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商报 王建明 图

　　穿越八百载风雨，重庆大足的千手观音已“病入膏肓”。幸得双双妙手，方令这尊“大足石刻的精华”保有重现风华的希望。如此“化腐朽为神奇”之举，仰仗于一个少人问津的群体——文物修复师。

　　可惜，妙手救得了石像，却难以医治这一行当后继乏人的顽疾。一面是3000多万件馆藏文物半数“染病”的现状，一面是全国文物修复师队伍仅2000人的窘迫。

　　文物修复的“全科大夫”

　　2008年5月，国家文物局将千手观音的修复工程定为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并组织专家进行了会诊。历经近3年的前期勘察研究，结果令人忧心：石质、彩绘、金箔等34种病害侵蚀千手观音，受害面积达200多平方米。

　　去年4月，千手观音开始启动全方位修复，思路是：先治本，即在不损坏表面金箔的前提下，加固严重风化的岩体；后治表，包括金箔回贴、彩绘复原、缺失部位补型等程序。国家文物局拨付了4500多万元经费。从那时起，来自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敦煌研究院以及龙门石窟的修复专家，加上大足石刻研究院的工作人员，组成了20多人的修复团队。他们将千手观音划分为上、中、下三层，逐一向下修复。

　　“千手观音有830只手，很多已经脱落，我们补型时要根据史料、造型本身的对称性，辨别出残缺手部原本的模样，再对缺失部位延伸造型。如果找不到依据，宁愿保持原样，也不能擅自发挥。”冯太彬说。此外，“手术”的原料也极其严格，砂浆要用由宝顶山上取下的相同质地砂岩磨成的粉。

　　金箔回贴是修复的另一重要环节。“若用新金箔修复，既不符合文物保护原则，也缺乏历史厚重感。”大足石刻博物馆保护部副主任、第一修复小组组长陈卉丽说，他们最终决定采取把多余的旧金箔分层，再移植到空缺处的方法，也可理解为“植皮手术”。

　　在这个环节中，修复师要用镊子揭取严重起翘、卷曲和脱落的金箔，并将其按手的编号装入密封袋中。之后，要用熨斗进行平整软化，再用手术刀逐层分离，然后进行除污、压平，最后按色泽和完好度分类。由于旧金箔既薄又脆，处理起来必须十分小心，工作人员往往要屏住呼吸。

　　“千手观音的五脏六腑都要‘动刀’，从心脏内科到美容外科，我们得做‘全科大夫’！”陈卉丽说，经过一年努力，上层242只手的修复已近尾声。

　　文物修复学问大耗时长

　　“在大多数人眼中，文物修复似乎就是拼拼凑凑、粘粘贴贴的工作而已。其实里面学问可大了！”谈起文物修复师这个行当，大足石刻博物馆馆长黎方银颇有心得，“不仅要具有相当的历史、绘画、文字功底，还要掌握—定的化学、物理、美学、材料材质知识。”比如团队里的毛世福，出身国画和雕塑专业，对化学和材料知识也“略知一二”。

　　“做我们这行，除了专业技能，还需要有超强的耐心、高度的责任心和坚强的毅力。”陈卉丽说。

　　58岁的段修业来自敦煌研究院，从事壁画保护工作已达40年。在他看来，“一件文物修上半年是常事，干这行必须能坐得住，有耐心。”段修业到大足这一年多，都没有去过重庆市区。

　　“文物修复是一项非常细致且耗时很长的工程，要做到慎之又慎，不能有一点马虎。”黎方银告诉记者，文物也有生命，手术不允许失败，否则一段历史也许就此消亡。

　　团队里年龄最小的杨鸿兰，今年只有22岁。这名“90后”新人自去年7月加入项目开始，便几乎没了节假日，每周只休息一天，“有时忙活一天，也清理不完巴掌大的一小块。”不过，杨鸿兰说， “虽然工作很琐碎，但能看到她在你手中有变化，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或许因为常年只与文物打交道，加之工作需要十分专注，很多文物修复师性格较为内向，少言寡语。就连以前是个“暴脾气”的毛世福也被磨成了慢性子，“现在干什么事儿都不着急，说话的语速都比过去慢了半拍。”

　　行业标准缺失、培养机制不健全

　　国家文物局调查显示，全国文物系统3000多万件馆藏文物中，半数存在不同程度的破损。黎方银介绍说，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文物工作已进入预防性保护阶段，而我国仍停留在抢救性保护阶段，也就是说“快不行了才去救”。

　　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是文物修复师的缺乏。据估计，我国真正从事文物修复工作的人员，全国也不过2000人。大足石刻博物馆自1990年成立以来，保护技术部仅有12个人。

　　“招不到人啊！”千手观音修复工程总指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詹长法无奈地说，文物修复师可以说是学术、社会、经济地位都没有的“三无”人员，不管修多少文物，也不给评研究员。在我国的职业大典里有1838种职业，文物修复师却没有“名分”，“每年新入行的人，能有1/3留下就不错了。”

　　放眼全国，目前开设文物保护修复专业的工艺美术类院校只有17所，招生也不紧俏。文物修复技艺的传承更多要依靠“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方式，且必须经过长时间才能见到成效。“跟着师傅先看3年，自己琢磨，基本功练好了，才有资格摆弄文物‘本体’，想独立完成工作，至少需10年以上的职业修行。”段修业说。

　　谈及传承为何如此艰难，詹长法道出两条原因——行业标准缺失、培养机制不健全。“在中国，传统修复技术大多凭的是个人经验，不像西方是专业修复师经过日积月累的经验沉淀形成的一个标准化准则。”詹长法说，同样作为文物大国，意大利在20世纪初就建立了相关规范和标准体系，而我国上世纪80年代才有《文物保护法》，“不过情况正在改观。”他拿起办公桌上一沓中国文物保护修复行业标准的文稿，“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谢 雨 刘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