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甫帖》背光照片

　　□□ 本报记者 黄辉

　　时至今日，持续3个多月的《功甫帖》真伪之争仍无定论，而在各方争论和博弈之下，这一作品的真伪和作品背后的纠纷更为扑朔迷离。《功甫帖》事件已从一件书法作品的真伪之争演变为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公共话题。中央财经大学拍卖研究中心主任刘双舟表示，卷入这一事件的当事人之众、波及的领域之广、给艺术品市场带来的影响之深，可能都算得上是中国艺术品市场史上之最。

　　权威缺失，书画真伪由谁定

　　中国古代书画真伪鉴定是复杂的专业问题，不仅需要兼具深厚的文史功底及专业修养，还需要良好的实战经验。当前的书画鉴定之所以难下定论，关键在于缺乏权威的裁判，书画鉴定莫衷一是。而深受商业利益诱惑的鉴定界也乱象丛生，遭遇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随着张珩、徐邦达、谢稚柳、启功等鉴定家的相继离世，书画鉴定行业缺乏具有权威性的鉴定人才。这些鉴定家成长于民国时期，不但具有书画鉴赏和文史方面的真才实学，还有挂单卖画的实战经验，过眼众多书画原作，多为能书善画之辈，是集收藏与鉴赏于一身的书画收藏家、买卖高手和鉴定巨眼，具有其他鉴定者无法企及的优势。他们的鉴定，是在非功利、非商品经济条件下展开的，专业水平和客观环境都使其鉴定结论可信度较高，因而具有很大权威性。

　　有人形容，在老一辈鉴定家相继离世后，书画鉴定处于随遇而安的局面，而专业文博单位的鉴定专家也忙于参加各种类型的商业活动。在商业利益的诱惑下，过度介入到具有经济利益的鉴定之中，专家鉴定公信力处于历史低谷。文物局国家鉴定委员会明文规定，其成员不得参与民间收藏鉴定事务，但通过各种途径，与民间机构或者拍卖公司存在千丝万缕利益关系的成员不在少数，甚至有的专家成为伪作洗白的代言人。

　　在2011年的“金缕玉衣骗贷案”中，5位泰斗级人物均是国家鉴定委员会成员，利益当前，竟对伪作估价高达24亿元。更有业内人士透露：在鉴定家之间，已形成“互不干涉、互不拆台”的市场潜规则，鉴定界万马齐喑，却没有具有真才实学，敢说真话的人，今天的鉴定界已陷入失去权威，缺乏专业的怪圈。

　　乱点鸳鸯谱，市场凌驾学术之上

　　收藏《功甫帖》的刘益谦曾言：“现在艺术品市场谁都可以说话，嘈杂无序。希望《功甫帖》真伪之辩不要成为一桩悬案。” 现在，虽然有声音表示，上海博物馆的“证伪”站不住脚，但要证实《功甫帖》就是苏轼真迹同样缺乏证据。收藏家朱绍良也表示，只能说《功甫帖》接近真迹。

　　当下，参与市场的个体难以建立鉴定的权威话语权。对于常年在市场摸爬滚打的一线收藏者而言，虽然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但很多人往往在其中扮演多重角色，鉴定者、交易方、中介机构等，如何做到公平公正？业内人士哀叹：“这是个资本操控的时代，学术已微不足道。”

　　书画市场火爆不仅使得作伪之风猖獗，浑水摸鱼的“砖家”也应运而生，有偿鉴定更是泛滥成灾。当前，全国出现了各种自立名目的鉴定机构，仅在北京，这种机构就有几十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古瓷研究专家叶佩兰曾表示，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一些所谓的鉴定机构中，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这类鉴定机构和个人，为了蝇头小利乱点鸳鸯谱，出具不具权威的鉴定证书，收取鉴定费用，谋取商业利益。2012年，《法治周末》就报道了河南鉴定师以17万元购买藏家的《嵩阳汉柏图》，后来在拍卖场上以8736万元成交的纷争。

　　书画鉴定本是审慎严肃之事，理应由权威机构和专家展开，但在当前，各种鉴定证书满天飞和商业利益诱惑下，黑白颠倒，使学术充满戾气。

　　法规滞后，缺乏管理的“三无”市场

　　缺乏监管，法律法规缺失，机制本身的漏洞也是导致鉴定乱象的重要原因。当前，文物鉴定法律法规严重空缺，一方面，民间收藏空前繁荣，但没有配套的文物鉴定规章制度和管理机构，缺乏法律层面的规范，监管跟不上发展的速度，同时也没有形成成熟的市场秩序，乱象丛生。另一方面，与文物鉴定有关的法律制度，如文物保护法、拍卖法、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管理规定、职业技能鉴定规定等与目前的发展现实严重不符，几乎对民间的文物鉴定没有涉及，有关鉴定专家的资质、鉴定程序、法律责任等也是空白。

　　有人形容，当前的艺术品鉴定市场处于“三无”状态：一是无法律监管。虽然文化部在2009年出台了《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对文物鉴定制定了相关规定，但其内容几乎没有涉及对民间文物鉴定的管理办法；二是无机构监管。文物部门只对其批准设立的文物司法鉴定机构进行管理，民间文物鉴定目前没有机构管理；三是无责任担当，现行法律法规没有针对古玩字画鉴定环节应承担责任方面的规定。

　　面对鉴定乱象，有人呼吁，通过政府的主导监督功能，引导、规范市场，制定游戏规则，正本清源，促进市场良性发展。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撰文指出，由《功甫帖》所牵涉到的中国书画鉴定的全局问题，需要政府部门积极面对，从宏观上解决中国书画鉴定的主流话语权问题。不过，中央财经大学拍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王凤海指出，国家不应用纳税人的钱去建立权威鉴定机构，因为这样做没有必要，不可能做到，又得不偿失。在艺术品鉴定方面，国家下那么大力量不值得，客观上也不可能做好。

　　科技落后，缺乏人才书画鉴定前景堪忧

　　自古以来，凭借个人经验作为鉴定依据的“望气法”都是书画鉴定的重要方式，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书画作伪技术不断提升，传统的鉴定方法也显露出其弊端，当务之急是寻找适应新形势的鉴定方法。

　　显然，作为现代鉴定的手法之一，利用碳13等科技手段，对古代艺术品进行科学取证、判断和论证的现代鉴定体系还未在国内普遍采用，尚处于研究、试验阶段。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通信技术、互联网技术与信息挖掘、管理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传统书画鉴定方法，在缺乏权威鉴定机构和专家时，借助科技的力量，不失为传统书画鉴定的重要补充及未来发展方向之一。

　　此外，由于历史原因，我国书画鉴定人才本来就面临年龄断层，书画鉴定人才的培养也处于非主流地位，人才严重缺乏。很多单位从事鉴定工作的人员自身接触书画原件的机会有限，而书画鉴定必须经过一个多看、多积累市场经验的过程，才能有所提高。这些因素都造成目前我国书画鉴定人员的极度缺乏。

　　事件回顾

　　2013年9月19日，在纽约苏富比“中国古代书画精品”专场拍卖中，刘益谦以822.9万美元竞得《功甫帖》。

　　2013年12月21日，上海博物馆3位鉴定专家钟银兰、单国霖、凌厉中通过《新民晚报》，对《功甫帖》真伪提出质疑。认为其是一件“清代双钩廓填伪本”，从而引发海内外媒体、收藏界、学者的广泛讨论。

　　2013年12月22日，苏富比方面发出声明，坚持《功甫帖》为宋代诗人苏东坡的作品。并表示，“苏富比一贯恪守艺术拍卖业界的最高德行标准，并保留我方对此事件的所有法律权利。” 

　　2013年12月23日、 26日，刘益谦连续发表声明，催促上海博物馆尽快公布《功甫帖》完整研究报告，且向上海博物馆连发三问，质疑其结论。

　　2014年1月1日，上海博物馆3位专家单国霖、钟银兰、凌利中撰写的两篇长达1.4万余字的报告，发表在《中国文物报·收藏鉴赏周刊》，正式阐述苏轼《功甫帖》为“双钩廓填”的原因。

　　1月2日，针对上海博物馆3位研究员公布《功甫帖》完整的研究报告，刘益谦发表了第三篇声明。

　　1月3日，苏富比在官方微博正式回应此事，坚决认定《功甫帖》是苏东坡真迹，并将于10天内作出回应，同时保留所有法律追究权利。

　　1月6日，收藏家朱绍良发表声明，称《功甫帖》为真迹，并愿意接手购藏。

　　1月9日，针对书朱绍良的声明，刘益谦回应，关于苏富比拍品《功甫帖》的真伪还没有定论，现在轻言放弃为时尚早。

　　同时，有业内人士发现，在1992年02期的《故宫博物院院刊》中，徐邦达撰写的《苏轼〈宣德郎刘锡勅草〉一页》一文中，提到这件作品。

　　1月13日，苏富比发表《苏富比对有关苏轼〈功甫帖〉质疑的回应》，坚持认为《功甫帖》是一件流传有序，历经清初安岐《墨缘汇观》等历代专著著录，包括近现代鉴定家张葱玉、徐邦达鉴定并肯定为苏轼真迹的墨迹本。不同意3位研究员的结论。

　　1月28日，上海收藏家颜明发表《致藏家刘益谦的公开信》，称刘益谦曾在参加拍卖之前，向其请教，但他表示不看好这件作品，并通过电话和短信向其转达了上博和故宫专家看假的意见，并劝他和专家们联系。

　　2月18日，刘益谦及其团队带着《功甫帖》来到北京，展开了一场热闹的现场鉴定会。刘益谦团队公布了《功甫帖》的高清扫描图、6000万像素的高清背光图和数码显微镜放大50倍的效果图，并从墨色、纸张、收藏印等方面得出结论：否定此前上海博物馆指《功甫帖》为“清代双钩廓填伪本”的结论。同时还表示，《功甫帖》还将在龙美术馆西岸馆开馆展中独立展厅单独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