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被盗的卡尔墩佛寺遗址 中国社科院新疆考古大队大队长巫新华博士在策勒县查看缴获的被盗佛寺壁画 达玛沟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遗址出土的壁画。照片均为新华社记者 沈桥摄

　　近日，与敦煌具有同样历史价值的新疆策勒县达玛沟佛教遗址被曝出文物被盗挖、破坏的情况，一大批唐代壁画、织锦、木牍、木简等被盗。就像敦煌文物被盗一样，损失几乎无法弥补。这批文物在保存了一千多年之后，却在21世纪惨遭盗掘破坏，令人十分心痛。警方在5个多月的追缉中，追缴文物达3650余件，其中14件为国家级珍贵文物。

　　在“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与昆仑山之间，有一处人迹罕至的荒漠叫达玛沟。自21世纪以来，一个偶然的发现引起了中国考古学者对这里的高度关注。这始于当地一个年轻的牧羊人。2000年，这个牧羊人和往常一样在达玛沟长满红柳、骆驼刺的巨大沙包上挖掘红柳根，不经意间发现了一尊佛教塑像，由此揭开了达玛沟南部区域佛寺遗址发现与考古发掘的序幕。随后，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环塔克拉玛干一带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佛教遗址群。

　　2010年，在国家文物局及自治区文物局的推动下，当地开始着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立项和筹备工作。这一年，随着考古信息向外界披露，闻风而动的盗墓贼将拖拉机、挖掘机开进了荒漠。

　　今年10月底，在历时5个多月的追缉中，新疆和田地区警方抓获了数十名犯罪嫌疑人，追缴回来的文物多达3657件，其中国家级珍贵文物14件。

　　“佛法汇聚”之地惨遭盗掘

　　在和田地区，当地老百姓只知道达玛沟是祖辈传下来的名字，而专家考证发现，“达玛”即是梵语和古于阗塞语的结合，是“佛法”的音变，准确的翻译应是“达摩”，即“佛法汇聚”之地。

　　达玛沟的神奇还远不止它的地名。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世界上已知最小的、最为精致的佛寺——托普鲁克墩佛寺。随后，又沿达玛沟水系发现了哈德里克、克科吉格代、老达玛沟、丹丹乌里克等知名佛教遗址，其中大型佛教建筑遗址群就有20多处，出土了大量的珍贵佛教文物。负责达玛沟遗址考古挖掘的中国社科院新疆考古大队巫新华博士认为，这里是新疆乃至全国保有古代佛教寺院遗迹数量最多、规模最大、保存状况最好的地方。

　　这个区域的重要性还有一点就是，整个中原的佛教，东亚的包括朝鲜、日本的佛教都是从新疆塔克拉玛干这个区域传过来的，实际上是古代印度佛教向东传播的第一站，而这个区域的佛教不仅仅是佛教教义，还有佛教传播、佛教艺术，深远地影响了整个东亚佛教。巫新华博士告诉记者，达玛沟作为曾经养育众多绿洲的河流，沿线的佛教寺院群不仅是重要的历史遗址，更是研究东亚佛教的文化宝库。

　　然而谁也想不到，就在考古人员为新发现欢欣鼓舞的时候，犯罪分子的魔爪已经伸向宝贵的文物。

　　在巫新华博士及当地文体局干部的带领下，记者在距离315国道仅有15公里的阿巴斯墩遗址区，看见遍地是盗挖后留下的深坑和大小不一的残碎陶片，其中有莲花座的残片、莲花花瓣、佛像的手指、壁画残片等。被严重盗挖的克科吉格代遗址状况更是让人扼腕痛惜，一眼望不到边的遗址区域内一片狼藉，大坑连着小坑，曾经掩藏遗址的大小沙包已经彻底荡平，沙埋的历史已经不复存在。

　　策勒县公安局局长蒋胜利介绍说，犯罪分子利用拖拉机改装成挖掘机，大范围翻一遍，好东西全部拿走，没有价值的东西就地砸碎，十几亩范围内的遗址全被毁掉了，损失难以估量。

　　9块稀世壁画仅卖1.8万元

　　在策勒县看守所记者见到了犯罪嫌疑人阿某。“我们听村里人说沙漠里面有宝贝，就和朋友、哥哥、弟弟开着拖拉机进去……挖出来一堵有壁画的断墙，锯下来9块壁画，卖给了一个退休的买某，卖了1.8万元……”

　　几经周折，记者又见到了取保候审的达玛沟乡中学退休的买某。公安人员曾在他家的地下室内一次性收缴壁画9块、手链1328条，以及2494枚古钱币。

　　负责案件侦破的策勒县公安局袁光军副局长说，3月27日，是策勒县固勒哈玛乡的巴扎天(赶集日)。公安局接到举报，有人兜售文物。此人迅速被公安人员擒获，并由此一举揭开了一个盗挖贩卖文物、破坏遗址的特大犯罪团伙。

　　据案犯买某交代，他的上线是兄弟俩，弟弟负责在和田收集文物，哥哥负责在北京销赃。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曾经给文物部门当过向导。袁光军介绍说，“想牟利的人都去找他，而他知道当地文物保护力量不足，易于得手，盗挖案件中70%都是他带路，所以盗挖地点十分准确，破坏性极大。”

　　记者了解到，这个犯罪团伙人员构成十分复杂，结成了一个相对松散的盗挖破坏遗址、贩卖文物的大网。相关人员称，这起案件，从破坏规模和参与人数都是新疆文物案件中前所未有的。截至10月底，“3·27”案件基本告破，策勒县公安局已对其中的34人提起诉讼。

　　3650余件文物失而复得

　　在策勒县文体局的库房里，记者见到了一大批由公安部门追缴的涉案文物，共计3657件。其中包括9块内容十分罕见的珍贵壁画，记者注意到。壁画边缘大多留着被切割的痕迹，其中最大的一块壁画还留有一道深约20多厘米的锯痕。

　　而这些珍贵文物失而复得归功于公安干警奔波万里追缴文物、抓获罪犯。他们一路排查追踪，从于田、和田，辗转到喀什、图木舒克、阿克苏、乌鲁木齐，直至北京、深圳等地。

　　“当我们追到深圳的时候，文物贩子正准备把其中一块织锦卖到香港，幸亏我们及时赶到，没有让国宝流失。”策勒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艾合买提江·伊布拉音说。

　　这块精美的狩猎纹样的织锦，长约62厘米，宽约17厘米，图案为棕黄两色交织，边幅完整。对新疆出土毛织物和佛教文化研究颇有建树的新疆博物馆(微博)贾应逸研究员认为，织锦不仅充分体现了唐代织锦的高超水平，首次展示出唐代织锦的宽度，因而极其珍贵。

　　壁画残块的内容也引人关注，其中多幅是完全裸体的男性舞蹈者。巫新华博士分析说，这个题材应与印度早期神话传说有关。来自北京、西安及乌鲁木齐的史学界专家认为，裸体的妓乐天人在国内已知的佛教壁画题材中绝无仅有，堪称世界级的珍品。

　　声音

　　保护不能单靠一个贫困县

　　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孟凡人，著名历史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梵文贝叶经及佛教文献研究室主任段晴，以及新疆文博界的专家们已经对这批失而复得的文物进行初步鉴定，确认其中的14件为国家二级文物，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它们的出现已再次证明和田达玛沟蕴藏着丰富古代文化的宝藏。”

　　对于遗址的破坏和保护的尴尬，负责达玛沟考古发掘的巫新华博士说：“这是对我们国家历史文化遗产的严重摧残，绝不能让类似事情再发生。”

　　然而对于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而言，人力和财力匮乏往往又是文物保护最大的掣肘因素。策勒县文管所所长史燕告诉记者，不是不想管，而是能力实在有限。文物遗址点不是一个两个，光把整个文化遗址点巡回一次就要15天，看了这边，那边被盗挖了，看了那边，这边被盗挖了。史燕无奈地告诉记者：“据说盗贼在沙漠里都用上了海事卫星电话，而我们连一辆摩托车都没有，巡视全靠步行，每次看着遗址被破坏成这个样子，真想哭啊！”

　　策勒县县委书记朱才斌告诉记者，他们在财力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已经想尽一切办法不断完善以小佛寺托普鲁克墩为中心的保护措施与基础设施建设，但新发现的大型佛教建筑遗址群分布范围广，且较为分散，保护设施与人员配给、工资都不是地方政府就能解决的。

　　巫新华也告诉记者，达玛沟在保护方面的确有它实际的难度。策勒县达玛沟仅南北一百多公里，东西长20多公里的这么一个荒漠区域里面就有几十个大型的古代聚落遗址和佛教建筑群落的遗址存在。虽然这些年自治区文物局、国家文物局和当地政府都给予一定的支持和关注，但是这种投入和它实际文物的存在量和珍贵程度来比，还是不成比例的，如此重要的东西不可能单靠这么一个县一个小小的文物机构来保护。(本报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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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盗挖从19世纪就开始了

　　虚掩的宝库永远逃不过贪婪的目光。余秋雨《道士塔》中讲述的英国人斯坦因窃取敦煌文物的故事让许多人痛心疾首。巫新华告诉记者，这个区域在19世纪末就已经被发现了，发现之后外国探险家多批次来过，最著名的就是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当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学家、冒险家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变卖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

　　巫新华说，斯坦因当时以这个区域为他的基本工作中心，做了大量的盗掘工作，拿走了大量的珍贵文物，随着我国收藏活动的日益趋高，最近的破坏是近十年的事。近几年《盗墓笔记》、《鬼吹灯》这些小说的盛行让许多读者对古代遗迹充满神秘的向往，可是残酷的现实却是，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没有高端的工具，在利益的驱使下，无知的盗掘者用着最低成本、破坏性最强、极其简单的手段在挖掘、贩运这些无价瑰宝。而巫新华认为，这条盗掘的利益链条的最主要的动力，就是文物贩子的推动。

　　巫新华告诉记者，从这次案件破获的情况来看，涉案的有二百多人，最主要的是那些盗挖者。推动这种盗挖形成高潮的，是文物的收购者和后面的指使者，大量出钱去驱使的人，是形成这次破坏高潮的最主要原因。当地实际操作去盗挖的，是被利益驱动的当地农民。

　　唐代“时装”在于阗流行

　　黑色的虬髯，俊逸的面庞，身着赭红色的官袍，头戴典型的唐代幞头帽。这块残缺的壁画是在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达玛沟乡南部的达玛沟托普鲁克墩3号佛寺遗址出土的，而身着唐代服饰的壁画人物形象在达玛沟托普鲁克墩2号佛寺遗址中也同样存在。

　　2号佛寺西南壁下部有一列骑马人物像，共有八身，前后两身均残留局部，中间六身保存完整。骏马鞍具齐全，右前腿均曲抬，做行进状，骑马之人年纪不大，束发戴冠，身着唐朝圆领官衣，系腰带，均留八字小髭，下巴下飘山羊胡须。他们左手持缰，右手均托一钵，马前上方均有一只朝托钵滑翔的黑鸟。

　　“壁画反映的内容也正是千年以前西域于阗的社会风貌，这些有着当时西域人典型面貌特征的骑马之人都身着典型的唐朝圆领官衣，这样的着装被认为是一种时尚在于阗流行，中原的世俗文化深深地镌刻在于阗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巫新华博士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孟凡人先生说：“在整个和田地区的考古发现中，这些戴幞头和着唐装的人物形象以前见到得很少，这是个重要的发现。这些人物形象是世俗人物，他们在壁画中频繁出现，反映了唐朝于阗和中原地区的密切关系。”

　　巫新华博士介绍说：“这类壁画是中原文化对于阗生活影响强烈程度的体现，壁画描绘的是供养人的像。供养人就是当地有影响、有一定财力的人，他捐钱维护或者修建这些寺院，这些人的形象往往会被画在墙上，从出土的壁画上看他们的穿着打扮完全是唐式，是当时中原的服饰。”

　　巫新华说：“根据文献或者其他出土文物来看，唐时于阗仍然在影响着中原的佛教，但是中原佛教已经开始强有力地影响着于阗，不仅仅是佛教，还有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因为当时唐朝是世界文明发展顶端的一个区域，而这些所有的东西又全部返回到了于阗，壁画恰巧反映了服饰方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