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墓”主墓道 本报资料照片 记者 陈团结 摄 当时出土的『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

　　2月20日，在《中华读书报》头版头条刊发了一篇名为《“曹操墓”仍不宜定论》的文章，由于刚刚收假，这篇文章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可是如果你知道作者徐光冀的身份是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秘书长等职务时，他的话就不由你不仔细倾听了。

　　因为新闻总是喜新厌旧的，曹操墓经历了几度热炒后，终归平寂，但真正的专业人士并不会因为冷清而忽视“真假”这一核心问题，徐光冀在时隔两年后的文章更加深刻，所提出的问题也更加尖锐。

　　徐光冀：

　　“可能是曹操高陵的一座陪葬墓”

　　回忆：行前河南省文物局领导就跟我说“能定就定下来”

　　在《曹操墓仍不宜定论》附记中，徐光冀提到，曹操墓发掘期间他曾先后三次到现场，其中第三次应邀考察是2009年11月19日下午，他写道：“行前河南省文物局领导就跟我说‘能定就定下来’……我记得到达工地大约是下午四点半，当时发掘还在进行中，潘伟斌介绍情况后，我们先参观墓道、墓室，然后参观出土器物，但未见到墓葬平面。下午六点返回安阳晚饭。晚上八点去开会，除刚才说的这些人，参加会议的还有安阳市、安阳县的负责同志，我记得会场横幅是‘安阳市西高穴东汉大墓论证会’，会议由省文物局同志主持。会议一开始我就提议：不要叫‘论证会’而应叫‘座谈会’，得到了主持人和市、县负责同志的首肯。”

　　徐光冀特别澄清，“现场没有一个人表态确认这座墓是曹操墓，包括后来写文章认定墓主是曹操的同仁。我最后发言主要讲了三点：第一，田野发掘工作比较粗糙，需要进一步细致工作；第二，要加强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查阅；第三，曹操是历史名人，因此对该墓的认定一定要慎重。这次会议就是河南方面所说的，为了确认其为曹操墓而‘召开了两次专家论证会’中的一次。但我想在这里说明：这次会议只是一次座谈会，没有形成任何文字纪要和论证意见。这一点必须予以澄清。”

　　比较：西高穴2号墓规格和长平侯曹休墓葬属同一等级

　　在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认定河南安阳市西高穴东汉大墓为魏武王曹操高陵开始，至今已经两年多。徐光冀认为，“尽管发掘单位及其负责人接受了不少媒体专访，讲了许多前后矛盾的话，但我们还是要以发掘简报为依据进行研究和分析。”

　　在《考古》2010年第8期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县文化局联名发表了《河南安阳市西高穴曹操高陵》的发掘简报，发掘简报认为该墓“应为魏武王曹操的高陵”，并提出了十条理由和证据，由于其中存在诸多问题，徐光冀认为还不具备唯一性，尚不能成为定论。

　　徐光冀对发掘简报的论述进行了点评，提出：“从总体上看，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曹操提倡薄葬，可其陵墓应该是‘位在诸侯王之上’的规格，而西高穴2号墓的规格和身为长平侯的曹休的墓葬大体相似，属于同一等级。”

　　评价：“我认为发掘简报的论证是不严谨的”

　　徐光冀在文中透露，2009年11月19日他到该墓参观时，曾问过发掘领队：这座墓是一次下葬，还是有二次下葬？“他说不清楚。其实做田野考古的都知道，从墓道发掘的剖面即可确定，遗憾的是我们到时墓道的填土已经发掘完毕，这也是田野工作的疏漏。”

　　对于发掘简报认定西高穴2号墓就是曹操墓的另一个重要证据是“鲁潜墓志”，徐光冀也指出鲁潜墓志内容的确与我们常见的墓志内容不同。“常见的墓志记载墓主人姓名、家世、生平事迹，随着时代发展，志文逐步规范化，志文之后附有韵语所作之铭，所以又称为墓志铭。鲁潜墓志则很有意思，将近一半的内容记载墓葬位置、与曹操高陵的距离等。一方埋于墓中的墓志为什么要讲这些？”徐光冀评价：“因为鲁潜墓志与鲁潜墓分离，所以我们不知道鲁潜墓在何处，这就使鲁潜墓志的科学价值大打折扣，所提供的具体位置也不可靠，以它作标尺自然更不可靠，这是考古学的常识，我认为发掘简报的论证是不严谨的。”

　　判断：西高穴2号墓可能是曹操高陵的一座陪葬墓

　　对于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的石刻铭牌，发掘简报认为它们“是认定墓主人身份的直接证据”，对此徐光冀认为，“文献记载曹操谥号‘武王’是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的事，同年曹丕代汉，十一月追尊曹操为武皇帝，这些只能说明石牌刻铭的时间，并不能说明西高穴2号墓就是曹操墓。试想作为随葬品只需刻名称、数量、埋入墓中，还需特别刻上墓主人的名字吗？曹丕又怎会将标明其父谥号的刻铭放置于其父的墓中？如果要放置刻铭，也应如六边形铭刻一样，标明物品名称数量即可，何必要刻意标明‘魏武王’，这恰好说明西高穴2号墓不是曹操墓。”

　　徐光冀由此推断：“由此产生另外一种可能性，也就是曹操生前将物品(含兵器)赐予其子及臣下……很可能是下葬获赐者时把这类物品带入墓中，还特别标明出来以示荣耀。”由于曹操当时规划了广阔的陵园，令诸侯、大臣陪葬，所以，“西高穴2号墓可能是曹操高陵的一座陪葬墓。”

　　结论：将其认定为曹操墓尚不具备唯一性，还不能定论

　　徐光冀最后总结，发掘简报在“结语”中称：根据墓葬形制及结构、出土陶器形制，并结合所出东汉五铢钱、画像石的内容等多方面证据，认为该墓的时代为东汉晚期。但这并不确切。如果将该墓的年代上限放在东汉晚期，其下限应到曹魏(三国)时期，甚或到魏晋之际。“客观说，西高穴2号墓的发掘是一项重要考古发现，除了墓葬发掘本身的收获外，重要意义还在于为长期寻觅无果而众说纷纭的曹操墓，提供了具体的方位区域。我个人认为西高穴2号墓的年代应为东汉晚期至曹魏时期，将其认定为曹操墓尚不具备唯一性，还不能定论。”

　　本报记者 谢勇强

　　倪方六：

　　“他把外人不知道的内幕捅了出来”

　　徐光冀从1992年起就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他长期从事田野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主要领域就在秦汉魏晋南北朝考古。因此长期关注曹操墓真伪的历史学者倪方六也知道这篇文章的价值。昨天，记者采访了在昨日凌晨发表了博客《中国考古权威徐光冀直指“曹操墓”造假》的他。

　　评价：“他坚持了自己的职业操守，说出了真话，揭露了真相”

　　华商报：为什么徐光冀的文章在两年后仍然具有重要性呢？

　　倪方六：这个事情很重大，我称之为重磅炸弹。原因是，徐先生的身份特殊：一是他是中国考古界权威，曾任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常务副所长。二是他参与了西高穴2号墓的“论证”，前后去了三次，是河南重点邀请的专家之一。

　　作为一名参与论证的专家，对这一个曹操墓“被论证”的过程很清楚，他把外人不知道的内幕捅了出来，这是最大的事情，揭露了曹操墓所谓论证会是假的，实是座谈会。第三点也是更重要的一点，作为新中国老一辈考古专家，坚持了自己的职业操守，说出了真话，揭露了真相，对纯洁和净化目前浮躁的学术空气是大有益处的。

　　意义：从学术上否定了目前的“曹操墓”定论

　　华商报：这篇文章，对于曹操墓论证的意义有哪些？

　　倪方六：徐先生这篇文章的重要性有这么几点：

　　一、揭露了西高穴2号墓被定论为曹操墓的不正常过程。比如，徐文说，考古未完全结束就开了新闻发布会，实是委婉批评河南文物局乃至国家文物局。

　　二、徐文揭露曹操墓论证上的弄虚作假。这是以前所有“反曹”学者都没有掌握的。作为当事人和亲历者，徐在沉默了两年之后，说了真相，这显示他学术道德的崇高。可以说，徐说出所谓“论证会”实是座谈会，这是很得罪人的事情，包括当初邀请他的河南文物局官员。这等于揭了安阳“曹操墓”造假的老底。

　　三、徐文从学术上否定了目前的“曹操墓”定论。他的观点之前也有学者提出，比如已故的徐苹芳老先生也否定过。但徐苹芳没有去过，而徐光冀是三次实地考察，这在学术上更有说服力。其从形制上否定曹操墓主要有三点，一引用对比证据犯了常识性错误，北朝的高洋墓比西高穴2号墓晚300年，无可比性。二墓的等级太低，曹操墓说薄葬，没说墓也简单啊。三曹操墓也不可能和其养子曹休是一个规制。

　　四、徐文中揭露了西高穴2号墓发掘中种种不规范现象，整个过程太粗糙，不客气地批评了主持发掘的河南文物研究所潘伟斌等人业务能力不足，缺乏起码的业务素质，连一次葬二次葬都搞不清，在座论会上对专家陈述时也说不清。对考古主持人能力的质疑，这是以前没有过的，一般人说没用的，但徐先生是国内考古权威，他的话就代表导师给学生打分。

　　五、徐文在这个时候发表，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现在两年过去了，不少人都以为曹操墓定论，徐先生发表等于再一次呼吁大家重新认识和研讨所谓的“曹操墓”。其实，徐文也是对中国考古负责，对中国历史负责，不能仅凭几条模棱两可的证据，就说明发现曹操墓了。这是中国老一辈考古工作者最值得尊重的地方。

　　现状：安阳方面一直将“曹操墓”作为旅游景点在开发

　　华商报：作为长期关注曹操墓真假论证的学者，你了解这两年曹操墓的发展情况吗？

　　倪方六：对于这一点，安阳方面一直将“曹操墓”作为旅游景点在开发。据年前从安阳到南京的学术界朋友讲，目前景点的所有设施都做好了。

　　而在曹操墓争议出现后，河南方面为证明是曹操墓采取了不少动作，一是连续在媒体做定论性炒作，在普通读者和社会人员中间造成“曹操墓是真的”这一影响；二是以潘伟斌等人为首的考古队，连续出版了多种“发现曹操墓”、“曹操墓简报”这类学术论、书籍，想让假曹操墓成为学术定论，为学术界认可。三是希望在假曹操墓周边找到“证据”，进行了一系列的勘探。与此同时，国内学术界也没有停止对曹操墓的质疑，一些“反曹派”会定期交流相关信息。比如，这次徐先生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否定曹操墓的文章后，也是北京那边学者通知我的。

　　反思：重大考古发现，应该有一个科学、健康、公开的论证机制

　　华商报：在你看来，曹操墓在两年后仍然充满争议，这争议的价值是什么呢？有什么值得考古界反思的？

　　倪方六：对这一点，中国学术界不是你说的“两年后仍然充满争议”，而是一直有争议，争议不断。不论是考古界，还是历史学界，大多学者对于这个曹操墓并不认可。从考古界来说，在曹操墓“被发现”以后，除刘庆柱、唐际根等少数几位出来支持外，其他绝大多数都是“沉默”的，这说明，大家对此有看法，只是碍于面子不好说。如此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国内考古界集体“沉默”，你不觉得反常吗？这就是我们需要反思的地方。

　　一、考古界应去除浮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二、对一个重大考古发现，应该有一个科学、健康、公开的论证机制。现在的情况是，谁考古发现，由谁组织论证，自然请的都是“友好”同仁和支持的，反对派是不可能请的。这次徐光冀先生“反水”，应该很让河南意外了。三、应该建立一个中间立场的专家仲裁机构。在考古结论出现重大争议的时候，不能通过行政干预来实现观点的统一，而应由学术来重新论证、仲裁。这次曹操墓争议这么大，国家文物局作为中国最高的考古主管单位是应该反省的。四、对专家的行为应有一个规范化的约束。专家在没有认真弄清情况下就表态，不仅对历史不负责任，也是对中国考古风气的破坏。而徐光冀先生在思考了这么长时间后提出否定曹操墓的观点，显然就很科学、可信。 本报记者 谢勇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