑市上流通的文物进行身份上的认证，建立文物流通档案，摸清国内现在流通文物的数量和情况，承认这部分文物的合法化，给这些文物一个“身份证”。“文物改革的前提是从产权抓起，不触及到产权，文物市场不可能规范，所以要痛下决心，痛定思痛，这一次盘清了，以后就规范了。”散落民间的文物有档可查，就能够正常交易、收藏，成为收藏有绪、有记录的东西。

　　开发文物价值

　　早在2009年的“两会”上，彭中天就提出“建议中国建立文物产权交易所”的提案。从法律层面讲，民间文物产权是国家的，但文物却在很多私人手上，产权和实际的控制权是分离的。他提出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引入喜欢文物并且愿意掏钱购买的第三方，由他购买，持宝人愿意出手，购买者也买到国家认可的东西，在承认所有权国有的前提下，可以在市场上交易。通过这种做法，民间文物浮出水面，散落民间的文物进入国家的管理范围中，既规范了市场，也盘活了文物。文物产权交易就是依托国内丰富的文物资源，建立一个公开透明的文物交易平台，使地下的黑市交易透明化。虽然对这种提议还有很多争议，但如彭中天所说，“文物管理应该允许多种模式，文保体制为什么不能改革，改革最后是以实践检验，以最后的结果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