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和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联合课题组发布关于曹操家族DNA研究最新成果，首次100%确定曹操家族DNA，结果显示曹操并不是曹参后代，同时也推翻了曹操是夏侯氏抱养而来的说法。这一课题组的相关论文发表在国际学术杂志《人类遗传学报》上。

　　消息发布后，争议陆续有来。有人质疑反推的科学性何在，有人不解何以证明作为研究样本的曹操后人家谱的可靠性，也有人非议课题组接下来的研究计划。研究曹操家族的DNA，是属于学术中“学”的内容。网友们所说的提高生产力，是属于“术”的部分。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曾在《饮冰室书话》的“学与术”一篇中，对“学”与“术”进行过这样的描述——“则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其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例如以石投水则沉，投以木则浮。观察此事实，以证明水之有浮力，此物理学也；应用此真理以驾驶船舶，则航海术也。”“学”与“术”，分属于学术研究的不同层面，不应该厚此薄彼。可以肯定地说，一个只专注于“术”而忽略于“学”的学术研究环境，是极不健康的。

　　研究曹操的DNA，的确不能直接提高生产力并转化成劳动成果造福于人类。可是，这不代表这种研究是不靠谱的，是烧钱的。一个起码的证明就是，“基因考古学”早已经在西方被广泛应用，我们却还在为“真假曹操墓”而争论的面红耳赤、不可开交。笔者注意到，当曹操墓被发现之始，许多网友就是力主引入DNA研究来进行考古并确定墓主人身份的，可是，当真正的DNA考古来到我们面前，我们又为何还要质疑验DNA之举是在烧钱？

　　“真假曹操墓”的问题，先放在一边。更大的学术意义在于对所有的文学、史学知识进行最大程度上的真实还原。研究“曹操家族和夏侯家族的关系”这一学术课题，除了对文史常识有纠正作用，之于坊间的历史传说和当下的后宫剧创作，也有很大的创新价值。

　　用DNA研究历史，是属于学术研究中“去伪存真”的重要内容。DNA不会说谎，只有历史记载和文学创作会说谎。这种观点，在欧美国家，被称作“新历史主义”，即我们应该对历史记载进行适当的文学批判。持有类似观点的人，在我国被称作是“古史辨派”，最著名的代表人员当属顾颉刚和钱玄同，其中，顾颉刚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他认为，“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要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显然，引入基因研究这等自然科学方法，是一种必要和必须。正反方

　　□田闻之

　　引入新方法新技术研究历史人物，试图通过追踪溯源来印证或纠正历史事实，不失为一种有益的科学探索。然而，科学研究在学术探讨范畴可以驰骋想象，一到求证阶段则务必严谨，对外下结论更要慎之又慎。特别是像曹操这样家喻户晓的历史名人，身世一直成谜，学术界内外颇为关注。仅仅通过几年研究，连曹操墓真假与否都难以断定，贸贸然得出一个如此颠覆性的结论，并公之于众，未免太过轻率。更何况，DNA鉴定对于史学研究意义如何尚难确定，就言之凿凿、大力宣扬，这样的历史研究似乎走偏了方向。

　　近些年，除了各种新方法、新技术不断介入，还有些所谓的新角度、新解读也备受追捧，一股号称“还原历史真相”的风气盛行一时。或揪住一点不及其余，或乱扣帽子乱贴标签，陡然间，先贤先师、历史名人形象逆转，被“还原”得面目全非。不得不说，这样的“研究”看似丰富了历史，实质却有解构历史之嫌，以戏谑的方式误导公众、误导社会，很可能扭曲、污化我们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追求。

　　对历史人物的研究要更深入、更丰富，跨学科研究有跨学科的优势，但作为人文学科，史学研究还是应有所偏重。它不同于自然科学，其研究对象是建立在一定时代背景之上的。我们判断一个历史人物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并不只是血统因袭而更注重文化内涵的传承，不是纠结于生活琐碎而是宏观大视野。千百年来，历史人物被定义，往往是看他在历史上发挥了多大作用、作出多大贡献，如何在历史长河中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以及对于当代有何借鉴意义等等。至于是不是抱养，或者基因构成怎样，可能更多地还是给历史添加佐料，为百姓添加茶余饭后的故事而已。

　　尊重每个学科的研究规律，以严肃谨慎的态度做研究，带给社会更可信更丰富的历史，这是对公众负责，也才是对历史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