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底，国内26家文交所负责人齐聚三亚，讨论自救方案。这已经是他们的第二次闭门会议。当天一同登陆三亚的，还有23号强台风“山神”。

　　作为三亚会议的直接成果——“全国文化产权交易共同市场”也随着台风的离去而浮出水面。相比于一个月之前的首次密会，行业间终于就文交所的未来走向拿出实质性的解决方案。

　　此前，数个区域性文交所联盟已经缔结。在浙江、南方等文交所首次以“聚合分享”之名结盟后，天津、山东、湖南等地方性文交所也接连宣布结成数个区域性联盟。

　　就在数个地方性文交所次第结盟之后，彭中天迅速行动，一个月之内接连两次召集全行业的闭门会议。作为成果，此次成立的“共同市场”则将上述区域性联盟一举收入囊中，旨在建立跨地域、跨所有制的行业间人才、资源聚合，市场、业务渠道和信息分享的行业组织。

　　“我感觉这是一个契机。大家都已经到了很难的时候了，纷纷自我抱团。等各个团抱起来之后(统一市场)就很难(形成)了，所以要赶快，大家要抱就抱大团。”“文交所总设计师”彭中天说。

　　彭中天是文化产权交易所理论的提出者和设计者，作为“共同市场”的首倡者，在此次的三亚会议上被26家与会文交所代表推举为首届文化产权交易共同市场秘书长。

　　多数市场研究人士并不看好26家文交所的此番结盟。事实上，彭中天本人对“共同市场”的薄弱之处和潜力也一清二楚，在联盟成立后数日，他终于打破沉默，低调发布共同市场成立宣言，随后接受《证券日报·艺术与投资》周刊的专访。就在采访结束后，一系列实质性动作已经紧随而至。

　　重新定义文交所

　　三亚会议之后，作为文交所商业模式转向的开端，业内便着手讨论“重新定义文交所”。的确，在经历了最初的投资冲动和模式探索之后，全行业都找不到有效的盈利模式却必须承担刚性的成本支出。几乎所有人都在担心“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舆论看衰，地方割据、投资者丧失信心、政府态度不明朗而自身又没有找到盈利模式——在整个行业岌岌可危的情况下，“重新定义文交所”并不仅仅是概念上的讨论，而是包含了文交所下一步该如何突破的问题。

　　文交所创立之初基本上围绕两种模式展开市场交易：首先是以天津文交所为代表的艺术品份额化交易模式；随后，类似于四大产权交易所的产权交易模式成为主流。追根溯源，全国70余家文交所中有相当部分是从产权交易所转化而来，借鉴产权交易模式发展文化产权交易，成为“份额化”被叫停之后各家文交所手上唯一可打的牌。

　　但是作为四大产权交易所发展的根本，是有主管部门，有行政法规予以规范。而文交所则面临缺乏类似于国资委性质的主管单位的尴尬。事实上，自天津将“文交所”这一概念拉进聚光灯下，承受多方关注后，文交所一直饱尝多头分管之苦。更重要的是，与四大产权交易所中流通的国有固定资产相比，国有文化资产存量不足，即使被强制进场交易，也不足以支撑整个文化产权交易市场的发展。

　　“大量的文化资产隐藏在民间，政府通过文件强制(民间文化资产)进场交易并不现实。”彭中天对《证券日报·艺术与投资》周刊记者表示，“证券化也是需要整个政府的法律文件，调整相关产业政策才能实施的。”

　　无论是希望借鉴四大产权交易所的产权交易模式，还是瞄准“份额化”交易寻求突破，其起步阶段都不可避免地依赖政策性指令来维持交易。事实上，业内和投资者中曾一度弥漫对“政策市场”的迷信。

　　“重新定义文交所”的另一个针对性问题便是文交所污名化的困扰。得益于天津文交所狂飙突进所带来的“文交所”概念普及，艺术品份额化也成为文交所留给这个时代的唯一印象。事实上，不仅是投资者，甚至在某些业内人士看来，文交所与“艺(艺术品)交所”、“份额化”仍然是两个重合的概念。

　　9月底在北京举行的首次密会上，彭中天手持iPad，向在场的行业领袖们理性分析了“政策市场”形成的可能性。对“政策市场”的迷恋和单纯围绕“份额化”寻求突破的努力都成为文交所迟迟找不到有效盈利模式的原因。在破除的同时，也使得初步的共识得以达成，成立“共同市场”也在此时定调。

　　“走市场、不等(政策)不靠(政策)”成为此次重新定义文交所的关键词。“放弃山头主义、把人才和资金放在一起。不等政府，走市场，启动文化消费、找到一条为市场所接受的新的商业模式才能走出困境。”彭中天说。

　　“这个行业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声音，没有把自己说清楚。”彭中天说。文交所不等于“艺交所”、不等于份额化，更不是拍卖公司是他在采访中一直强调的主要误区。“后面马上就要开会，考虑宣传策略，怎么与舆论良好的沟通，怎么让投资者接受这个行业，甚至有兴趣参与。”

　　结成联盟救行业

　　“如果是文件指令将这些文交所强行撮合在一起，大家还不一定有这种认识。出于行业觉醒的自觉联盟正是本次会议的希望所在。”彭中天强调“共同市场”所代表的行业成熟、市场觉醒和商业民主。

　　“我们提出：第一、共同市场永远开放，没有门槛；第二、不设理事长，只有理事单位和轮值主席，来者平等，不管你的行政级别和体量大小，一人一票。”

　　组织形式体现了推动者的思路，即希望有广泛的参与和基础，而不再是几家利益性的个体集团筑成壁垒获利。事实上，“全国文化产权交易共同市场”只是联合的第一步。“第一步是实现各文交所的互通，相互代理产品和业务，互为渠道；第二步就是找到一定的模式的时候，开展共同市场，但是允许有自选动作；第三步才是统一市场，各家不做自己的业务，大家一盘棋，有统一的规则和标准。”邦联制、联邦制、共和制——彭中天这样总结共同市场之后的路径。

　　联合的优势在于节约成本、增加信用，更重要的是人才的聚合与分享。市场化的共识和对“政策市场”期待的落空使得各家文交所的结盟有了基础。

　　从第一次提出“聚合分享”的合作模式到实现全行业联合，呈现的是一个加速度的过程。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说服他们。”彭中天在回顾第一次在行业内提出“聚合分享”的合作模式时说。“最早我们四家想联合起来做一些事情，后来发现靠少数人的联合也很难扭转，所以我们通过各自的力量呼吁，最后有这么多家来响应。说明大家都有这种认识，所以是应运而生。”

　　在“37号文”、“38号文”之后，文交所实际上已经踩在悬崖边上，迟迟没有盈利模式突破；而整个市场的公信力也在急剧下跌；再加上全国70余家文交所地方割据，收费和服务标准难以统一。困境并不是某一家所独有，而是全行业的问题。各家文交所意识到现在不是证明自己，而是要证明行业。

　　救行业成为共识。“大家开始都认为自己能成功，现在感觉到各自的力量不足。”元盛文交所负责人罗奔坦言。全国70余家文交所将市场和人才瓜分，特别是人才，平均一个文交所还分不到一个。

　　然而，“共同市场”只是解决问题的前提。

　　事实上，即使作为秘书长，彭中天也不得不承认在没有盈利模式和实体平台的情况下，“共同市场”的未来仍然充满悬念。“这对行业的形象是有利的。大家在团结，而不是各自为战；市场在统一，向社会发出一些积极的信号。但是，联合起来最终必须证明是有好处的，而且它创造的这种机制、模式能够为大家带来利益。否则大家会退出。”彭中天表示。“联盟背后必须要有一个实体性的平台。”

　　将“共同市场”中各文交所的利益和责任捆绑在一起的实体性平台似乎才是关键。据了解，这样的实体性平台仍需经过“共同市场”各理事单位所组成的董事会投票后方能真正成行。

　　另一方面，“讲政治”也是两次密会的关键词。

　　着眼于文化经济转型正是文交所重新提出的命题。即使走市场化，政策层面的顶层设计依然是文交所长远发展的关键。从今年艺术市场井喷和文交所的狂飙突进来看，政府也并没有准备好。对于决策层来说，如果要对市场施加调控，在文化经济领域急需可靠的抓手和力量。就目前来说，这样的力量似乎并不存在。

　　事实上，如果70余家文交所形成统一市场、统一的服务标准和统一的模式，将成为文化经济领域一支不可复制的力量。这切实需要向政策层面显示出文交所行业的自律和成熟。成熟的标志之一便是统一市场的形成。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同市场的成立，形式大于实际意义。”彭中天说。“我现在的想法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统一战线，共渡难关。这是背景。”

　　江湖格局未可知

　　事实上，“全国文化产权交易共同市场”虽然聚集了业内实力最强的数家地方性文交所——湖南、天津、紫金均位列其中，但其总数也仅26家。不到四成的比例使得“共同市场”目前仅能“三分天下有其一”。

　　文交所迟迟不能进行有效的创新，根本问题在于缺乏既懂交易所逻辑，又懂文化经济的人才。深圳和上海文交所作为国家级的试点单位，彼此之间的竞争一直大于合作。而在此之前，所有制的局限也使得两家文交所习惯将其他各家非试点文交所拒于门外。不同于深圳文交所单方面制定的券商模式，“共同市场”所采取的平台加机构模式在制度设计上领先一步。因此，“共同市场”所形成的聚合分享模式或将带来人才资源的无障碍聚集和研究成果在市场上的大范围推广，最终形成赢者通吃的局面。江湖格局或许并不是静态的三足鼎立。

　　事实上，彭中天对“共同市场”的弱点和潜力心知肚明，他在三亚会议上面对26家文交所负责人时引用了鲁冠球的一句名言：“有目标、沉住气、悄悄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