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苏富比的一场全球预展，首站在北京举行，前来询问的收藏者络绎不绝。

　　记者_王宏宇 北京报道    制图_周辉

　　当听到台下的学生对罗浮宫、凡尔赛宫、西班牙马拉加博物馆的藏品如数家珍时，站在讲台上的赵孝萱真的大吃一惊。

　　这是一组针对幼儿园妈妈设计的课程，上课地点在北京顺义某别墅区的一所高档幼儿园里，课程的主题是“艺术鉴赏与投资”。台下坐着的，大多是30岁左右的年轻妈妈，大部分有留学背景，或是企业老板，或是在外企做高管，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想给家里添置一些有品位的收藏品，同时也作为投资。

　　来自台北的赵孝萱，曾任台北辅仁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来到北京后转向艺术研究，是北京邦文当代艺术投资有限公司的学术研究部总监，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作——《艺术收藏投资的70个问题》。

　　在此之前，赵也曾为其他一些“喝红酒打高尔夫”的高端人士讲过类似的课程，例如清华总裁班或是宝马客户班，但都不如这堂幼儿园里的小班课带给她的震撼更多。

　　“讲完艺术市场的结构、画廊的定价规律，周五我带她们去北京798艺术区，看一些海外画廊，再到实地看展览和体验拍卖会时，我从她们眼里真的看到那种跃跃欲试的眼神。”赵孝萱说，“以前大陆的先富阶层，例如煤老板，可能更喜欢传统书画，但很明显，更多中国人正在进入艺术市场。”

　　这并非预言，而是现实。经常参加海外拍卖会的北京匡时(微博)拍卖公司董事长董国强(微博)说，1990年代中期，海外拍卖的参与者70%以上都还是洋人，其余则来自中国香港和台湾，但现在情况发生了戏剧化的变化，“我们现在去海外拍卖会，无论规模大小，场内坐着的基本都是中国人。”

　　《纽约时报》在今年9月的一则报道也显示，中国正在插手西方收藏市场的亿万富豪数字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他们的口味开始从本国古董转向西方藏品，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今年拍卖的两幅毕加索画作(《阅读的女人》和《裸体，绿叶和半身像》)均被中国人以高价买走。

　　报道还说，中国买家甚至还开创了一些新的收藏种类，例如他们对西方顶级红酒的喜爱甚至给全球红酒市场带来了剧烈的价格动荡，这导致顶级红酒价格在过去3年内上涨了40%。

　　他们中的大多数并非收藏爱好者。纽约《精日传媒》(jingdaily)指出，自2008年以来，中国的新兴富裕阶层在全世界各大拍卖行吸纳艺术精品、美酒、稀有珠宝等“另类投资”类别，以有效抵御国内的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及股市、楼市波动带来的风险。

　　“北京镑”

　　5年来，差不多每个月，乔志斌都会买下一件艺术品，它们大多是一些光怪陆离的现代艺术作品，例如三条腿的清代凳子，人体构成的中国山水画，以及一些说不上来是什么东西的作品。乔把它们摆在自己在北京经营的夜总会里，或是位于上海的私人俱乐部里，供来往的客人欣赏。

　　KTV的保洁员认为这些作品的平均价格大约在500元人民币左右，乔对此付之一笑。这些作品中的相当一部分，都是从海外买回，仅仅往返机票的价格，都是这个数字的数十倍。而其中一些艺术家的作品，例如安东尼·格姆雷的雕塑，足够雇佣100名保洁员为他工作一年。

　　“国内好的当代艺术作品并不够多，”乔志斌解释说，“而我从两年前开始，意识到艺术是没有国界的。”安东尼·格姆雷的雕塑是乔志斌购买的第一件海外藏品，从那时开始，乔开始频繁参加几乎所有国际知名的艺术博览会，并带回大量奇形怪状的海外艺术品，有些跟光有关，有些是3D的，有些则来自美国的黑人艺术家。它们中的多数，价格都是国内同类作品的数倍。

　　“这只是开始，”乔志斌说，“世界在变。我们的下一代受的都是国际化教育，他们心目中将不再有中外之分。”

　　“艺术收藏市场全球化的步伐正在加快，”中央美院教授龚继遂认为，“国内收藏西方当代艺术的收藏家已经很多，收藏的范围也正在扩大到所有品类。”

　　龚继遂在回国之前，曾任苏富比(微博)拍卖纽约公司中国书画部主任，同时开创和主持了苏富比在香港的中国当代油画拍卖。“在全球顶级的艺术博览会上，例如在巴塞尔、迈阿密和香港的艺术博览会上，已经不乏中国内地买家的身影。虽然人数上仍然还不具压倒性的优势，只有三五个画廊，几十个藏家，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购买力不可忽视。”龚继遂说。

　　拍卖行业作为最具行业趋势观察价值的风向标，早已“中国化”。中国拍卖行是崛起的中国收藏市场最大的获益者之一。而根据中国企业家俱乐部2011年11月发布数据显示，交易数量排名前8的拍卖行中，有四家来自中国，分别是保利、嘉德、翰海和匡时。

　　而在全球范围，佳士得2010年全球拍卖20%的成交金额(不包含买家佣金)来自中国买家，这一数字在2009年为16%，5年前仅为7%。在苏富比亚洲分公司，早在2009年就已经有超过一半的成交额由中国买家完成。这甚至导致英国媒体为他们特别制造了一个词叫“北京镑”。

　　“最近两年中国藏家购买力非常强劲，重要买家的购买力绝对可以跻身全球前十。”摩帝富亚洲总裁、全球副总裁黄文叡说，“他们多来自地产行业，大多还不太习惯从西方画廊、私人经纪人之类的一级市场途径购买作品，他们目前购买最多的，仍是中国古代书画作品和古董瓷杂。”

　　海外“扫货”

　　但中国人最喜欢买的“海外回流”藏品，仍是中国的本土和传统作品。在全球领先的艺术品拍卖类别中，排在第一位的是中国书画，第四位是中国工艺品。

　　孔超说，早在几年之前，“海外回流”的中国艺术品就已经成为拍卖会上的亮点，“海关会在文物过关时加一道火漆，毫不夸张地数，多了这道漆，拍卖时身价就会大不相同。”

　　30岁的孔超是北京匡时拍卖的瓷杂部经理，他刚经历了一年中秋拍前最忙的时光：准备秋拍。那段时候，工作的时间从早上一直到次日凌晨，早上中小藏家多些，晚饭后都是过夜生活的大藏家，“几分钟接待一名送拍的访客”，而这中间的相当部分，都是倒卖海外艺术品的中国掮客。

　　即便是在瓷杂这样的小类目，也不例外。在刚刚结束的匡时秋拍中，日本茶道具专场的一件霰形纯金瓶以86.25万元成交，成为冠军。而整个专场的成交额达到992.8万元。相比之下，更火爆的是“海外回流近现代书画专场”，总成交额达1.48亿元。而在今年夏拍时的“日本私人美术馆藏中国古代书画”专场，总成交额也达到了1.19亿元，成交率为100%。

　　孔超最早听说中国人去海外“淘宝”是2005年。嘉德当时开始推出嘉德四季的小型拍卖场，推出一系列日本回流的收藏品，一时间火爆京城。

　　“当时市场上见到的东西，都是中国传统的东西，民窑瓷器为主，很少接触杂项文房，但日本人喜欢这些杂项，什么犀角杯、雕漆、景泰蓝、嵌螺钿等等，让人大开眼界，卖得也很好。”孔超说。

　　当时孔超在上海一家拍卖公司做兼职，到处打听这些性价比极高的拍品从何而来。后来才知道北京有很多人专门跑日本淘宝，上海也有很多人，买回来再拿到北京去拍。这些大多是去日本做生意的中国商人，一个人赚到钱，再带来自己的客户，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几箱几箱地往回带东西，蔚然成风。

　　于是就有了孔超的第一次日本之行。“到了京都一看，成群的中国人都赶在周一古董店上新货时抢购，去得稍微晚一点，所有的店里都空空如也，全部扫光。”孔超说，“当时日本的中国藏品价格非常便宜，打个比方，一个漆器在日本卖3万日元，回来一倒手就可以卖3万人民币。很多人赚的价差都达到这样的比例。”

　　当时日本藏有的中国明代南方龙泉窑、青瓷比较多，而国内拍高古、宋代瓷器有限制，所以在 2005-2006年，就是靠这样手提肩背的原始方式，一度还在国内掀起炒明代初年龙泉窑的小高潮。“当时价格的历史纪录，现在都没打破。”

　　另一个火爆的品种是书画。日本人拥有的中国书画很多，很多人对此并不看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尚未复苏，国内当代画家经常在日本搞展览，展览地点经常选择在西屋百货一类的地方，“就像我们逛百货时买个装饰画一样，很多人买回家挂。”这导致当时回流的书画特别多，日本的拍卖行也开始做一些小型的拍卖，“一次就拍出来很多。”孔超说。

　　到了2006年，国内开始有人搞“抢救海外文物基金会”，搞了一些流失在日本的龙门石窟造像展览，一下子火了，开始搞寻宝团、淘宝团，组织国内企业家去日本淘宝，加上媒体造势，火爆一时。后来日本的资源渐渐枯竭，这些人还杀到了欧洲，后来才慢慢失去音讯，这时孔超才明白，“其实这就是标准的商业活动”。

　　这时候，美国的小拍也渐渐兴起，很多原来在日本尝到甜头的炒家，开始跑欧洲和美国，拍卖场上的年轻面孔也开始增多——原来这部分人大多在40-50岁之间，既不认识英文，也不认识法文，经常找朋友的孩子去古董店当兼职翻译，久而久之，这些孩子自己也成了代理人。这群人里比较典型的代表是云南省文物总店的总经理王昆，儿子在欧洲读书，就兼职帮爸爸去拍卖场。

　　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浙江人。“我最佩服浙江人的地方就是这，一句英文一句法文不认识。只认识阿拉伯数字。就一直举举举。”孔超说，“浙江人在海外人多，特别团结，还有浙江商会什么的。当时很多国外拍卖不要保证金，就是直接用护照登记。他们先找到商会，帮忙把表填好。钱怎么办？当时还有外汇管制问题，只能跟商会借钱。令人叫绝的是，商会还可以帮忙垫付，从美国拿回来，回来再把东西卖掉，然后把钱还给商会某人的国内亲戚，这样就行了。几个很厉害的浙江行家都是这样起来的。”

　　诚信与契约

　　再后来，有些“聪明人”就开始动脑筋了。一开始是日本，有人把国内新出的瓷器做旧后，委托古董店卖，日本方面缺少中国文物的专家，也稀里糊涂拿出来卖。很多“扫货族”一直顺风顺水，一不小心就上了当。等到这种“洗白”手法一直蔓延到欧洲、北美，上当受骗的人就真的成了规模。

　　“很多不懂行的人都被坑了，一屋子的东西全是假的。你们可能见得少，但几千万、一亿、两亿打水漂的太多了。我那时几乎天天见。我有时特别同情他们，但没法跟他说这个是假的，你说了他也不相信。”孔超也没办法，“这种瓷器仿造工艺还是去年国内新发明的，一看就是有意作假，而且是本国人作假，这不可能是别人几十年前买的。”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一个做出口刺绣桌布的山东人，50多岁，1980年代就搞出口，一条被单赚几毛钱，赚了钱去买这些“古董”，几个亿全都投到这上头，越积越多。前段时间经济不好了拿出来卖，孔超一看，虽然这些东西哪儿买的都有，但全是假的，一件真的都没有。“他就是自己看书，看完就觉得自己是专家了。按图索骥，买来假货全都假在同一个地方——别忘了造假者人也看书。”孔超说。

　　山东人不相信，他说自己有上万件藏品，很多都是国宝。“我领他去潘家园地摊，放眼望去，全是一样的东西，再领他去地摊看，是不是全是你那种？他还是不信，到处委托公司拍卖，没有一家敢接。他还是不相信。这特别可怕。”

　　而一向操作正规的拍卖行业，甚至大型拍卖行的拍卖会上，也开始变得“乌烟瘴气”。先是2009年圆明园兽首拍卖，厦门藏家蔡铭超(微博)拍下后拒付，舆论普遍认为是“爱国情切”；而此后布里斯班拍卖行创下5.5亿人民币天价的清乾隆镂空粉彩转心瓶，再度上演拒付一幕，舆论一时哗然，认为此举涉嫌恶意违反行规，传说中的买主、蓝色港湾置业的王耀辉一度为此备感压力。

　　“现在业内有些人先举牌后找买家，先去拍下来再去找买家，没有买家他就不付钱了。以前拍卖行业从没有这种现象，艺术品高价化后很多，典型的如嘉德4.3亿拍出的《松柏高立图》，也叫《松鹰图》。”龚继遂说，“这些人手里没有充裕客户，不能形成专业判断，自己没有话语权，没有持有期，用垫付资金空手套白狼，付的资本都是过桥资本，等于皮包公司。一旦出手不顺利就毁约，极大地损害拍卖行正常交易。”

　　“国外现在很头疼这种‘瓷器爱国主义’的情况，”龚继遂说，“据我所知，今年起所有高端拍品，都要求预付一定比例的保证金。例如今年春天，瑞士玫茵堂藏瓷拍卖，一度把高端交易保证金提高到800万港币，使违约成本很高，阻止大面积流标现象。但这样做的后果直接使第一场拍卖会大幅流标，同时也导致大面积迟付滞付现象。”

　　“产生这种现象的最主要原因，是有些人没有契约概念了。现在这个圈子里太多人不是收藏者，而是投资者，而且是投资者里最坏的投机者。”龚继遂说。

　　归去来兮

　　中国收藏市场正处于怎样的混乱局面，从《收藏界》评选的年度十大新闻可见一斑：“3·15消费日，央视聚焦收藏品市场”，“中拍协发布《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企业自律公约》”，“尤伦斯退出中国艺术品市场”，“专家鉴定伪造玉衣估价24亿”。

　　这一切都无法不令人联想起上世纪90年代前后，日本泡沫经济时代狂扫西方收藏市场的热潮。

　　有数据说，从1987年到1990年间，日本人一共从西方进口了138亿美元的艺术品，一举占领了30%的世界艺术品市场。但泡沫破裂后，这些艺术品又纷纷离开日本人的怀抱。

　　尽管今年秋拍普遍不如去年，但至少从交易层面来看，孔超认为局面不至太过悲观。“1970年代的故宫(微博)台北展览目录，一本售价几万元，以前没人买，现在卖得不错，很多人开始看了。我觉得这是个好的苗头。”孔说，“中国人出去买假买贵的很多，但相当程度上，还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国外国内市场的区别，中外对拍品审美不同。真正巨亏的可能，我觉得不大。”

　　“中国和日本的收藏热，表面看都是经济实力迅速成长，在文化上也开始觉醒，但今天的中国买家和当年日本买家相比，在世界艺术品市场中扮演的角色还是不同的。”黄文叡说，“当时日本高价收购西方印象派到早期立体派的大师作品，因为西方印象派与日本浮世绘绘画颇有渊源，但中国就没有这样的情结，买的大多还是本国作品。这直接导致二者在购买艺术品门类和心态上还是有不小区别。我相信更深度的国际化是艺术市场的趋势，中国藏家绝对要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在董国强看来，中国目前的情况和19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时“购买世界”也有很多不同之处。首先，没有金融杠杆，可能使中国人错过很多大机会，但也同时减小了风险的几率，“中国目前上百家艺术基金，都是概念。”董说，“我做拍卖6年，到今天为止，我们拍出去的所有拍品，没听说哪件是被基金买走了。今年秋拍所有过亿的东西，我都能说出买的人的名字叫什么，也没有一个落到基金手里。他们很多时候是几个人买了一批东西，说我们干脆把这些混在一块发个艺术基金吧，我更多地愿意把他们视为个人行为。”

　　另外，中日经济的不同，也是影响收藏市场走向的重要因素。“中国是否会走日本老路，要看是否对中国经济有信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董国强说，“我们现在一流中国作品的价格，只相当于国外二三流的价格，我认为这不算夸张。”

　　“收藏市场一定是与宏观经济同步的。中国经济不可能一直在快速上升通道里。我认为中国收藏市场将进入稳健的盘整期，但不是垮掉。”龚继遂则认为，“泡沫挤掉，盲目变理智，激情加入理智，好坏能够在价格上体现出来，从流标上体现出来，达到经济和学术判断的一致性，这未尝不是好事。”

　　而乔志斌不太关心这些事情，因为到目前为止，他没卖出过任何一款自己的收藏。“目前市场中大多数都是炒家、投资者，我对他们谈不上反感，也谈不上支持。占便宜的不见得真的占了便宜，花了大钱的人也不都是傻子，都有目的。”乔志斌说。1月份新加坡会举办新一年的艺术博览会，他准备过去看看，“我还是觉得这些与收藏没太多交集，这些和我们没关系。”

　　赵孝萱的艺术培训班第二期已经结束，报名依旧火爆，她正准备招第三期的学员。在她看来，这与台湾“四小龙”时期收藏市场曾经经历的过程类似。“台湾早年有美国驻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大批人出国留学，这导致台湾人没有‘国宝’概念，对中国画家的喜欢也多是常玉、林风眠、赵无极，等到经济起飞、收藏市场火爆时期，台湾藏家收藏的也多是西洋油画。”赵说，“很多人说中国将成为世界收藏市场的重镇，我对此毫不怀疑。总有一天，我们会看到毕加索的画被中国人买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