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索圆明园兽首的法律悬念

　　圆明园十二兽首铜像的估价一路飙升，文物背后牵动的民族情感就这样被嗅觉敏锐的拍卖场数字化。被估出了总价近2亿元人民币天价的鼠首和兔首，是否真的会在2009年2月23日“伊夫·圣罗兰与皮埃尔·贝杰珍藏”专场拍卖会上亮相，中国民间以法律方式追索海外文物的尝试，是否真的能以两件兽首作为起点，悬念只能由时间来解答。

　　刘洋的尝试

　　鼠首和兔首拍卖的消息，再次让律师刘洋成了风口浪尖的争议性人物。这名中年律师在海南执业近20年，2005年举家迁往北京。他是江苏人，少年时跟随父母落户新疆，大学念的是中文，1987年8月海南建省之后，只身跑去海南创业，原本做的是“经商梦”，却机缘巧合走上了律师路。业余时间里，刘洋并不是一个文物研究者，最大限度也只是一名“收藏爱好者”。他收藏的是古家具，在海口专门有一栋400多平方米的房子用来堆放。移居北京的时候，他把这一屋子的家具也打包运了过来，在高碑店古典家具一条街上租了个店面，也算给妻子找个打发时间的去处。

　　见到刘洋就是在他的店面里，虽然已经过了元宵节，可家人和伙计都还没赶回来，刘洋只好每天自己睡在店里看守门户。穿过层层叠叠的木家具，店面最尽头用玻璃隔出了一个2平方米左右的小空间，两个小书架上堆放着他的法律书，地上铺层被子，晚上就成了床。年前的时候，当家人和伙计都陆续离开北京，他一个人就是在这个简陋的空间里，为了兽首的事情，坚守到了大年初一，“等着事情能有好的进展”，“实在绷不住了，才买了火车票回新疆”。结果“春晚也没能看成，年也没能过好”。

　　说起来，刘洋算是“给自己找事”。2005年来北京之后，他一边寻找适合自己的律所，一边成立了一个“海外流失文物民族尊严、追索起诉办公室”，虽然机构名称很长，但固定成员只有他一个人。刘洋把这解释成中文系科班学生骨子里的一种文化意识，某种情结。最重要的是，他发现北京是一个人脉和信息都可以很丰富的地方，“我可以有意识地主动去结识很多相关的人，获得更多关于海外流失文物的信息”。他最初的想法，是“尝试着做一些关于流失文物的非法律工作”。为了能够看起来更正式，他给办公室设计的公函格式都是繁体字。他给许多文物单位发函，想了解流失文物的情况。他觉得这是起步的基础，“至少要先明白是怎么回事”。结果却是“做了许多无用功”。他也亲自去过一些地方的文物单位，可任他说得多么热情洋溢，任他如何表态自己可以不收取律师费，甚至倒贴路费，还是四处碰壁，有时甚至“连办公楼大门都进不去”。刘洋觉得，那些文物单位“视我为闯入者，不理解，天然地排斥”。

　　2006年，刘洋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法律追索文物的尝试。起因是他意外地从一位美国华侨那里得知了两颗龙门石窟佛首的下落。据说是一名住在美国的西班牙裔男子向洛杉矶中美收藏家协会透露，自己的先辈上世纪30年代在中国期间，以两块大洋的价钱，唆使洛阳市龙门镇当地农民，从当时无人看管的龙门石窟里掘取了两颗佛首，后辗转运到美国，并长时间扔在院落里。现在他要求对这两颗佛首的价值进行鉴定、估价，并委托有关机构出售。刘洋很兴奋，他说服中美收藏家协会的朋友为他作证，还通过私人关系在美国找私家侦探收集证据。可洛阳市文物局拒绝充当原告，龙门石窟方面自然也没有回应。他就像踢皮球一样被推来推去。

　　刘洋不想再干等下去，2006年6月18日向洛阳市中院提交诉状。其实就在递交诉状的那天，刘洋还是不肯死心，他让儿子在文物局门口守着，希望能“等到最后的转机”。结果还是一场空，他只能自己充当原告。这份特殊的诉状也让洛阳市中院很为难。刘洋记得，当时立案庭庭长跟他说，先把诉状留下，他们开会商量后再给答复。6月22日，刘洋再次去法院，得到答复，立案成功。可短暂的喜悦后，这案子却被漫长地搁置下来。圈里有朋友告诉他，法院专门开会讨论过，大部分人的意见都是此案“原告主体不适合”，会被驳回。但一直到今天，法院也没有给刘洋任何正式回复。

　　当年的诉状一度让刘洋成了风云人物，可等舆论冷下来，结果也让他发现，自己其实“无能为力”。那些法律上的构想还来不及落到技术层面的仔细推敲，就烟消云散了。不过他也没有放弃，2007年传出苏富比要拍卖马首的消息，他又跃跃欲试，主动和同样积极参与此事的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联系，想再走法律路径。不过因为何鸿燊的慷慨，事情迅速得到解决。刘洋的诉讼尝试再次被搁置。

　　一路飙升的估价

　　“伊夫·圣罗兰与皮埃尔·贝杰珍藏”专场拍卖会上将出现圆明园鼠首和兔首的消息，其实早在2008年9月就传了出来。当年10月拍品在纽约的预展上，兽首也赫然在列。中华抢救海外流失文物专项基金会副总干事牛宪锋告诉本刊记者，当时为了弄清楚真假，还请纽约的朋友帮忙“从预展会场偷偷拍了几张照片出来”。

　　把这两件兽首作为拍品的藏品主人是“皮埃尔·贝杰－伊夫·圣罗兰基金会”主席皮埃尔·贝杰，他也是法国著名时装设计师伊夫·圣罗兰的生活及生意伙伴。

　　十二兽首铜像原本是圆明园海晏堂前的“水力钟”，海晏堂是西洋楼景区最大的一处园林景观，由郎世宁、蒋友仁、王致成等欧洲传教士设计监造，乾隆二十四年(1759)基本建成。海晏堂正楼朝西，门前左右有弧形叠落式石阶数十级，环抱楼下喷水池。池东高耸一尊巨形石雕贝壳形蕃花，池左右呈八字形排列着十二生肖人身兽头青铜雕像。每个时辰由相应的生肖依次喷水，正午时分一起喷水，俗称“水力钟”。1860年，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十二生肖铜像自此流失海外。其中鼠首与兔首被法国人收藏，猪首被美国人收藏，牛、虎、马、猴首陆续经由拍卖途径回到台湾地区私人收藏家手中，龙、蛇、羊、鸡、狗首一直下落不明。

　　圆明园兽首的回归，从2000年开始成为一个话题。当年佳士得和苏富比分别把圆明园猴首、牛首和虎首作为春拍拍品。2000年4月20日，中国国家文物局正式致函两拍卖行，要求他们“能够明智地停止在香港公开拍卖这些被非法掠夺的中国珍贵文物”，并举行新闻发布会明确表示，这些铜像的法律性质是“战争期间被掠夺的文物”。香港舆论界也普遍认为，这些文物见证了中国屈辱的历史，拍卖行的行为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尊严。但这些都未能阻止拍卖会如期举行。

　　4月30日16时30分，佳士得2000年春拍“清朝宫廷艺术品拍卖专场”在香港金钟万豪酒店开始。当时作为保利集团代表前往香港竞拍的易苏昊向本刊记者回忆，就在猴首和牛首即将登场的时候，会场发生骚乱，有人手举高音喇叭在大声抗议，示威者与保安厮打起来，整个会场乱成一团。会场外也聚集了一大批抗议的香港市民，还有人用脑袋从外面撞门，高喊着“停止拍卖贼赃，立即归还国宝”，拍卖被迫暂停半小时。易苏昊此行原本是为了拍得郎世宁的一幅画《萍野秋鸣》，但未能如愿。就在拍卖会暂停的这30分钟内，他和保利公司高层进行了沟通，决定拍回圆明园国宝，至于价钱，易苏昊说：“高层表态，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17时10分，拍卖重新开始。以200万港币起拍的猴首铜像在竞价到400万港元时，买家们纷纷告退，参与竞拍的只剩下易苏昊与一位通过电话竞拍的神秘人物。第25次竞价后，价格升至740万港元，易苏昊胜出。随后的牛首铜像也是200万港元起拍，被易苏昊以700万港元的价格拍得。

　　在3天后5月2日的苏富比春拍上，虎首的底价升至320万港元，易苏昊同样代表保利竞拍，以1400万港币胜出。易苏昊回忆说：“当时的心理压力实在是太重了……毕竟这是一件很复杂的事，各方面的因素交织在一起，有人甚至还提出反对。但当时既然决定让我来做这件事，我就只有一个念头，把它拿回北京，拿回故乡，别的都是次要的。当保利公司最终将它们拍回时，整个竞拍现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许多人眼里含着泪花，连在场的外国人也站起来鼓掌。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多么完满的结局。”

　　三件兽首铜像最后的成交价共3300万港币。易苏昊也不止一次地被记者追问，当时是否不管价位多高，都志在必得？他说，当时还是有一个心理价位的，用超过底价一至两倍来拍得，对一个真正的收藏家来说，是很正常的。更何况，“这表现了一种中国人抢救中国文化的决心”。易苏昊反问：“中国人民的情结难道能用钱来衡量吗？”在文化部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副主任赵榆看来，2000年首批三件兽首回归有其特殊性，“其‘身价’还包含了爱国的感情价值”，“从文物本身的角度看，这个价格已经到了上限”。

　　可到了2007年，圆明园马首出现在10月9日的苏富比秋拍时，估价已经高达6000万元。在各方抗议和斡旋下，这次马首终于没有出现在拍卖场上，因为9月19日，何鸿燊以6910万港元的成交价购回马首铜像，并捐赠给国家。而现在，鼠首和兔首的估价，在皮埃尔·贝杰的个人拍卖行和佳士得的共同运作下，再创新高，分别为800万至1000万欧元。对于这个离谱的价格，赵榆认为“兽首的价格应回归文物本身的价值”，“应根据它的历史、科技及艺术价值衡量它的经济价值”。可在精明的拍卖场上，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对于海外流失文物的重视，文物背后蕴涵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热情，显然已经成为各种竞价把戏求之不得的操控砝码。

　　一波三折的变局

　　鼠首和兔首的露面，重新点燃了刘洋的激情。当他的诉讼想法再次被媒体传播后，意外地接到了一个陌生的法国华侨的电话，对他表示钦佩和支持，并建议他组一个律师团。“这个想法一下子点拨了我。”刘洋觉得，其实当他走出第一步之后，慢慢地就开始有各种力量汇拢过来，推着他往前继续走。

　　刘洋通过博客发表了他热情洋溢的起诉书，希望组建律师团队。他也很期待地每天去查看点击率，当点击率到了2万的时候，终于出现了第一名主动和他联系的律师。接了一些电话之后，刘洋突然意识到自己还可以主动出击，于是又自己在网上搜索寻找伙伴。他有一个写得密密麻麻的小通讯本，上面也有不少被划掉的电话，那些都是拒绝的。被拒绝多了，刘洋也慢慢找到了规律，“如果一接电话就表示原意参与的，基本都没问题，而那些表示要考虑，让我先寄材料的，多半没戏”。就这样，在2009年1月17日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这个通过网络和电话组建的律师团队成员已经超过60名。

　　牛宪锋一直关注着刘洋的行动，海外文物追索的圈子其实不大，在民间组织方面，目前只有中华抢救海外流失文物专项基金会。牛宪锋当然知道刘洋，也认同他的热情，只是回到具体的技术操作层面，两人还是分歧严重，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不过牛宪锋觉得，有一个原意扛起大旗的人总是好事，先把舆论声势造出来再说，这样才可能争取更多的谈判空间。1月17日新闻发布会的时候，牛宪锋也去了，同去的还有圆明园管理处的几名工作人员。可是热情洋溢的只有刘洋一个人，牛宪锋和基金会的同事还是觉得心里没底。牛宪锋也发现刘洋面临着和洛阳龙门石窟诉讼一样的问题——缺少合适的原告。

　　这个刘洋也知道，他试图说服圆明园管理处，但对方也给了明确答复，“自己级别太低，不能做主”，建议他找国家文物局批示。他希望基金会能出面，但却又无法从法律的技术层面说服牛宪锋和他的同事。这场新闻发布会，其实开得也让他有些憋气。他甚至觉得，有些人是故意来给他拆台的。但不管情绪如何，原告问题必须解决。新闻发布会后他也有一些意外收获，有一些社团组织主动跟他联系，但并不算合适，其中有一个就是在香港注册的“全球爱新觉罗家族宗亲会”，现任会长叫州迪，持香港身份证，目前定居广州。

　　州迪在2005年的时候也曾经是个新闻人物，因为他经常以黄袍马褂长辫的扮相出现在广州街头，言谈举止都异于常人。他自称是多尔衮的后裔，甚至还在“春运”高峰的时候跑到广州火车站办公室静坐，要求以皇室的身份获得车票。虽然他的身份受到了广泛质疑，但他高调坚持可以比对DNA，只是没有人能找出多尔衮的DNA来和他一辨真伪。特立独行的州迪在电话中向刘洋承诺，如果能追索回来国宝，一定捐献给国家。州迪的出现并没有让刘洋格外欣喜，他觉得这个社团作为原告，还是有些牵强。只好在1月23日的时候，又通过博客在网上发文章，寻找原告。可他的热情还是无法打动心目中理想的原告主体。时间一天天过去，刘洋终于还是绷不住了。大年初三，刘洋在从新疆返回北京的列车上终于下定决心，给州迪打电话愿意接受他的授权，让他成为这场诉讼的原告。至于州迪，虽然经历了等待，热情倒也没有受挫，还是欣然答应。

　　文物诉讼其实是个复杂的事情，走一步看一步的刘洋也越来越发现了这一点，他的团队中出现了一些更专业的人员，有留学法国的律师，也有在法国的访问学者，为他提供了语言和资讯上的更多帮助。比如留学法国的律师告诉他，如果外国人想在法国打民事官司，必须视立案标的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以2亿元计算，两件兽首的保证金就是40万元，而这不过是以后必须陆续支出的庞大费用中的一笔。说起来刘洋自己也有些唏嘘，他觉得自己做律师这么多年，也算有些傲气，没这么求过人，四处告借。2月1日，他通过快递拿到了州迪的委托书，但钱还没有着落。刘洋苦笑：“在40万元来之前，我其实非常愤怒，那时候就有新闻说我们会草草收场，网友跟帖说我们炒作，我们炒作什么了？律师团那么多人，他们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出现过。”

　　最后还是深圳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朋友给他提供了40万元。2月9日，在给佳士得和皮埃尔·贝杰发去了律师函后，刘洋意外地发现，团队中的公关顾问擅自把给对方撤拍的最后时限改成了3天。这让他有些担心，前期的很多准备工作其实并没有完全到位。意外的是，2月11日上午，也是约定采访的这天早上，刘洋突然接到了电话，有朋友告诉他，海外媒体已经发布了消息，说佳士得迫于中国舆论的压力，决定将两件兽首撤拍，改成私下交易，待价而沽。这电话让刘洋很兴奋，他觉得舆论攻势和自己的律师函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他也欣喜地不断在电话中转告其他的朋友，那的确是一种真诚的和物质无关的理想主义的喜悦。

　　可事情急转直下，2月13日，佳士得向求证的各媒体发布声明，撤拍属于不实传闻。而藏品主人皮埃尔·贝杰始终没有正面应对公众。刘洋的情绪当然被极大地拨动了，作为律师，他很清楚，没有稳赢的官司，但如此努力把事情推向法律层面，他希望至少可以做到一点，就是阻止兽首拍卖。在这一点上，研究者们都与他持相同观点，海外流失文物的公开拍卖，等于二次掠夺。牛宪锋和基金会的同事也在这一点上与刘洋达成一致，“一定要反对拍卖”，“先阻止拍卖，至于回归的方式，可以再从长计议”。

　　刘洋打算亲自飞赴法国，使馆方面也与他取得了联系，可临时却发现护照已经过期两个月，只好买了2月15日晚上回海南的机票，赶着去处理护照问题。但法国方面愿意参与这场公益诉讼的执业律师已经出现，据说将在2月16日在法国提交诉状，申请禁制令。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刘洋说，他绝对不会轻易放弃。

　　法律的困惑

　　已经出现的7件兽首铜像中，除去鼠首和兔首，目前唯一没有拍卖公司介入，而是以公益方式回归的只有猪首铜像。2003年初，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在美国寻访到猪首铜像的下落。经过努力争取，美国收藏家同意将猪首铜像转让给该专项基金。牛宪锋记得，在2000年3件兽首就已经拍出了3300万港元之后，兽首的估价已经大大提升，但经过他们的斡旋和运作，猪首回归是一件非常成功的事情，“总共才花了85万美元，不到600万港元”。这笔钱同样来自何鸿燊。

　　这些圆明园兽首也被视为中国文物流失的一个缩影——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因战争、劫掠、盗凿、不正当贸易等原因，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海外，这些流失文物大多数散落民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则是另一个数字：在47个国家的200多家博物馆中有中国文物164万件，而民间藏中国文物是馆藏数量的10倍之多。

　　海外流失文物被更具体的界定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因为战争、劫掠、盗凿等各种原因流失海外的文物。我国追讨海外流失的文物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叫回购，就是自己花钱买回来；第二种是回赠，就是爱国人士花钱买回来再赠送给国家，但花的也算是自家人的钱；第三种就是通过外交或者民间组织的沟通协调，把文物给要回来。但是要实现这三条都非常难，因为这些文物数量庞大，如果仅仅依靠回购，需要的是不可想象的庞大资金，至于回赠，也是可遇不可求。所以牛宪锋和基金会的同事们也考虑过通过法律追索的方式。

　　既然选择打官司，单凭爱国热情和一腔热血当然不够。遗憾的是，尽管文物追索几年前就引起各方关注，却一直没有人列出跨国法律追索的有效途径，甚至很少有人据此发表学术文章。事实上，通过诉讼跨国追索文物，在法学领域也是一个边缘议题。在国内，法学学科一向以部门法为界，如民法、刑法、行政法，很少有人进行交叉学科的研究。而跨国提起文物诉讼，却涉及国际公法、国际私法、文物保护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多个领域。一般说，国际法学者多只熟悉国际公约或国际组织，很少有人精通国内法上的诉讼技巧。国际公约固然可以作为参考依据，但真要打起官司，靠的还是各国国内法。至于民法学者，他们的研究领域也是各有侧重，即便有人熟悉在国内怎么打官司，但一旦出国诉讼，涉及的多是其他国家的法律，如果是在英美国家，连打官司都会是与国内完全迥异的一套程序。因此，尽管有人解读了国际法上的文物保护公约，有人提到了民法上的善意取得或诉讼时效，但到底该由谁作为原告起诉，事先如何进行财产或证据保全，原告如何举证，判决后如何执行，这些问题始终没有人认真研究过，或者给出一个权威合理的结论。

　　牛宪锋说，基金会也通过自己的法律顾问和国外的专业律师接触过，发现文物官司很难打，“法律技术层面的问题解决不了”，最后也就只能观望。可刘洋刚好相反，在他看来，只要能够坚持一步步走下去，法律技术层面的问题总可以慢慢解决，而如果不做，只是空对空的讨论，只会全部都自我消解了。不过刘洋自己也承认，进入这个领域后，才深刻感受到“法律上的相关研究几乎是空白”。但不管怎样，在混乱和焦灼中，虽然他的律师函除了激情之外并不能从专业角度得到更多的认同，但刘洋始终没有放弃法律这条需要有人尝试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