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民主权利，既是公民行使监督权的一种具体形式，也是公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打击违法犯罪的重要方式。近年来，举报的范畴不断扩大，作用日益加强，社会效应也广泛延伸。近日，正是因为民间文保人士曾一智的实名举报，才揭开了“刘老根会馆”涉嫌破坏文物的冰山一角。

　　可是，举报人曾一智近来有些心神不安，主动找到媒体希望报道，“是因为我发现自己的信息被透露给了被举报人”，“如果不通过媒体报道此事，一是无法对破坏文物的事情进行制止，二是我的人身安全无法得到保障。”曾一智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此前因为保护文物，她在拆迁现场被殴打过两次，相机被抢过三次，恐吓信、恐吓电话、被跟踪就更多了。

　　有类似经历的举报者并非曾一智一人。现实中，举报，成为一种高危行为。这不仅影响了公民举报的积极性，制约了举报权的行使，而且阻碍了国家事务的顺利进行和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护。

　　剥开表象我们发现，其实质在于我国目前举报人保护制度的软弱。这种软弱，一方面表现在没有专门的举报人保护法和专门的保护机构。虽然保护举报人的规定散见于各类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中，但“龙多不治水”，在实践中，这些法律法规缺少具体的可操作性，容易导致职责不清，“保护”“登空”；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对泄密者和打击报复者的惩治缺乏威慑力。尤其是对泄密者，《信访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将信访人的检举、揭发材料及有关情况透露或者转给被检举、揭发的人员或者单位。违者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可以看出，这项规定相当的“温柔”。而举报人遭受到打击报复的严重后果，很多与被举报受理机关“出卖”脱不开干系。如果被举报人根本就不知道举报人是谁，何来的打击报复？所以，“泄密者”在举报人被打击报复案件中，是一个“关键词”。

　　弥补我们立法领域的明显缺陷和疏漏，建立完善的举报人保护制度，有很多成熟的国外制度可以借鉴。香港特区的廉政公署平均每年有近3000宗贪污举报，由于实行严格“单线联系”制度，至今没有举报者因资料外泄而遭报复。美国“水门事件”中的关键线人“深喉”，直到2005年当事人临终前自己说出真相，才最终揭开谜底。这也得力于美国举报人保护法律。

　　保护举报人就是保护“社会的良心”。回到“刘老根会馆”事件，举报人曾一智两次举报，随后均接到被举报人电话，称要“沟通”，明眼人可知，这多半是有“内鬼”作祟。我们不禁要问：谁是那个泄密的“内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