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北辰 北京报道

　　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日本最大的博物馆，拥有9万多件藏品——其中上万件来自中国，从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玉器，到唐宋元瓷器，再到清代瓷器字画，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史。

　　中国文物最大的流散地

　　近年来，追讨中国流失于海外文物的消息时常见诸报端，也常传出在欧美拍卖的中国文物价格屡创新高的消息。在大多数人眼中，这些“寄人篱下”的文物似乎主要集中在欧美国家，但现实或许并非如此。据不完全统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有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中国文物流落于世界上47个国家，其中最庞大的流落地，很可能是一水相隔的邻国——日本。

　　其中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不乏绝世佳品，仅宋元时代绘画，就有李生的《潇湘卧游图卷》、李迪的《红白芙蓉图》、梁楷的《雪景山水图》和因陀罗的《禅机图断简寒山拾得图》四幅作品获得“日本国宝”称号。

　　那么，如此多中国文物从何而来？除了中日战争时期日本的掠夺，以及长期存在的非法走私买卖等原因，很大一部分文物，其实是日本自隋唐以来以中国为师，唐风洋溢的奈良城的文化交流见证。

　　最早的印绶

　　在古代，中国文化曾居于亚洲中心位置，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各国产生了强烈影响。早在春秋时期，中国乐器就已传入日本。据《后汉书》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帝对当时的日本国王赐以印绶。这个在中日外交史上最珍贵的文物之一，在很长一段时间不知去向，直至18世纪才在福冈被两位佃农耕作挖沟时意外发现。金印印面正方形，边长2.3厘米，印台高约0.9厘米，台上附蛇形钮，通体高约2.2厘米，上刻“汉委奴国王”字样。金印出土后辗转百年，直至1979年，一个家族的后人把它捐给了福冈市博物馆。据报道，这枚金印的模型已被福冈博物馆做成手机挂件，售价1000日元，颇受参观者欢迎。

　　中日文化交流的高潮在隋唐时期到来。公元7世纪初至9世纪末的两个半世纪里，日本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大批遣唐使和僧人来到长安交流学习。学习的内容兼容并蓄——从制度文化层面的律令制度到精神文化层面的佛教、建筑、雕塑、诗歌、音乐等，甚至模仿长安建成了古都京都，这样的古建筑在当今中国已难觅踪迹了。

　　大规模文化输入使日本对大唐的仰慕不断加深，日本皇室鼓励遣唐使和留学僧众“多得中国文书宝物”。日本人“尽市文籍浮海而还”，带回的古籍占隋唐宫廷藏书的一半，达1800多部1.8万余卷，其中一个僧人就带回5000卷佛书。

　　价值连城的古琴

　　隋唐时期流入日本的文物中，最为有名的是唐摹本王羲之《丧乱帖》。此帖流落日本一千多年，一直藏于深宫之中。这幅纵28.7厘米、横58.4厘米、共8行62字的短札是王羲之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丧乱帖》为硬黄响拓，双钩廓填，白麻纸墨迹，字体跌宕起伏，反映了丧乱时期书圣痛苦不安的情绪。从开头“羲之顿首”的凝重到“不知何言”的草草不可辨，充沛的情绪跃然纸上。有评论家认为，书圣无意于书，书法倒自然，字体由行入草一气呵成，与《兰亭序》比较，用笔结字更带古意。有专家推断，此种体式的字更接近王羲之书法的本来面貌，是研究王羲之书风的重要材料，完全可与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快雪时晴帖》并驾齐驱，价值还可估量。

　　2006年3月，远道而来的唐摹本《丧乱帖》曾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中日书法珍品展》上展出。

　　乐器是流入日本的另一重要品种。在奈良国立博物馆里，至今保存着从唐代传入的18种75件乐器，奈良正仓院更是收藏着世界上唯一被完好保存的唐代五弦琵琶——螺钿紫檀五弦琵琶。

　　琵琶在日本平安时代开始盛行，至镰仓时代已发展为日本民众喜闻乐见的独奏乐器，而螺钿紫檀五弦琵琶可称为琵琶中的神品。一般琵琶皆为四弦，但它却为五弦。它不仅可当琵琶弹，还能当吉他，三弦琴甚至冬不拉。

　　这把五弦琵琶是唐朝宫廷送给日本圣武天皇的艺术精品。它极度华丽，将唐代螺钿镶嵌技巧发挥到极致，工艺之精美令人赞叹。通体由紫檀木制成，直项，琴轸分列琴头两侧，左三右二，通身施有螺钿花纹，腹面杆拨处贴以玳瑁薄片，用螺钿嵌出一骑驼人抚弹琵琶的迷人画面，因此被誉为“世界上现存最典型的表现大唐盛世繁华的文物”。

　　作为精神文化载体，文物的流失会造成一个民族文化和历史认知的缺失。20世纪80年代，中国民族舞剧《丝路花雨》中英娘反弹琵琶的优美舞姿让人惊叹，她手中抱着的琵琶，正是以螺钿紫檀五弦琵琶为母本仿制的。1998年4月，日本雅乐团访华，演奏了中国早已不见踪影的唐宋古乐，而中国学者唯有对着乐谱一阵狂拍照的份儿。

　　疯狂的文物攫掠

　　历史进入近代，鸦片战争以来的百余年间，多场侵华战争使中国大批国宝级文物被掠夺，至今流失海外，而在列强之中，日本是最盆满钵满的一个。八国联军侵华时期，日军将司令部设在北海静心斋，大肆抢掠北海文物，万佛楼内大小1万尊金佛被悉数掠走。敦煌发现的4万件古代文书，其中约一千卷流入日本。

　　今年9月15日，《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一书出版座谈会在故宫博物院举行，这是该书自1946年编成以来，时隔66年后首次正式出版发行，全书收录了甲午战争以后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被日本劫夺的中国甲骨、石器、铜器、刻石、陶瓷、古玉等类文物15245件。该书只列出了文物的名称及尺寸规格，即便如此，十六开本的书仍分为九卷三大册，共1423页180万字。日本劫掠中国文物的数量可见一斑。

　　这本书唯一健在编纂者，年过九旬的著名文物保护专家谢辰生曾表示，在抗日战争打响前，日本人就派遣了各种探险队搜集中国文物，譬如天龙山佛像的头部就被日本人敲走了。战争期间日本更是大肆掠夺，如洛阳金村墓葬出土的大量铜器、古籍，宋代百善楼200个宋代版本的善本书等等。

　　战争结束后，日本归还了一部分战时掠夺的文物。据《日本侵华对文物的破坏》一书作者孟国翔介绍，日本归还了158000件文物，其中2000多件是比较珍贵的，但这只是很少的部分，此后由于多种因素，中国并没有再继续追讨。

　　然而对这种行为，谢辰生先生却不太赞同：首先是文物来路不明，如果是侵略战争时期掠夺走的，那应该通过法律途径正式追讨，虽然这很难，但也要保留这个权利，否则私人高价购买容易被对方误认为是放弃了法律追讨的权利。“其实我们从解放后到文革前，从海外回归的文物，不管价值还是数量远远比现在更高更多。”

　　同为在近代史上饱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国家，韩国文物也曾被日本大量掠夺，但2010年，韩日两国政府签署了协定，日本将在此后半年内向韩国移交《朝鲜王室仪轨》等1205卷文物性质的图书。

　　针对流失在外的文物，韩国开展了由政府、学界、媒体和市民团体参与的立体式文物收回运动。如果能证明文物是被掠夺的，政府将会出面以法律或谈判解决。在没有法律强制力，政府也无法出面的情况下，则由民间开展回收运动，政府侧面支持。

　　然而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对追讨文物也有不同看法。曾有国外文物专家在访问中国时，听说中国政府在做海外文物回收工作，表示难以理解，“文物放在西方博物馆里能得到更好的保护，传播中国的文化，这不是更好吗？”这就是“文物属于全人类”这一观点的典型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