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记者范昕)2014年元旦，连日来广受关注的拍卖本苏轼《功甫帖》真伪之争有了新进展：上海博物馆书画部3位研究馆员单国霖、钟银兰、凌利中关于《功甫帖》的学术研究报告正式发布，刊登在《中国文物报·收藏鉴赏周刊》新年第一期上，共两篇，总计1.4万余字，另有大量配图印证。　　对于拍卖本苏轼《功甫帖》，两篇文章虽然均持质疑态度，但也均表明学术探讨的性质：“本着求真的态度探讨它的历史真貌”、“对于两帖钩摹本制作的具体时间，目前可能存在不同看法，笔者的深入研究也在持续进行”。

　　单国霖发表题为《苏轼〈功甫帖〉辨析》一文，对《功甫帖》的质疑由该帖书法本体的气韵不畅开始，进而至翁方纲题跋书体与其传世真迹相距甚远。对于不少人质疑的“为何张珩、徐邦达等老一辈鉴定专家将《功甫帖》录入书中、判为真迹”，单国霖也给出自己的解释。他指出，张珩在1940年2月4日的日记中明言自己看到的是影本，而上世纪40年代影本应是珂罗版之类的印刷品，印制没有现代印刷那样精致到可以纤毫毕现，《功甫帖》在形体上和苏体又十分相合，张先生认为“真而佳”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张珩以后的《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里，不知出于何因，没有载录《功甫帖》。徐邦达在《古书画过眼要录》中没有明言自己是否看到过《功甫帖》原迹，但记此帖为第二帖，似是从《书画鉴影》书中录来的，而“极为神采”的评语也可能是看到影本后的印象。

　　钟银兰、凌利中则联合发表题为《“从法帖中双钩”—谈〈刘锡敕〉〈功甫帖〉墨迹的钩摹性质》一文，认为《功甫帖》墨迹本以双钩轮廓为基础，与百年前就在一起、民国时又同为许汉卿旧藏的《刘锡敕》伪本钩摹性质如出一辙。

　　这篇文章特别指出，钩摹自晚清《安素轩石刻》的《功甫帖》墨迹本廓填时分别采用了钩填、摹写、杂以己意等多种手法，比如“墨迹本”中“苏”字末笔收尾透露了钩摹者对刻石特有手法的不解、“墨迹本”中“议”字长撇等泄露了作伪者摹写时的参以己意与漫不经心。这些都造成了与“拓本”若即若离的令人费解的现象。钟银兰、凌利中认为，即便相同的依样画葫芦，《功甫帖》“墨迹本”作伪者的“双钩廓填”技巧，与忠实于《诒晋斋摹古帖》的《刘锡敕》钩摹本相较，差距十分明显，用元人陈方“用墨不精，如小儿描朱耳”之评来形容，似乎也是颇为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