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功甫帖原图 图二：苏轼原图 图三：拍卖本翁方纲跋文

　　(李雪松  保利拍卖公司副总经理 古代书画专家)

　　3月26日钟银兰、凌利中两位研究员再次发表质疑拍卖本“功甫帖”的文章，质疑的新依据是翁方纲“复初斋文集”手写本中翁氏对“功甫帖”相关藏印的具体描述。质疑文章的几个观点均源于对“文集”内容的主观理解，虽然钟、凌文章中犯的是低级错误，但她们研究员的身份极易混淆视听，在此略陈己见，供关注“功甫帖”的朋友参考。         

　　翁方纲见到苏轼“功甫帖”时，彼时装裱并非现在的模样(见图一)，而是一开册页，更有可能是册页中的一开。据“文集”手写本书眉处对“功甫帖”藏印的详细记载(见图四、五、六、七)，可知相关的鉴藏印共计11枚，记载的顺序是安仪周“墨缘汇观”提到的半印四枚、张鏐藏印一枚、安仪周藏印一枚、梁清标藏印两枚、项子京藏印三枚。需要提请格外注意的是，翁氏对这11枚鉴藏印的记载顺序是异常重要的，总的来讲是以与“功甫帖”本幅的相关性为排序的依据，前六枚是因钤于本幅上的(见图二)，所以这六枚以钤盖的时间先后为序排在前面，梁清标的两枚藏印钤在本幅外的裱边上，所以排在前六印之后，项子京藏印三枚钤于另纸，与本幅相关性最弱，所以排在最末。

　　以上是本人的推论，与钟、凌两位截然不同，下面我们看看到底谁的推论更合理。第一个问题本幅上到底有没有梁、项的五枚藏印，钟、凌认为应该有，没有就与“文集”记载不符。我则以为根本没有，依据有二，1、安仪周晚于梁、更晚于项，如果本幅上有梁、项印鉴，“墨缘汇观”应有记载。2、如果有，翁方纲“文集”手写本书眉处的记载就出现了翁氏根本不可能发生的错误，即将明代项子京的藏印排于所有清代藏印之后，同时代的梁清标、张鏐之间却夹了一个晚了几十年的安仪周。这种错误即使是稍有常识的普通鉴藏者也不会发生，更不必说翁方纲这位清中期最顶尖的学者了。所以本幅上没有梁、项五印才说的通，有则根本说不通，梁、项五印一定存在于本幅之外。第二个问题是钟、凌质疑的梁清标两枚藏印哪里去了，我的推断是失联的印章因钤于本幅裱边，被许汉卿上世纪重新装裱时弃去不用，当然也存在许汉卿之前的某位藏家揭裱时早已弃去的可能。请参看“功甫帖”现在的状态(见图一)，这种推断显然合乎情理。第三个问题是钟、凌质疑的项子京三枚藏印哪里去了，这三枚印章其实就是拍卖本“功甫帖”(见图一及图三)上左的翁方纲八百字长跋的那一页旧纸上的三枚项氏鉴藏印，依据有三：1、三枚印章制式、内容与翁方纲文字记载全然相符。2、正是因为这一页有项氏三印的旧纸与“功甫帖”有着高度的关联性(江德量请翁氏题跋“功甫帖”时，这页旧纸一定是相伴本幅的)，所以翁氏“文集”才会记载此三印，也才会特意费尽心机围绕三枚印章精心题跋。3、拍卖本“功甫帖”本幅与翁跋旧纸上江德量均郑重钤盖藏印也是因为其高度关联性而为(见图二及图三)。         

　　以上三个问题足以说明拍卖本“功甫帖”符合翁方纲“复初斋文集”  的记载，现存的任何差异都是正常且可以推断的。         

　　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鉴定概论”中说：＂所谓辨明真相，是它固有的而不是我们给它强加上去的，以此有凭有据地分析判别，才能获得比较正确的结论。当然，有时也可以适当地加以引申和推论，以利于对问题的深入阐明，但这与凭空臆测是根本不同的。＂。     

　　上述文字是本人对钟、凌两位研究员质疑文章的部分不同看法，其余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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