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场”：大芬村背后的权与利

　　文/本刊实习记者 李晶

　　2月28日，一封《强烈恳求许勤市长亲临大芬听听画家诉求》的公开信在网上引起了热议。恰逢两会期间，在政府大力提倡“培育新型文化业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同时，作为第一批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的大芬油画村却在清退大芬油画交易广场的画家、画工。这自然引起了舆论的高度关注。截至记者发稿时，已有5万多名位读者浏览了该信的内容，回复数高达706人次。

　　百病缠身的大芬村

　　大芬村的故事让人联想起印度的一则寓言——《国王的花园》。讲述的是，一位国王的爱妃死了。国王下令将她装入最美丽精致的棺材中，停放在花树之间。可他觉得这还不够，于是又命令建筑一道大理石的台子，接着，又觉得台子还不够匹配，又在台子上镶嵌珠宝，建筑屋顶，接着，又在台子周围放上雕像，砌上喷泉······终于，他建成了世界上最华丽的陵墓。陵墓完美无缺，举世惊叹。国王站在陵墓外审视着，最后，他皱起眉头：“那个很突兀的放在那里的棺材真难看，破坏了所有的景观，快把它挪走！”

　　现在大芬油画村扮演的正是“国王的花园”，广大的画家、画工正如那爱妃的棺材面临被逐出的危险。

　　位于深圳布吉的大芬村是一个并不起眼的郊区村落，占地面积仅4平方公里，但因为它云集了全国各地逾万名从事油画产业的画家、画工，而一跃成为“中国油画第一村”。但公开信中为我们呈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

　　“我们是大芬油画村商户及画家，我们一直向龙岗区及市委市政府反映大芬油画交易广场管理及发展问题，但时至今日有关部门一直对我们反映的问题进行拖延推诿，没有任何结论也不回复处理意见，而到了2012年2月22日发来一纸通知清理大家出场。”公开信中，画家们直言“大芬村发展至今己经百病缠身”。

　　今年刚三十出头的小王，是来自北京的画商，因为受大芬村的政策吸引来到了这里。“当初听说大芬村这边在进行规划，将建三栋楼，专门用来解决画家的住房、创作等需求，所以我就来了。”可是辛苦等待三年后，不光住房没买着，连他开在大芬油画交易广场里的店铺也要被清退。“2月底的时候，突然来了一大帮人，拿着通知单要我签字，说让我在3月31日之前搬走，又拍照、又摄像，我就懵了。”懵了的不止小王一人，大芬油画交易广场的很多人也同样处于“懵了”的状态。

　　记者联系了公开信的主笔、时代画廊负责人陈浩东。他介绍说，4年前，因为大芬油画村产业发展空间严重不足，深圳市政府出资建设了大芬油画交易广场、大芬油画苑、艺术大厦三栋楼。本来是为了留住人才，支持文化产业的举措，现在却变成了促使画家、画工离开的原因。

　　“这三栋楼，本来是为了发展艺术产业的，但是现在这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艺术’的地儿。”陈浩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显得颇为激动。“现在这里已经乱成一锅粥了。广场周边有摆地摊的、有卖麻辣烫的，各种小商小贩乱摆摊位，一个好好的艺术市场几乎快变成菜市场了。而且，广场的入口也常常被各种车辆或商贩堵住，客人的车辆进不来，画商的生意就不好做。”

　　陈浩东指出，在当初的规划中，大芬油画苑、艺术大厦的地下应该是画廊，楼上是画家的住所，形成艺术一条街。但现在这里药房、餐饮、桑拿、洗浴中心云集，根本看不到想象中的艺术场景。现在，三栋楼中，仅剩大芬油画交易广场还有不少画家、画商驻守，但也要面临清退，这不得不惹人“急眼”。“从通知下达到最后期限，只有一个月，这让商户怎么办？重新选址、装修的时间都不够，而且在这里已经投入的运营成本又怎么办？”

　　除此之外，大芬油画村的重复建设也让陈浩东有苦难言。他在公开信中写道：“年年大兴土木，月月搞装修美化，路面挖地三尺，修了又挖，墙面刷了又涂，涂了又贴，重复不停的建设害得广大商户近3年来每年都有3个月无法正常交易，叫苦连天。”他认为，这种违背商户意愿，没有必要的美化工程完全是草菅商户赖以生存的小本生意。“每建设一次，房租就上涨一次，大芬的美术工作者除了常年累月在一片狼籍中苟颜残喘。”

　　据大芬村画家介绍，现在的大芬村早已不复当年的荣耀。“当初，‘大芬油画’在国内外都是知名的文化品牌，很多画家、画工慕名而来。订单多的时候，满广场都是晾晒的画，风一吹，色彩斑斓，非常漂亮。”在大芬村住了多年的画家刘女士兴奋地回忆着。但时至今日，她遗憾地说，因为房租上涨得太厉害，市场也一年不如一年，这样的场景少见多了。“房租一年比一年高，很多画家来了又走了。你想想，光房租一项，画家就需要拿出总收入的一半。再算上水、电等杂项支出，成本实在太高。现在坚守的画家大多都入不敷出。”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听闻有画家在网上“卖画凑路费”，五元一张。卖完了就回四川老家，再也不回来了。记者试图联系这位画家，可惜，先是在网上申请添加好友被拒绝，后记者辗转找到他的联系方式，却被告知：“手机接电话要钱，只可以打座机。”记者苦笑不得地拨打过去，接电话的却不是画家本人，只说五元一幅油画是真的，其余的便不肯详谈。记者最终也没有联系到这位画家。

　　原创艺术VS产业化生产

　　带着对大芬村的疑惑与好奇，记者在百度搜索中输入了“大芬村”，搜索结果超过1百万条。这似乎说明了大芬村的受众关注度及影响力。有意思的是，在关于大芬村的新闻报道中，记者发现了两种相反的舆论倾向：第一种是宣扬“大芬特色”，肯定大芬油画村生产的行画(即复制品)所产生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鼓励其作为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的探索意义。可是，第二种却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否定大芬村“复制”“临摹”的产业化道路，主张“大芬打造原创艺术交易中心”。

　　其实，这也是近日大芬油画广场的商户与政府间的矛盾所在。政府希望将目前经营状况不佳的大芬油画产业交易广场，转型为大芬原创艺术交易中心，解决大芬油画产业交易广场经营模式和产品的同质化，以及易受国际经济大环境影响等问题。但大芬村当初由“行画”起家，能否转型成功是画商们质疑的焦点所在。

　　“这又是领导们拍脑门想出的主意。”大芬油画村的画家李文表示，对此并不看好。“大芬村生产行画的历史由来已久，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市场影响力和品牌效应，强行改变恐怕适得其反。”李文指出，目前大芬村已经形成了一条较为完整的产业化链条，行画的生产从制作初期到供应渠道，以及市场推广都初具规模。“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现在大芬油画在海外行画市场的占有量和认可度都比较高，艺术产业化的路子，降低了成本同时获得了市场，何乐而不为呢？如果我们把行画做成精品，做出特色，所产生的文化和经济效应，一点儿都不会比原创画差！”

　　但是，这个观点遭到了同是大芬村的画家老周的反对。他认为大芬村现在的行画，依赖的是画工廉价的劳动力，依靠低成本、批量生产打开市场，占据的是艺术品的中低端市场。它也许会带来一时的繁荣，但缺乏长久的生命力。“从2008年的大芬村参加广交会的零订单开始，然后连续几年零订单，而大芬村又面临着房租暴涨、产能过剩的问题。”老周对记者说，“市场正在慢慢萎缩，不进则退，大芬需要升级，对高端市场进行发展！”

　　“升级就必须搞原创吗？搞原创，大芬村就死路一条。”李文表示，现在大芬村的优势在于迎合市场进行的“创意画复制”。如果搞原创，国内不乏原创基地和美术学院，那里的资源和土壤是大芬村无法比拟的。

　　对于发展原创艺术和坚持产业化道路的分歧，大芬村某文化传播公司负责人秦先生表示不以为然：“画作按用途可以大致分为实用型和收藏型，家里装修、酒店摆设的画作一般是实用型的，属于商品画。个人收藏把玩的一般会选更具有艺术价值的原创画作。如果艺术区的商品画带来了大量的客流，就会促进原创画作的推广。同样的，原创画作发展得好也会提高商品画的艺术质量。所以说，不管是卖原创画还是商品画，这两者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关系。”

　　“现在，政府想扶持原创油画，其用意在于提升大芬的美术地位和发展部分高端市场。但是大芬村的根基还在于行画复制产业，怎么协调好这个关系很重要。”秦先生建议，“可以把大芬油画村做成一个金字塔的产业结构，以行画复制做基底，原创作品为塔尖。”他认为，应该在大芬村现有的产业基础上稍加规划，从临摹复制起步，逐步加大原创力度。“但是希望政府不要对此多加干涉。为了促进原创画的发展就把商品画清退出去，或者为了商品画的繁荣就限制原创画作的发展，硬生生去造一个产业都是不对的。艺术应该是自由的，政府可以建议、引导，但不应该强加行政指令。”秦先生最后强调。

　　政府搭台，艺术唱戏

　　提及政府对艺术的指导，有画家嘀咕：“一些艺术展览，我们忙活了半天，结果就是领导剪个彩，走个过场，毫无意义。”这种情况，公开信里也有反映。在公开信中陈浩东恳请市领导“在美术工作者当中召开文博会及画博会的相关讨论会，让广大商人们献计献策，不要总是政府搭台政府唱，却强迫画家商家参与观看！”针对这个现象，记者与这位画家取得联系，希望可以采访他。但是，刚开始他不愿意讨论这个话题。“我这说的是不好的事情，会影响我在这里的工作生活的。”在记者答应不用真实姓名后，他同意聊聊。

　　据画家李木子(化名)介绍，现在很多艺术活动其实质就是一场“政治秀”。“几乎每个艺术活动都会邀请一些领导讲话，这无可厚非，可是一些活动，在一长串领导讲完话、剪完彩之后，活动也就基本结束了。活动的开幕热热闹闹的，真正的活动主体，如展览等活动内容反而没人关注。”

　　谈及艺术家的心血被辜负，李木子十分痛惜：“栗宪庭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重要的不是艺术》，描述了宋庄的艺术政治模式。大芬村也差不多。艺术在这里只是一个赚钱的工具。领导们好大喜功。打着艺术的旗号，进行着与艺术毫不相干的政治表演。像不久前的画博会，前前后后总共才花费了20多天，其结果可想而知。”

　　李木子认为现在的文化艺术事业有点“大跃进”的味道，浮夸风盛行。一些标榜年产值几亿元的文化产业，其实际产值还不到虚报的零头。“眼下，政府对于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还是很大的，但太急切的话就有点拔苗助长。”李木子表示，艺术文化产业本身就是一个发展周期较长的产业，想要短期见效基本不现实。可现在一个艺术区刚刚建成，媒体就铺天盖地的报道，赞扬之声一片。这种鼓励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但急功近利的思想也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大芬村，媒体的报道也很多，从经济方面、产业化模式方面以及城市文化名片的标签性意义等等，但是媒体更应该看到的是大芬村在文化艺术方面的意义，关注它的持续发展。用一些物质的、可见的标准去衡量艺术区，要求短期之内看到成效，其结果只能是为了打着文化旗号的一场‘政治秀’。”

　　“其实要搞好文化产业也很简单，尊重民意，政府搭台，艺术唱戏。但现在更多的情况却是政府搭台，然后自唱自话。”李木子说。

　　要地产还是要艺术？

　　也许是积压了太久的怨言，在记者的采访中，听到最多的就是画家的抱怨。抱怨高昂的房租，抱怨作品的销路，抱怨政策的不稳定……人们对大芬村的未来担忧，对现实困境感到无助。事实上，面对困境的何止一个大芬村。“现在，纯粹的艺术区能生存下来的极少，大部分都在崩溃。曾经是华南地区最集中的艺术家聚集地广州小洲村已经在崩溃，租金炒高了20倍，现在快变成小资情调的酒吧一条村了。798也正在崩溃，未来可能会发展成为旅游小商品市场。有些极端的艺术区是利用艺术家把园区搞旺之后再把艺术家赶走。比如上海的大东方艺术区，给艺术家免租3年，收高管理费，3年后就把艺术家赶走了。更多的艺术区是在概念萌芽阶段就死亡了。”资深艺术评论家江因风对记者说。

　　中国的艺术园区难道中了“死神之吻”？中国的艺术家们除了站在金字塔尖的几位，绝大多数的人似乎还一直在温饱线上挣扎。按理说，艺术家属于知识分子、精英阶层，却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还满足于解决基本的衣食住行等温饱需求，这似乎有点落后的不像话了。

　　“艺术家和艺术园区的困境其实都是一个原因——房子。”江因风指出，以大芬村为例，它是以租赁关系来维持的小商品市场模式的低级文化产业形态。大芬村困境的核心就是这种短期的租赁关系。最终演变成房东利用房租的方式来剥削文化手工业劳动者的经济成果。“地产已经成为了社会阶层之间战争的武器之一，有房阶层通过地产和租金的方式来掠夺实际劳动者的经济成果。文化产业园区只是其中的一个小缩影。比如说大芬村，因为画家的大量涌入，大芬村开始形成品牌效应，它的房租也就水涨船高。因为房东掌握着房租的话语权。所以画家盈利的一部分也必须以房租的形式让房东享受。”

　　宋庄的“精神教父”栗宪庭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谈到：“文化创意产业在中国是一个很新鲜的事物，但是它一旦建起来就出现变形的问题。中国很多创意产业园区，更多的还是一种变向的地产。因为我觉得一个文化创意产业，最终是艺术家的聚集本身给艺术家一个解决生存问题的平台。这些问题是一个前提，离开这个前提，盖这么多房子都是没有意义的。”

　　“现在，政府只是一味地说加大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但是，文化产业最需要的不过是一块地儿。不给场地，扶持资金就落不到实处。”深圳市宝安22艺术区负责人黄泷表示。

　　“中国的法律和制度过多保护房子，而不是保护房子里面的住户。而大芬村的矛盾核心恰恰就是房子。”江因风进一步分析，“大芬村困境的深层原因是传统经济模式已经开始失效，传统经济模式是以商品为核心的，而一些法律和制度都是围绕商品为核心来制定。当商品和用户发生冲突的时候，现行的法律和制度过多保护商品，而不是保护用户。”同时，他指出，应该跟随世界的潮流，建立一种新商业模式。“新经济模式是以用户为核心的，物质性的商品性态已经变成服务。一些法律和制度也应该围绕用户来制订。大芬村的问题就是要从以房子租赁为核心的商业模式，变更到为艺术从业者服务为核心的商业模式。虽然这个目前操作起来有难度，但不妨作为一个参考和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