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买家刘益谦从纽约苏富比购得苏轼《功甫帖》。三个月后，上海博物馆的专家对该帖发出质疑，指《功甫帖》是清代钩摹本，并于2014年元旦发表了两篇论文，其中钟银兰、凌利中两位研究员的论文(下称钟凌论文)，指出《功甫帖》乃从道光年间碑刻法帖《安素轩石刻》中双钩摹得。小子作为一名业余书法爱好者，对《功甫帖》的论争颇为关注，但认真拜读上博两位专家的文章之余，对文中若干观点却有些想法，想求教于诸位先生前辈，望先生们不吝赐教。　　一、《功甫帖》是否即为安岐《墨缘汇观》中所著录的那件？

　　安歧(1683—1745?)是清初的大收藏家，收藏之富，甲于海内，王翚在《云山竞秀图》后写道：“麓村先生主盟风雅，深志翰墨，鉴别品题，尤为海内所推重。”安歧对其寓目之法书名绘必认真记录，晚年将其积累数十年之书画札记拣选编次为《墨缘汇观》。

　　查《墨缘汇观》中著录《功甫帖》为“牙色纸本。行书二行共九字，书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前后半钤四印。其数字甚佳。”

　　如果去掉此件《功甫帖》上安岐之后的藏印，如图1所示，图上文字前后即半钤四印，与著录相合。

图1《功甫帖》在安岐收藏之前的面貌

　　另外，帖上钤有安岐收藏印“安仪周家珍藏”，判断这方印的真伪对《功甫帖》的断代极为重要。诚如徐邦达先生所说，“书画上作者和收藏者钤用印章，是作为征信之用的，因此也和题识一样，可以依靠它来辨真伪、断时代”。(《徐邦达集》一，故宫博物院编，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10月，第38页)。

　　安岐是大收藏家，其藏品在他之后多进入清宫，保存完好，所以他的收藏印鉴资料众多，我们轻易的就能找到许多参照物(如图2)，其中苏轼《覆盆子帖》与《功甫帖》同为安岐收藏，同样著录在《墨缘汇观》中。与诸印相比对，《功甫帖》上这方印同样印色鲜明，印痕清晰，所有特征均能一一对上，所以安岐的收藏印准确无误，此件《功甫帖》即是安岐旧藏。既是安岐旧藏，我们保守的说，《功甫帖》的年代就不可能晚过清初。

图2安岐藏印对比

　　二、从历代收藏、寓目者的角度出发，《功甫帖》非道光伪本。

　　钟凌论文中明确指出：“《功甫帖》……，原与《刘锡敕》伪本以及米芾真迹合册，亦属李佐贤《书画鉴影》中《苏米翰札合册》之一，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包括米芾《道祖帖》《章侯帖》等在内的《苏米翰札合册》中各札，亦为许汉卿同时购得。”

　　根据李佐贤《书画鉴影》记载，他寓目的《功甫帖》是与苏轼《刘锡敕》、米芾《道祖帖》《章侯帖》合装于《苏米翰札合册》中，后有陈望囗、李寿朋题跋。

　　这与张珩日记中的记录相符，“(韩)慎先北平诒书，寄示东坡《功甫帖》、元章《章侯茂异帖》、《道祖帖》，又陈俊卿、李寿朋二札子影本，索价二万元。中间《功甫》、《章侯》二帖最佳，《道祖帖》真而不精，又破损太甚。《功甫帖》才九字，若与《太简》为匹，则真属双璧矣。”(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年出版《张珩日记》第130页，1940年2月4日)。也就是1940年初，《苏米翰札合册》流转到了韩慎先手里，1942年为许汉卿购得。

　　李佐贤(1807-1876)，不仅是清代颇有影响力的古钱币学家、金石学家、收藏家、诗人，而且是著名的书画鉴赏家。

　　韩慎先(1897-1962)，著名书画鉴定专家，是新中国早期书画鉴定权威之一，与张珩、谢稚柳一起参加了第一次全国书画巡回鉴定，曾任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副馆长。

　　问题就出现在这里，《安素轩石刻》刻成于1824年，如果《功甫帖》真是根据《安素轩石刻》勾摹，那么制作时间要比1824年更晚，这与李佐贤相去不过几十年，与韩慎先也差不过百年，就好比我们现在看一幅八百多年前的书法作品，难道时代气息一点都看不出来吗，更何况这二位鉴定大家？!

　　而且，徐邦达先生在其所著的《古书画过眼要录—晋隋唐五代书法》一书以及1992年2月在《故宫博物院院刊》发表的文章中都肯定《功甫帖》为真迹。

　　当然，即便是专家，谁都有可能看错，可是，如果帖是新仿的，这几位赫赫有名的书画鉴定家，纷纷把一个一百多年的东西，都看成了近一千年的“真迹”，这种几率能有多少？

　　三、比较《功甫帖》拓本、墨迹本与“翁方纲”摹本的区别。

图3 左为墨迹本，右为“翁方纲”摹本

　　在许汉卿的题跋里谈到“翁方纲”的摹本是从英和(清朝大臣、书法家)后裔处买来，可以认为与《安素轩石刻》的年代相仿。如果认为墨迹本也是双钩摹本，那或许时间还在翁氏摹本之后，而现在两本之间新旧现象判若鸿泥(见图3)，这又作何解释？

　　钟凌论文认为“‘拓本’中非人工自然书写而莫名产生的石花、斑点、圭角、棱角状，以及石刻中不甚自然的牵丝、飞白、散毫、枯笔等运笔与笔触，出现在‘墨迹本’中。”

　　事实上，书法写出金石味道当是晚清碑学大兴之后的事，写出“石花、斑点、圭角”等等恐非墨迹本的书写者所能想到。对于《功甫帖》中笔法的一些瑕疵，如果作些联想，当是书写者行笔迟疑僵硬的笔病所致。

图4 左为《安素轩石刻》拓本，右为墨迹本

　　另外，对于帖上的“图籍”半印，墨迹本上的字迹比拓本要隐晦的多(见图4)，仔细辨识之下，当是古“图”字(见图5)，其意高古，与明清印鉴中常见的字形(见图6)不同，非一般作伪者行径。如果说墨迹本摹自《安素轩石刻》，那拓本上除掉安仪周的印章只有两方“半印”，而墨迹本有四方“半印”，这足以证明《功甫帖》不是摹仿石刻本。

图5 “图”字篆法

图6明清印鉴中“图”字举例

　　四、骑缝印“世家”是“二字长方形印”的说法并不准确。

　　在钟凌论文中提到“世家”这方印(见图7)的问题：“在‘墨迹本’中看到此印未见裁切痕迹，与右上端‘某某图籍’骑缝印不同，离原纸边缘尚有距离。”

图7《功甫帖》上的“世家”印

　　请注意图7所标注的内纸边缘与衬纸边缘，如果把衬纸去掉，《功甫帖》上的“世家”印应如图8所示。那么如果这枚印章不是钟凌论文中所称的“二字长方形印”，有没有可能钤盖出这种效果？答案是肯定的。如图9所示，“宫保世家”这枚四字方印见晋王献之《中秋帖》，如果从中间裁开，左边同样显示了类似《功甫帖》的钤印效果，由此断定“世家”印就是“二字长方形印”不能成立。

图8去掉衬纸的“世家”印

图9晋王献之《中秋帖》上的“宫保世家”印

　　五、谈谈《功甫帖》纸、印和笔墨的问题。

　　使用过的一张纸，并不苍白，而是赋予了生命。《功甫帖》纸张自然，纸性熟旧，多处的张裂，没有任何人为拉扯的硬伤，残损处随意而自然(见图10)，修补的地方变化多样，层次丰富，展现了相当的时间性，同时没有做旧染色的任何痕迹。就像是人老了，岁月写在脸上。

　　安歧提到《功甫帖》“前后半钤四印”，某某“图籍”、某某“世家”四字可识，尤其“图籍”印风高古，应是颇有来历，展示了时间的延伸性。

图10 《功甫帖》破损处举例

　　就笔墨而言，《功甫帖》虽气息不畅，呆板木讷，但仍旧不能认定是双钩廓填。双钩廓填，顾名思义，双钩轮廓，复笔填墨，但就《功甫帖》影印本而言，我们看不到明显的特征。这个问题并不复杂，通过高科技的检测手段可以解决。

　　总而言之，《功甫帖》属安岐旧藏，并不是《安素轩石刻》的双钩摹本，而且气息古旧，断然不是晚清之物。即便如此，《功甫帖》是否就是苏轼真迹？苏富比的声明中“坚决认定‘功甫帖’为苏东坡的作品”并郑重强调保留对此事件的所有法律权利。小子年幼，苏轼本人确实没见过，也买不起机票去美国打官司，然百姓家言“不怕识货，就怕比货”，兹列苏轼公认真迹对比如下，以博各位看官睿赏(见图11)。

图11 《功甫帖》与苏轼真迹比对

　　《功甫帖》全文九字“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功甫”即郭祥正(1035-1113)，北宋诗人，字功父，一作功甫。《东坡全集》中收录不少关于郭功甫的诗作，如《次韵郭功甫观予画雪雀有感二首》、《移合浦郭功甫见寄》、《与郭功甫二首》等。至于“奉议”是否就是指“奉议郎”的官职，查《苏东坡全集》有《次韵杨公济奉议梅花十首》，同时代的黄庭坚也有诗句《碾建溪第一奉邀徐天隐奉议并效建除体》送给曾经当过奉议郎的徐天隐，而郭功甫在出任福建汀州通判时，官阶就是奉议郎。“谨奉别”三字，是两人拜别时的谦虚之语。

　　但是行文起首处书写“苏轼”全名，在苏轼的尺牍中找不到例证。一般为了表示谦恭之意，只写名“轼”不写姓。而且翻看《中国法书全集》中著录的十七件苏轼墨迹，仅有三件书写全名，并且前面都写明籍贯或者官职(见图12)，如《行楷书吏部陈公诗跋页》中“眉阳苏轼”，《行书次辩才韵诗帖页》中“眉山苏轼”，及《楷书祭黄几道文卷》中“癸未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苏轼”。此外，苏轼在《行书题王诜诗帖页》中写了全名不加前缀，但是该帖是苏轼为王诜诗作的题跋，与《功甫帖》类的尺牍或拜别帖的性质不同。苏轼用了“谨奉别”三字，语气恭敬，若仍自称“苏轼”，不合礼数。

图12 苏轼署款举例

　　另据史料记载，郭功甫元丰四年(1081)起任汀州通判，直到元丰七年(1084)被勒停官职(据《续资治通鉴長編》卷344元丰七年三月载，“前汀州通判、奉议郎郭祥正勒停。坐权漳州补僧道亨住持，不当受金，悔过还主，及违法差送接人，经赦也”)。

　　汀州通判的寄禄官阶原本是殿中丞，在北宋元丰官制改革之后才转为奉议郎，而改制发生在元丰三年(1080)至元丰五年(1082)，所以郭功甫在元丰四年(1081)或元丰五年(1082)到元丰七年(1084)这段时间内才是奉议郎的身份(这段史料主要参考虞云国先生的博客)。

　　而苏轼元丰四年到六年都在湖北黄州，直到元丰七年迁河南汝州团练副使，在这期间，所有史料无以证明两人见过面。

　　《功甫帖》之争，现在也仅仅是打开了一个窗口，热望苏富比及各方专家有详尽研究文章问世，以解小子心中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