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甫帖》前传

　　2013年末，一幅只有9个字的字帖引发一场争议。从去年吵到了今年；被定性为民间收藏对抗官方鉴定；顺利从艺术圈小众话题晋级为公共领域争论焦点。

　　该帖即为《功甫帖》，长挂轴，九个墨字，是苏轼写给友人郭祥正(字功甫)的告别信。

　　武侠小说中，常见世外高手广下请帖，邀一众江湖元老出山比试：赢了，从此扬名立万；输了，就此归隐山林。

　　争论至此，疑点重重。《功甫帖》虽不是功夫帖，但也已像试金石。

　　本报记者 赵妍 发自上海

　　回顾：《功甫帖》争论始末

　　2013年9月，中国大陆藏家刘益谦斥资822.9万美元(约合5037万元人民币)从纽约苏富比秋拍中拍得苏轼《功甫帖》。业内甚至热议，海外回流文物的税收政策或因此而转向利好。

　　12月21日，上海博物馆(以下简称“上博”)的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三位专家公开质疑《功甫帖》系伪作，认为此帖为“道光四年(1820)至同治十年(1871)之间”以“双钩廓填”制成的“伪本”。

　　12月22日，苏富比发布声明坚持《功甫帖》为宋代诗人苏东坡的作品，称至今没有接到近日媒体上所提到声称此件作品为伪作的所谓报告，并保留对此事件的所有法律权利。

　　12月23日，刘益谦发布声明“三谢上博”，被解读为是一份“高级黑”的声明。

　　12月26日，刘益谦再度发表文章“我的困惑和求教”。求教如“报告为何在大众媒体发布而不是学术刊物？”“为何拍卖这么久才提出是伪作？”“为何张葱玉、徐邦达断定为真？”声明中还提到了上博的“历史伤疤”。

　　2014年1月1日，上博单国霖、钟银兰、凌利中在《中国文物报》发表两篇学术报告，详解《功甫帖》为何并非真迹。

　　1月2日中午，刘益谦针锋相对发表第三篇声明，名为“回归学术，回归理性”，认为《中国文物报》刊登的“研究成果”是以上博三位研究员个人名义发表的，且两篇文章观点不尽相同、内容互相矛盾。

　　1月3日，苏富比再次坚持《功甫帖》是苏轼的真迹，并称将于十天内作出正式回应，同时保留所有法律追究权利。

　　焦点：不只真伪是关键

　　这场有关《功甫帖》的争论，是上博选择主动出击的结果。

　　2013年9月，刘益谦拍下《功甫帖》；2013年12月，该帖抵达上海；12月21日，上博三位专家选择在《新民晚报》上公开质疑《功甫帖》系伪作。

　　“据我所知，上海博物馆这一次是主动向《新民晚报》和《东方早报(博客，微博)》爆料的。”一位上海本地收藏拍卖类的跑线记者向时代周报记者称。

　　“《新民晚报》的报道主文，实际摘选自其中一位研究员的文章”，该人士称，上海博物馆的研究员们一向“谨慎”。“平时即便有采访上门求教，他们也不愿意出来说话、不接受采访的。”

　　《东方早报》的一位工作人员也向时代周报记者确认了上博这次“反常”的主动：“《新民晚报》他们发新闻，我们想在周末发全文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个集团，所以事先有过默契。后来他们新闻发出来之后有变化，全文要先发《中国文物报》，所以我们就比文物报晚一天发。”

　　对上博此次主动爆料，上海媒体视作是“净化收藏环境、规范拍卖市场、唤醒专业人士良知”。

　　对普通人而言，想要真正看懂上博三位研究员长达1.4万余字的研究报告，并非易事。三位研究员认为《功甫帖》伪本钩摹自晚清鲍漱芳辑刻的《安素轩石刻》—报告中，单单“双钩廓填”这一项频频出现的关键性专有名词，已足够普通看客头晕脑涨，更别提如下详细说明：

　　“此件《功甫帖》拍品中，如两"奉"字共计十横的起止，"谨"字言旁、"轼"字钩挑等，显得单薄枯梗，用笔以偏锋为主，失却苏书凝重饱满、沉着稳健特质。并且，原本属于石刻拓本中非人工自然书写而产生的石花、斑点、圭角、棱角状，以及石刻中不甚自然的牵丝、飞白、散毫、枯笔等运笔与笔触，均出现在此件《功甫帖》中。”

　　但藏家刘益谦的三次声明没人看不懂。

　　刘益谦前后三次声明，越来越趋向与上海博物馆“争锋相对”。在其第二次声明《我的困扰与求救》中，刘益谦更指出，“日前，有"知情人士"爆料，此帖早年曾出现在上博，后又由上博流出。这一复杂的来由，与上博官方的这次匆匆表态有无关联？作为国家的公共文化机构，或许上海博物馆有说明原因、以正视听的义务吧？”

　　欲说还休的“知情人士”，犹抱琵琶的“爆料”，至此，抛开真伪不论，刘益谦丢出了另一个关键性问题：《功甫帖》原先来自国内何处？又为何到了美国？它究竟有没有在上博停留过？如果是，《功甫帖》是怎样流到上博的？又是如何离开上博的？怎么出境的？其中是否有人或机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面对如此叫板，20141月1日，上博在《中国文物报》发表署名单国霖、钟银兰、凌利中三位研究馆员两篇长达一万四千余字的研究文章，除回应广受关注的苏轼《功甫帖》真伪之争，文中也明确提到了《功甫帖》的部分流传过程：

　　“《功甫帖》墨迹，纸本，纵27.9厘米，横9.5厘米，书“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九字。原与《刘锡敕》伪本以及米芾真迹合册，亦属李佐贤《书画鉴影》中《苏米翰札合册》之一，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包括米芾《道祖帖》《章侯帖》等在内的《苏米翰札合册》中各札，亦为许汉卿同时购得。

　　许汉卿旧藏《功甫帖》墨迹现改为轴，据本轴许氏自跋，知应为其于1954年重裱所为。重装时，其情形与手法犹如《刘锡敕》伪本，许氏也另行增添了其从英和后裔处所获的翁方纲《钩摹功甫帖》油笺本，以及款署“翁方纲”题跋，连同许氏本人题署，共计四页，合裱成一轴。”

　　这跟书画鉴定家马成名的叙述吻合。“1998年，我在海外曾受私人委托，前往博物馆观看许汉卿之收藏。其时此李佐贤在《书画鉴影》中称为《苏米翰札合册》之册页已经有改装。米芾《道祖帖》与苏轼《刘锡敕帖》已合装成一手卷。而米芾《章候茂异帖》则仍为册页片，但不见此苏轼《功甫帖》。前人对此二行九字苏东坡书法称赞有加，如今不见踪影，我始终耿耿于怀，梦寐一见。月前得知此帖现世，不胜向往。今见此帖，细查纸墨皆佳，书法敦厚肥重，无怪前人推崇至极。从裱工装潢看应是许氏改装成轴。”2013年7月，马成名曾撰一文，名为《心仪已久之北宋苏轼功甫帖》。

　　据马成名考证，民国年间，这一合册被天津银行家许汉卿收藏，4幅作品均经过重新装裱，其中这幅《功甫帖》何时从许汉卿手中流出不得而知，而余下部分则由许汉卿之子许允恭在2001年无偿捐赠给上博。

　　疑问：上博曾藏《功甫帖》？

　　马成名，主持佳士得拍卖行书画部近30年，熟悉许汉卿旧藏。2011年秋季，佳士得还曾推出过“许汉卿珍藏”私人专场。用一位上海收藏界资深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描绘的话来说，“许家的收藏，马成名都知道”。

　　虽马成名远居纽约，时代周报记者仍成功致电了马先生。对于“《功甫帖》在许汉卿之后究竟如何流传”的询问，马成名回答说：“这件事现在是苏富比在做，我不方便接受相关的采访。我的确知道《功甫帖》在许汉卿之后的流传过程，但我觉得这件事应该由上博站出来说明。你应该去问上博：《功甫帖》是如何到了上博？又如何从上博流出？”

　　《功甫帖》究竟有没有在上博保存过？ 其实早在22年前就已有人回答了。

　　“其中苏书《功甫帖》、米芾书《恶札帖》，现藏上海博物馆，皆真迹无疑。”书画鉴定大家徐邦达先生或许没有想到，他在《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02期的这段描述，会2014年的这场《功甫帖》之争的关键节点。

　　在1992年02期的《故宫博物院院刊》中，徐邦达先生撰写了《苏轼一页》一文，文中提到，“宋神宗朝以来，台阁诸学士、舍人，颇多学苏体，凡流传制草，略似东坡书的，后世便附会以为东坡手迹。曾见赐《宣德郎刘锡勒草》一通，在《苏米翰札》合册中，见之《书画鉴影》卷一O，闻今已分拆。其中苏书《功甫帖》、米芾书《恶札帖》，现藏上海博物馆，皆真迹无疑”。

　　对《功甫帖》的流传拆分过程，徐邦达先生的描述和上博在新年元旦所作出的研究报告如出一辙—唯一不同的是，徐先生提到了《功甫帖》的下落，“现藏上海博物馆”。

　　1月6日，时代周报记者致电上海博物馆办公室，该馆总机将记者电话转接“媒体接待”线。以下为通话过程实录：

　　时代周报：请问，据网上爆料(有扫描件为证)，1992年2月，徐邦达先生曾在《故宫博物院院刊》发表文章，称《功甫帖》藏于上海博物馆。此事是否属实？

　　上海博物馆：你看过原文吗？徐邦达文章里写的是“闻”，也就是“听说”。你到底有没有看过原文？

　　时代周报：无论徐先生是“看见”还是“听说”，但对上博来说，《功甫帖》是否曾藏在上博就是一个简单的“是”或者“不是”的问题。请回答，是还是不是？

　　上海博物馆：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你。我们博物馆现在对这个事情不做回应。

　　随后，该人士以“有另外一个电话进来”为由匆匆挂断了电话，并始终拒绝透露姓名。

　　溯源：“文革”抄家之物？

　　12月23日，《新民晚报》发表一“匿名人士”报料：“上世纪80年代曾有人研究过一件"文革"抄家得来的《功甫帖》，经过研究考证，发现是赝品，于是退回物主。”

　　该文表述并未直接指明研究者与上博之间的关联，但有关《功甫帖》为"文革"抄家之物”一说由此引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上海收藏界资深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讲述了另一个更为详细的传说版本：

　　“据说，《功甫帖》原本是"文革"的抄家物资。按当时政策，抄家物资经文管会专家组(即上博专家组人员)筛选，合格的文物即没收了，收归国有；不合格的就发回物主。那件《功甫帖》就是一件当时被文管会专家组鉴定后认为不合格的"老冲头"，按国家政策发还物主了，后来流散到了美国。上海博物馆属于官方机构，一般是不会去参与民间买卖这等闲事的。这次高调表态，明显是为了肯定当年上博对《功甫帖》的鉴定结论，因为此事关系重大，当事人所担责任不小。”

　　但另一方面，年逾七旬的《文汇报》前高级记者、收藏家郑重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他曾私下里问过上博的相关工作人员：“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当年的退还文物清单里并没有《功甫帖》的记录？”而那位上博人士也佐证说，“没有见过这件东西”。

　　《功甫帖》是否为"文革"抄家之物”？尚无定论。但在上博历史上，对“文革”期间被抄的古物古籍，“经人把关后没有悉数发还”的情况，则多有发生、确有记载。

　　郑重曾写过一文，讲述刘靖基给上博捐献古书画的故事。刘靖基在解放前做实业，是纺织公司经理，解放后最早拥护公私合营，晚年曾任上海人大副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全国工商联名誉副主席。当年，刘靖基得庞虚斋旧藏，鼎盛时共有古代书画藏品4000余件。面对1966年夏季突如其来的抄家，被勒令站立在书画桌上的刘靖基，打着哆嗦跟上海博物馆联系，要求按他提前写的“捐献申请”，派人来拉东西。

　　“文革”结束后，退还抄家文物，上海博物馆兜了几个圈子，末了，将经过认真研究挑选的42件宋元明清书画精品的目录送来，刘靖基一下愣住了：“这太厉害了，你们是在挖我的眼珠啊！”刘靖基最终服软，依照送来目录捐出整整40件。

　　已故的上海博物馆前馆长马承源也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自从1952年上博建馆以来，调来发给上博的藏品极少，大多数藏品都来自于民间捐赠和文物市场的征集。如果没有民间捐赠，就没有今天的上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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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苦”的刘益谦

　　在收藏拍卖界，刘益谦所承受的“痛苦”，远在拍下《功甫帖》前就已开始。

　　无论买还是卖，刘益谦引起专家审视并不是第一次。2011年，中国嘉德在北京举行一场拍卖会，刘益谦以6540万美元价格卖出一幅齐白石的《松柏高立图》，但在一名艺术品批评家公开声称这幅画是伪作之后，中标者至今未支付价款。

　　好在，刘益谦的此次“痛苦”，有人分担。主持《功甫帖》拍卖的，是纽约苏富比中国古代书画部主管张荣德，属于新任。张先生原是朵云轩字画部收购员，上世纪80年代去了日本，成为自由画商。后日本经济滑坡，张荣德再回朵云轩，短期任职拍卖部经理。后因老东家未能兑现承诺的四十万年薪金，张荣德再次离职。

　　2005年，刘益谦发起成立上海道明拍卖公司，出任总经理的，正是张荣德。张荣德后被苏富比拍卖行物色，任中国书画部经理。《功甫帖》现身的那一场秋拍，正是张荣德上任后的首场拍卖。有人戏称，“刘益谦这次掼下大把银子，就是专为张荣德捧场来的”—苏富比对《功甫帖》原本估价只有区区30万美元。

　　作为中国最知名的艺术品藏家之一，刘益谦的个人财富积累自金融领域。2013年，“新财富中国富豪榜”上，刘益谦以170亿排名第三十名。在成为一名艺术爱好者之前，刘益谦曾有“中国巴菲特、法人股大王、增发股大王、草根富豪、资本猎豹”等一系列别号。他是新理益集团、天茂集团(000627,股吧)、国华人寿的董事长，坐拥15家上市公司共2.5亿法人股。2012年，刘益谦的私人美术馆“龙美术馆”第一家分馆在上海浦东区开馆，展出了由他收购的部分藏品；第二家分馆目前正在建设之中，位于黄浦江畔的西外滩文化区，《功甫帖》计划用于该分馆开幕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