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GDP跃居全世界第二，并且屡屡出手救赎世界经济的国度，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农民兄弟去挖坟掘墓？这一个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案例背后，是我们这个民族原本的人性定义出现误差，还是现实生活使得我们的善本性发生异化？

　　2010年开春，中国媒体突然爆发一次罕见的“全民论战”，导火索竟然只是一个本属于考古方面的命题：安阳出土的曹操墓穴是真是假？

　　仿佛为了消耗春节期间过度囤积的蛋白质和脂肪，在中科院考古队公布对曹操墓考察结果后，全国的报纸、期刊、电视、电台、互联网，从村组黑板报到人民日报，从乡广播站到中央电视台，不单是与曹公傍得上边的河北、河南、安徽等地文博界人士各自站在地域利益的立场上慷慨陈词、抱团而战，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收藏家”、“鉴赏家”，那更是不管有没有去安阳墓里钻过一回，也都有鼻子有眼儿的天上地下谬论真伪。就连八竿子打不到脑袋上去的普通老百姓也不甘寂寞，虽然“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但却不妨碍热热闹闹地“雄论三国”。

　　许多中国段子，我们自己炒作时喜欢花花哨哨、舍本求末，只需追求最高流量的“眼球率”，以尽快将新闻变现为支票。而那些外国同行除此之外，却往往还要利用我们的新闻资源，弄出些令人尴尬的问题来。

　　“除开曹操墓之外，中国每天都有大量的古墓被盗掘，这种现象的出现，跟这些年中国民众日益高涨的收藏热有关吗？换句话讲，买古董的人多了，价格高了，进一步鼓舞了那些盗墓者？”在接受全美发行量最大的《今日美国报》采访时，该报记者Calum MacLeod这样问我。

　　接下去，那位英国籍美国记者第二个问题是：“据说中国的盗墓者有10万人众，显然对中国的文物安全形成了威胁，中国政府采取了什么样的办法去制止这种现象蔓延？”

　　当然，对于我这名有着30余年党龄、干了20余年新闻工作的老布尔什维克来说，回答这样的问题并不难，只需告诉外国同行：“盗墓现象严重是事实，但是我们政府制定了很多法律，采取了非常多、非常有效的方式打击盗墓活动……”OK了！至于成效如何，顾左右而言他。

　　没想到的是，Calum MacLeod先生并不满足于“炒新闻”，次日就与该报的另一位中国雇员思齐小姐亲赴安阳做实地调查。几天后，我便读到了他们发表的调查报告，接着又在香港《文汇报》上看到一条与此相关的短消息：

　　“香港讯：距离曹操墓约5公里处的安丰乡木厂屯是安阳县有名的‘著名盗墓村’。据当地一名村民透露，木厂屯村约有60%的人有过盗墓行为……河南安阳曹操陵墓曝光后，安阳市公安局正全力追查墓中被盗文物。安阳市公、检、法联合追缴令，如同一枚重磅炸弹，吓得安阳市‘盗墓村’木厂屯村的地下盗墓集团分子惶惶不可终日……”

　　如果按照正常人的思维，“盗墓村”之冠就足以令人惊悚，再加上前置词“著名”，那就很有恐怖感了。虽说现在国人张口就不乏雷人之语，但是“著名盗墓村”这个称谓听起来未免还是有些惊世骇俗。由此，我决定也去一趟安阳拜谒曹丞相，也要看看那个“著名盗墓村”是否名至实归。

　　当我来到曹操高陵所在地的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时，尽管家家户户门前还残存着未被寒风剿灭干净的喜庆春联，但这里的气氛还是明显透露出些压抑感。坐落在村口的曹陵整理修建工程已经基本结束，临时大门紧锁着，周边安装了近两米高的围墙，站在平地看不见里面的风景。有几位妇女爬上紧贴围墙码放的砖堆上面，一面朝里面寻望，一面热火朝天地议论着什么。我也跟着爬上去看看，只见两个发掘点都被塑料布严密地遮盖住，周围到处都安装了监视摄像头。

　　我和另外几名记者企图进入大门，被两位保安人员挡住：“对不起，未经领导批准，这个门谁都不能进去！”

　　“为什么？”

　　“没听说过？这一带盗墓贼多着呢！抓的抓、判的判，三天一小会，十天一大会，都这样儿了，晚上还经常有动静呢！”年长些的保安非常慎重地回答我。

　　“我们是记者，不是盗墓贼！怎么也不让进去？”我掏出记者证想进一步协商，但是得到的回答是：“上级吩咐过，尤其是记者，更不能进去！”看看旁边，的确张贴着“禁止参观、拍照”的字样。

　　“不让参观也就罢了，为什么还‘尤其是记者’呢？”

　　年轻保安见的世面多些，跟我开玩笑说：“领导说了，防火防盗更要防记者！”

　　“为什么？”我给小伙子递了一支香烟。

　　“老百姓盗宝贝，你们偷消息！”小伙子又开了一句玩笑，但马上被同伴阻止，再也不理我们了。同行们见状只好各显神通、分散活动，去寻找自己需要的东西。

　　我正想往村里走，一位路过的中年妇女笑着说：“没啥好看的，里面除开几个大坑啥都没有了！”

　　“里面没有文物？”我故意找茬儿跟她搭讪。

　　“文物？哦，你说的是古董吧？哪里还有？早被人挖光了！”她一边走一边说。

　　“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人在这里挖古董？”我跟上她。

　　“那可不好说，反正好多年了，从我嫁到这个村来，就听说有人在砖瓦厂找到了宝贝！可是也有人说，虽说这个坑很大，可没出什么值钱的古董呢！”

　　“您知道挖墓的都有哪些人吗？”

　　“俺村有，外村的也有，单是为了这个三国墓，东边木厂屯抓的人比俺们村还要多，听说抓了几十个哩！一直到现在还在查，逼他们交出从坑里挖出来的宝贝！”

　　“你认识那些被抓的人吗？”

　　“不认识不认识……”一问到细节，那位妇女赶紧几步走开了。碰巧的是，她刚走，我又遇上了一个“知情人士”，姓徐。

　　老徐指着围墙告诉我：这片土地原本属于他们家，09年底正式确认这里是曹操高陵后，国家以每亩1.75万元的价格征用了。“我也进不去了，天王老子都不让进！其实东西早就被人挖得差不多了，现在就只看得见几个空穴！”

　　“有人说这里不是曹操墓？”我问老徐。

　　“那哪假得了？这就是曹操墓！”一谈真假，老徐宛然还是墓地的主人，至少还保留有捍卫这块宝地名誉权的义务。

　　“你凭什么这样肯定？有些专家都提出了质疑。”我说。

　　“是不是真的，哪个专家说的都不算，最后得听政府怎么说！政府正在抓紧清理搜集证据，只要把墓里的东西弄齐了，外人就没话可说了！”老徐对此事的态度非常坚定。他还悄悄告诉我：“这阵子搞得人心惶惶的，年都没过好。木厂屯已经抓起来好多人，俺们村也有的人进去了(公安局)，村里贴了布告，号召大家交出从坑里面偷盗的文物，可以从轻处罚。不过我琢磨着效果不大。”

　　“为什么？”

　　“大家看这阵势就知道，搞这个墓轻判不了，一定是重罪。除开被抓的人谁还敢主动去承认？”

　　“墓里面的东西你见过吗？”我问老徐。

　　“没有没有……”一扯到实质性的问题，老徐同样打马虎眼，急于抽身离去。

　　“这些年挖坑的人多着哩，这要认真查起来，很多村子恐怕得抓起一半人哩！”旁边一位听到我们谈话的妇女冷不丁说了一句。

　　我发现这里的女同胞很可爱，比男人们要爽快多了。

　　也不知道那位大姐说的话带不带夸张，但我从她那里得到了两位盗墓者的信息：一位就在西高穴村，刘姓。另一位在木厂屯村，是我的本家，姓吴。

　　刘姓农民见到记者就发憷：“咋就都来找我呢？我就拿了一块石轱辘，再说那是2005年的事了，放在窗台上不知道被谁拿走了。都隔了4年多，把我和儿子抓起来，他们不相信那玩意儿没了，非要我交代卖给谁了，我上哪儿找去？找不出来就得坐牢。我腿上有伤出来了，我儿子抓进去快5个月了还没放。唉，倒霉透了！”

　　“你是最早进入曹操墓的吗？”我问他。

　　老刘对此一口否认：“在我之前进去的人多着哩！我进去的时候里面就没什么东西了，只有一块石轱辘！”

　　“除了你，村里还有别人挖过墓吗？”我小心翼翼地问道，故意回避“盗墓”字眼。

　　“没有……搞这个大墓的就我和儿子……”老刘说这话颇有担当，却明显前后矛盾、缺少底气，像是在履行某种承诺。

　　过后，我从另外一位老年人那里听说，这座曹操墓村里很多人都进去过，里面的东西早就被搞光了，后下去的人啥也没捞到，这次收缴上去的都是不值钱的玩意儿。

　　我又问那位老者：“除开曹操墓之外，村里人还搞过别的墓吗？”

　　“怎么没搞？有几家人没干过那些挖坟掘墓的缺德事？现在人都缺良心呢，就只照着钱找，祖宗八代的坟都给他们挖出来了！”老人气愤地说。我从老者那里了解到，西高穴村是个贫困村，主要生活来源靠务农，种小麦、玉米、棉花，人年均收入不到2000元。

　　“像我这样规规矩矩的人家，糊饱肚子都不容易，你看他们盖房子的盖房子、买摩托车的买摩托车，钱从哪里来的？一家人盖了新房子，大家都眼红，知道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别人还不跟着去刨坟掘墓？”后来我才知道，这位老者早年读过私塾，有文化。

　　下午，我又到了被香港报纸称作“著名盗墓村”的木厂屯，基本情况和上面那个村子差不多。进村后我没急着去找那位“本家”盗墓者，先随便走访了几户农民。刚开始接触的几位农民回答外来人的问题也很谨慎，一谈到曹操墓几乎全都封口，推说那是西高穴村的事，他们不知道。后来在一位快嘴大嫂的点拨下，我才发现了个中缘由。

　　那位大嫂说：“知道的事情太多了，那不自己迟早也要牵扯进去？你要找盗墓的人还不简单？自己去看看谁家房子盖得好、盖得高大，你就找谁去？这年头是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

　　她男人一直蹲在门口边晒太阳边吃饭，听老婆这么说赶紧站起来将她朝厨房里面推，嘴里唠叨着：“你这个婆娘，不说话别人把你当哑巴？你想把全村人都给得罪了哇？进去进去……”然后又回头对我说：“您别听她一个女人家瞎咧咧，人家房子盖得大那是本事，不见得就是盗墓发的财！反正我们家不干那种缺德事，啥都不知道！”

　　那女人又从厨房里返身出来：“就你胆儿小！人家搞坑的不害怕，倒是你这个看热闹的人吓得尿裤子！看你碗里吃的什么？一日三餐小米粥炒白菜！人家胆儿大的成天吃香的喝辣的，有几个去吃了牢饭？就算进去了判个一两年出来日子也比你过得好！”

　　“你只看得见贼吃肉，看不见贼挨打！”男人忍不住了，也朝老婆亮了一嗓子。

　　“这一次是三国大墓，上面逼得紧才抓了几个人，平日里你看见哪个贼挨打了？你自己没本事就说没本事，别去充什么正人君子……”

　　这就是农村，邻里间喜欢比着墙头高矮过日子，要穷大家穷、要富大家富。

　　离开这户人家后，我绕着村子转了一圈，单从房屋上看这里的贫富差别还真比较大，不过大多数人家都是新盖的两三层砖屋，用水泥修的门楼，家家都装了大铁门，有的人家还养了大狼狗看家护院。

　　“俺们村，穷啊！这年头单靠着二亩三分地，很难过日子。唉……”这是我的本家吴某见面后说的第一句话，后面跟着一声沉重的叹息。此人看上去很憨厚、内向，尽管他衣着显旧，但是新盖的红砖楼房和院内的设施却明白无误地暴露了主人雄厚的经济实力。据村民们说，吴某从事盗墓多年，是远近闻名的顶级高手，同行们哪里有打不开的地穴，找他去帮忙十拿九稳、一宿搞定。

　　吴某告诉我，他是07年犯的案，被判3年。去年刚刑满释放，又被西高穴村的人重新举报，又给抓去判了个缓刑，现在行动受到法律限制，每个月得去当地派出所报到一次。

　　“他们喊我去挖坑的时候，并不知道是曹操大墓，要是知道或许我不会应承他们！那么多人搞了那么多年的墓，就没出过什么问题！”吴某说。

　　“07年底，先是同村的朋友老王来家里说，西高穴村口那座山丘上发现一个大洞，里面很可能是一座大墓。我知道他说的就是砖瓦厂旁边的那个墓穴，之前我就听说过，不少人进去刨过。我琢磨里面的东西也差不多搞干净了，就说腿正疼着呢，没去！后来他又搬出我的一个亲戚来吵吵，挡不住亲戚的面子，我只好答应去帮忙。

　　“那天夜里，我们十几个人去了西高穴村。天很冷，砖厂已经放假停工了。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还是留下5个人在外围放哨，6个人拴着绳子沿洞口吊下去。里面的情况跟我推测的差不多，墓穴很大，里面有好几处洞口，但是基本上是个空穴，啥都没有。整到半夜一无所获，大家个个洞口到处乱挖一气，好不容易才在土坎上(墓壁)挖出一块石碑。

　　“大家七手八脚地将石碑吊上去，连夜用车运回村里，放在王某家中。那块石碑差不多1米高，上面画了些人像和吉祥兽的图案，到底是什么东西，值多少钱，大家都说不好。第二天拍了几张照片，打算分头发给一些熟悉的买主。谁知道没过几天就给西高穴村的人举报了。其实他们自己也没少干这活儿……”

　　我的这位本家一口气讲完了他们盗掘曹操墓的经过，末了有些委屈地说：“其实早几年我已经不做古董生意了”——他把盗墓销赃叫做“古董生意”——“儿女都大了，房子也盖了，女儿嫁到外地，儿子在郑州当水电工，我会干木匠活，在家除开种几亩田，还给别人盖盖房子，养活自己绰绰有余，没必要再去干那些犯法的事情。过去不都是生活所迫吗？”

　　“就算在头几年，这过日子的事应当没你说的那么难吧？国家税收减免了，而且每年还有许多对农村、对农民有利的政策出台，身体好也可以外出打工挣钱……”我不同意这位本家对自己违法行为的辩解。

　　“你说的没错、都对。可现在过日子不像从前，够吃够喝就行了。电视有得看，外界的世面也都见过，年纪大的倒没什么，年轻人可不肯将就，城里人怎么过日子，他们也要攀比。人家住高楼大厦、别墅，他两层楼的瓦房要盖一栋吧？人家出门小轿车，他摩托车也要买一辆吧？你玩电脑，他玩手机，你做生意他赌博，一桌麻将打下来输赢也有几百上千块钱！这样一来，有本钱有本事的做生意，有手艺的外出打工，没本钱没手艺的人就千方百计到处抓瞎抓钱！

　　“其实这种事情也是黄狗偷食、黑狗当灾！那些破铜烂铁你们城里人不收不买，我们挖它干什么？又不能吃不能喝！前些年我卖给那些广东人的青铜器，听说他们一倒手卖到国外，一赚就是好几百万呢！我们一件东西能赚几千万把块钱就算是发财了。你们城里人赚大钱，我们乡下人坐牢顶罪！可又咋办呢？光靠种地，一家人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做死做活，地里的出产就只有一千多斤小麦和玉米，随便找个坑刨了，捡一件古董也不止卖那些钱……”

　　结束两个村庄的采访后，我对求证它们是不是“盗墓村”或者“著名盗墓村”已经失去兴趣，一个未曾设定的思考题挥之不去地大量吞噬着我的脑细胞：在一个GDP跃居全世界第二，并且屡屡出手救赎世界经济的国度，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农民兄弟去挖坟掘墓？这一个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案例背后，是我们这个民族原本的人性定义出现误差，还是现实生活使得我们的善本性发生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