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爱好者正试图近距离观察刘益谦拍下的《功甫帖》。刘益谦的龙美术馆（西岸馆）开馆时，《功甫帖》和与其相关的报道被放在一起，做成了文献特展。这让它有点像《蒙娜丽莎》，“大家都争着看”。 （CFP 图）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记者 李晓婷 朱强 实习生 刘维

　　现价822.9万美金的《功甫帖》，对藏家刘益谦来说，不是最贵的，也不是最“国宝”的。持续几个月的“真假口水战”，有人站台，有人推倒，《功甫帖》成了热门帖，也成了刘益谦龙美术馆最大的噱头。

　　“没工夫去看《功甫帖》”

　　很多人厌倦了，不想再谈《功甫帖》。但好奇的人还是大把。

　　2014年3月28日，刘益谦的龙美术馆(西岸馆)开馆大展，《功甫帖》独占一间近80平米的展厅。同时展出的还有刘益谦私人收藏的三百余件藏品。一位画新水墨的艺术家忙着把他中意的作品一张张发上朋友圈，“没工夫去看《功甫帖》”。

　　策展人王璜生初选作品时，原本想剔除《功甫帖》：争议太多了。

　　2013年9月19日，《功甫帖》在纽约，由苏富比拍卖，刘益谦的女儿在现场观战，他本人不在。

　　这不影响他的决心：必须拿下《功甫帖》。底价30万美金，刘益谦最后以电话竞拍的方式，以822.9万美元(约5037万人民币)如愿拍下。

　　刘益谦事先咨询了十几位专家，全是市场派人士。绝大部分专家认为：《功甫帖》值得拥有，尽管它只有九个字，却是苏东坡存于民间的惟一墨宝。

　　12月21日，上海博物馆的三名研究员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在《新民晚报》上公开联合指认《功甫帖》并非真迹，而是后人“双钩廓填”出的伪本，应该出于道光四年到同治年间。所谓双钩廓填，指的是先勾出笔画的边缘，再将内部上墨填满，属于最低级的伪造手法。

　　2014年第一天，《新民晚报》又用三版的篇幅，刊登了上博研究员两篇详细的研究报告。结尾意味深长：“本文所析《刘锡敕》、《功甫帖》两件钩摹伪本……更从一个侧面折射了晚清商贾为追逐利益而无技不施的狡狯。”

　　拍卖界立即炸开了锅。苏富比方面“表示惊讶”，不久也拿出一份研究报告，反驳上博的说法。

　　2月18日，刘益谦把《功甫帖》带到北京验明正身。这一趟之后，“基本上就没争议了”。他口气笃定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但就在龙美术馆(西岸馆)开馆之前两天，3月26日，上海博物馆再度在大众媒体上发表研究报告，列出了“非真迹”的新证据：对照最新找出的鉴藏文献，刘益谦的《功甫帖》，少了应有的两位藏家的五枚印章，现有的四枚也与记载不符。

　　《功甫帖》在刘益谦数千件的私人藏品中，既不算最贵，也不算最“国宝”，但三个月“真伪之辩”下来，名气大增，“毫无疑问成了镇馆之宝”，龙美术馆执行馆长黄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最终，美术馆把《功甫帖》和其报道放在一起，做成了文献特展。王璜生发现，效果“有点像《蒙娜丽莎》，大家都争着看”。

　　观众问个不休：到底真的假的？

　　“‘到底是真是假’把书画鉴定描述为一种客观事实，实际上鉴定是主观意见，即使专家也无共识。”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龚继遂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一两个月前，他就不再看关于《功甫帖》的“学术争论”。真伪之争并非《功甫帖》争论的实质，争论真正的原因在真伪之外。

　　阴谋论满天飞

　　三个月来，“看真”和“看假”自动形成了两个阵营。

　　大批藏家、拍卖界人士一边倒地支持“真迹说”。体制内专家则倾向于看假。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陈传席画国画，也做收藏，他看了上博和苏富比的研究报告，判断《功甫帖》“多半是假的”。《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主任顾村言，身为苏轼书画的爱好者，第一眼就觉得《功甫帖》缺乏苏轼的神采。

　　学术派专家和市场派人士的鸿沟是天然的。

　　“学术讨论没有时限，可以永无止境。市场派只能认死理，不然拿什么交易呢？拍卖公司要做生意，真伪是学术问题，我们只负责交易。”荣宝拍卖公司总经理刘尚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藏家朱绍良和刘益谦关系很铁，他公开表态：如果刘益谦不堪其扰要放弃《功甫帖》，他愿意接盘，“资金都准备好了”。

　　按照苏富比的规定，只要有两名以上专家认定是假，买家可以退货。

　　转手或退货，都不是刘益谦的选择，一方面有苏富比的鉴定和市场派人士的撑腰。另一方面，“我为什么要放弃？它的价值摆在那儿呢。”刘益谦依照的是市场逻辑，“你看它从30万美金到800多万美金，这是真刀实枪的”。

　　争论很快脱轨，真伪退居次要，互揭“黑幕”成了主题。

　　上海收藏家颜明质问刘益谦，背后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纽约苏富比中国古代书画部的张荣德2013年刚刚履新，拍卖《功甫帖》是他到苏富比后首次主持书画业务。2005年，他曾与刘益谦合资创办上海道明拍卖公司并担任总经理，两人关系匪浅，很可能联手造局；另外，刘益谦找来站台的，都是市场人士，而不是体制内专家，这些人可信吗？

　　更多的人将上博置于靶心，传闻《功甫帖》原出自天津银行家许汉卿家，“文革”时抄家藏于上博，“文革”结束后，钟银兰判定为赝品，退还主人，致使《功甫帖》流失海外。如果是实情，按照国家文物保管法规，上博要承担法律责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鉴定大家徐邦达1992年在《故宫博物院院刊》上写过，苏书《功甫帖》“现藏上海博物馆，真迹无疑”。而江苏省书画鉴定委员会主任李路平也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有上博内部人员告诉他，《功甫帖》确实是从上博流出去的。

　　3月26日，上博发布研究报告的同时，反驳“文物流失”阴谋论：上博出示的“退还许汉卿旧藏文物的清单”，《功甫帖》不在其中。

　　苏富比方面始终不能理解：三位来自官方博物馆的专家，竟以个人名义对个别私人藏家购买的艺术品作出公开评论。到目前为止这是首例。

　　关官方博物馆什么事？

　　2月18日，刘益谦带《功甫帖》上京，举办媒体会，开始一场大张旗鼓的反击。

　　北京空气干燥，《功甫帖》纸面都起了皱。它从玻璃箱中被取出，接着用高倍扫描仪，放大到200倍，每一个笔画都被拿来仔细检视。

　　到场的媒体有140多家，加上各路专家，加起来有两百多人，另有十几名保安散布在人群中，防止有人泼水、搞破坏。场面看上去很乱。

　　“我不是来打群架的。”马未都澄清：书画真伪原本是个学术问题，不需要让大众知道，上海博物馆在大众媒体公开质疑私人藏品，是“公器私用”、“透支国家信誉”。虽然上博澄清这只是”个人行为”，“可老百姓不这么认为。”马未都说：“公权私用就是腐败。”

　　“学术报告应该先发在学术刊物上，直接在《新民晚报》上发表观点，不严肃。”马未都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藏家易苏昊搬出条文质疑：“国家鉴定委员会成员不能在媒体上对任何博物馆的东西进行真伪质疑，是一条工作纪律。”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都是国家鉴定委员会成员。

　　事实上，国家鉴定委员会并没有这么一条“不能在媒体上公开质疑”，这样的“工作纪律”也没有。准确说法是：成员不得在文物拍卖企业任职；未经许可，不得以本会委员身份执行文物鉴定任务；不得以本会委员名义开具鉴定证书；与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无关的个人行为，须自行承担责任。

　　龚继遂解释，对公立博物馆来说，为公众作鉴定或咨询并不是义务，相反，最好划清界限，这恰恰是为了保护它自身的利益：“艺术鉴定是高度专业和有风险的行业，现在有大量谋利行为，在中国的诚信环境下，官方机构哪有精力去进行无谓的纠缠？”

　　2003年龚继遂请上博的专家汪庆正鉴定瓷器，并问他为什么上博不向社会开放鉴定服务。汪庆正说，曾有人请上博通过热释光技术鉴定瓷器，检测结果为赝品，而送检藏家竟认为鉴定结果影响了商业价值，对上博提起法律诉讼。“博物馆实在没有精力招揽这些无妄之灾。”汪庆正对他感慨。

　　为了维护“公立机构的声誉”，官方博物馆都各自有严格规定。

　　故宫博物院的官方网站，一打开，就会跳出来一个窗口，义正词严提示：“故宫博物院在职离退休人员参加社会文物鉴定等公务性活动时，都应获得故宫博物院的书面授权。凡没有书面授权的，均属个人行为，其后果由本人承担，故宫博物院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国际博物馆协会职业道德准则》也规定：“为避免任何受贿嫌疑，博物馆专业人员不应向一位公众人士推荐任何特定的商人、拍卖商或其他人。”

　　这套准则同时另有一款：对博物馆专业人员应鼓励他们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及经验分享给专业同行与普通公众。

　　上博的支持者也抬出了看上去很正当的理由：私人收藏品鉴，当然以藏家满足为上，但《功甫帖》被当作重量级文物从海外回归，享受了高额关税减免，还进入美术馆，承担美术教育普及的功能，已经成为“社会问题”，官方博物馆当然不能坐视不理。

　　顾村言坚决支持上博发声，无论以机构还是个人身份：“为什么不可以发声？当下艺术市场已经混乱到让人无法容忍的状态，一些伪劣炒作事件远远超出了底线，包括所谓‘国宝帮’到处鉴定，部分国宝文物回流的炒作等。对公众影响较大的标之以‘国宝’文物，无论是在中国民间收藏还是在海外，对其真伪价值，国有文化机构的专家都应当发声。”

　　刘益谦将《功甫帖》带到北京，用高倍扫描仪放大至200倍，每个笔画都被仔细检视。左为《功甫帖》，右为翁方纲的钩摹本，刘益谦希望借此对比证明，《功甫帖》并非如上博专家所说，是“双钩廓填”摹本。 (刘益谦供图/图)

　　买卖第一

　　在《功甫帖》之前，纽约苏富比的中国书画交易，中止了二十年。

　　二战后，美国成为中国古画研究的重点，收藏、鉴定、教学和展览方面都汇集了一批顶尖人物，包括高居翰、方闻、王季迁、王方宇。

　　1993年以前，国内不允许文物交易，二级评议以下的文物，经特批，可以用外汇价出口。此前十年间，纽约因此经历了中国书画拍卖最辉煌的时期。纽约佳士得时任中国书画部主任黄君实回忆，最高峰在1989年，其中一场拍卖，成交额达八百多万美金。

　　1993年中国拍卖市场建立，中国买家远远多于美国，中国书画价格几乎立刻超赶美国，苏富比中国书画交易很快江河日下。1995年，苏富比相关部门关闭，中国书画部主任龚继遂和中国瓷器部、日本和韩国部的主管同时辞职。

　　2011年苏富比恢复中国书画交易，过去的单件成交额大约在1.5万到3.5万美金，现在已经动辄几百万美金了。

　　“也就是十五六年时间，越来越贵，”陈传席记忆犹新，“几年前，一张齐白石的画，200万拍走的，过了十个月同一个公司拍卖，2000多万。”

　　龚继遂2001年回到中国，发现中国买家越来越有钱，真正的珍品越来越少，交易标准也越来越宽松。

　　“没东西可卖了，没有白面吃，你就吃粗面，没有粗面吃，你就只能吃榆树皮。比如，一模一样的对联或者画作，做了七八个副本，在四五个拍卖行卖了两三年，上海卖完了，在北京卖，又到香港去卖，这种事多极了。”

　　另一方面，国际拍卖市场上，同等分量的作品，中国古代书画大概只是西方古画价格的1/10。看上去，中国书画的升值空间还很大，指望着从中获利的人不少。

　　刘益谦收藏二十年，藏品数千件。他的收藏要诀是，第一，跟大型拍卖公司合作，第二，对准封面拍品下手，“买大的”，他因此有个外号叫“封面男郎”。《功甫帖》就是苏富比2013年秋拍图录上的封面拍品。

　　“贵也不见得是真。”陈传席最近发现一种技术，可以分析画家印泥有哪些成分，然后造出一模一样的来。

　　纽约经营了165年的Knoedler画廊，雇用上海画家钱培琛，仿造63幅美国现代主义大师的作品，当真迹卖出，买家包括私人藏家和美术馆、博物馆，总价高达八千多万美元(约合4.9亿人民币)。

　　2013年，美国联邦调查局介入调查，画廊主被捕。

　　“美国起码有人管。”陈传席对比中国，“中国假画到处都是，拍卖会大部分卖的也是假画，但没人问。”

　　尽管文物法规定，拍卖文物的拍卖公司必须有5个高级职称的鉴定专家，但中国拍卖法第六十一条写明了：“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或者品质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也就是说，拍卖公司没有保真的义务，也不必担责，几乎零风险。

　　即使是苏富比这样的拍卖公司，也无法保证中国书画的真假。至于拍卖公司是不是知假卖假，根本无从判断。

　　“目前我国尚无法定权威艺术品鉴定机构，是真是假在法律上无法确定谁说了算。”中央财经大学拍卖研究中心主任刘双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拍卖法要求拍卖公司至少要提前7天发布拍卖公告，公开展示不能少于两天，其间允许买家自己来鉴定，刘双舟说这等于是将“判断真伪的风险转移给了意向买方”。

　　比起真假，买家更看重的是买卖。

　　拍卖公司一般都有规定，如果有三名国家级别鉴定专家证明是赝品，可以向拍卖公司申请退货。但退货很少发生。“艺术品这几年涨得太快了，去年买一个十万的，今年可能就上百万了。在市场好的大背景下，艺术品真伪对它的市场影响不大，只要是好的东西都可以流通。”刘双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所谓“好的”，不一定必须是真迹，只要作品不是新仿，又传承有序。

　　另一种情况是，即便买到赝品，有些买家也不会声张，“打了眼是很丢人的事情，再说就算买错了，只要能把它再卖出去，谁会打官司告状呢？”

　　少数退货的买家，告到法院，大部分的结果是和解。

　　这幅《烟江叠嶂图》，是1957年上博研究员谢稚柳从画商处购得，众人“公认”是假画。谢稚柳受到批评处分，同时自掏腰包买了这幅画。“四清”运动中，因为此画关系，谢被扣上“与国家争购文物”罪名，“假画”被当作“投机倒把”的证据没收。改革开放后，谢稚柳任全国书画鉴定小组组长，带领启功、徐邦达等一批顶级专家，在全国范围内鉴定字画。不久，《烟江叠嶂图》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1990年代，谢稚柳把这幅《烟江叠嶂图》捐给上博，成为镇馆之宝。上博为此奖励谢稚柳200万人民币。 (CFP/图)

　　全系伪作？

　　即使拍卖市场不太平，上博插手私人收藏，还是难平众惑。

　　“包括上博在内的官方博物馆，为了完整地保存中国古代文化，都有大量的存疑品。上博中国古代书画图录里一共六百多件，其中一百多件，当年六个专家的鉴定都是没有一致意见的。”龚继遂说，“我们历来对古代尤其是宋元画‘从宽’，因为即使是临本、仿本，作为古代艺术的信息载体，它的教育功能、审美功能，都很重大。人文科学逻辑上不可能确真，不管是个人意见，还是机构意见，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依然可以讨论下去。”

　　截止到发稿，上博还未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也从未正面回应过刘益谦的疑问。不露面，反倒更让群情激愤。

　　“上博就是利用公权欺负人，这是明摆着的事。”马未都无论公开还是私下场合，都说得很直白，“最近流行的一种心境叫羡慕、嫉妒、恨。”

　　值得羡慕的，首先是私人藏家资金充裕，且使用灵活。

　　2002年，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由嘉德公司拍卖。“当时上博等官方博物馆也想收藏，凑不齐那么多资金，最后失之交臂。”黄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写生珍禽图》当场以2530万元被尤伦斯拍得。2009年，《写生珍禽图》再次出现在拍卖会时，官方博物馆仍然有收藏的意愿，但最终以6171万元被刘益谦竞得。

　　“后来国家有钱了，对这种东西也会志在必得，但是要凑几千万来买一件艺术品，对国家博物馆来说，至少还有程序的问题。”黄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香港藏家许礼平3月26日公开翻旧账：1999年，上海博物馆举办《金刚神韵──傅抱石金刚坡时期作品特展》，展出44件作品，全是伪作。

　　办展之前，台北藏家蔡一鸣提醒当时的上博馆长陈燮君、副馆长汪庆正：这批画有争议。陈燮君答复：“我们看好。”

　　有人透露，这场展览的场租加赞助学者出国访问，花费了250万元。

　　不久，傅抱石之子傅二石代表全家公开声明：展出作品“全系伪作”，理由是：抗战八年居住金刚坡时期，傅抱石作画他们总在旁帮忙，而特展的“金刚坡时期作品”从未见过；当时居住环境狭窄，作品一般在四尺以下，而这次展出的画，大都是巨幅之作；画中签名不符，画作本身也漏洞很多。

　　和私人收藏与拍卖行鱼龙混杂的情况相比，这些年，官方博物馆的声誉也每况愈下。

　　2013年11月，一位私人藏家将收藏的《出师颂》题跋捐赠给故宫，和《出师颂》正文合璧，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这件号称“中国现存最早书法孤品”的《出师颂》，曾引起过一场不小的风波。

　　2003年，故宫博物院行使“优先购买权”，以2200万从嘉德购得《出师颂》。事先倒是请了一批专家鉴定：徐邦达、启功、傅熹年，都是响当当的大名字。事后质疑一片，一方面，文物真伪不辨，另一方面，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肖燕翼，和嘉德公司周末拍卖部中国书画的业务主管肖洋，是父子，有“关联交易”嫌疑。而故宫在收藏文物时，并未向公众说明出价标准。

　　“展出或收藏藏品，都是由博物馆业务主持人经专业研究自行决定，再上报行政主持及董事会批准，过程中他们当然也会征询馆外专家意见，但没有在本馆之外再追加一个权威论证的鉴定流程。”龚继遂说。

　　在解放初期，博物馆的专家要是做错了鉴定，是要受处罚、担责任的。

　　龚继遂记得徐邦达曾跟他说过，自己曾因为收错东西，被降职、罚薪：“过去专家个人要负责任，现在博物馆有了专家库，集体决定，个人免责。没人负得起那么大责任。”

　　免责的好处是：专家们敢于说话，但也意味着，没人承担最终责任。

　　1994年发生了尽人皆知的“北魏陶俑”案。国家博物馆一位馆员在潘家园发现一批骑马俑，专家集体鉴定后认定是北魏时期的珍贵陶俑，几家博物馆迅速开展“抢救性收购”，几个月，收购了数百件北魏陶俑，据透露，中国历史博物馆花了八十万，故宫花了十万。可北魏陶俑却越卖越多，价格也越发便宜，警方介入调查，才发现这批“宝物”全部产自洛阳某村。

　　涉及中国古代书画时，收藏困境很容易发生。1990年代，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溪岸图》被人争辩，一方以高居翰为首，坚称是张大千造的假画，另一方以耶鲁大学的中国艺术史学者班宗华为首，认为它价值无上。

　　事情很严重，如果公众认同高居翰对《溪岸图》的指责，不但影响大都会的学术声望，也将拖垮赞助人对大都会的信任，还会损害捐赠人的经济利益。为了维护名誉和利益，大都会1999年12月公开举办了一场讨论会，双方展开激烈的公开辩论，现场，“800个座位全无虚席”。

　　听众最想知道的还是那个问题：真的还是假的？

　　当场，担任学术竞争裁判的艺术史教授韩文彬(Robert Harrist)回答得很干脆：你不能期望会得出石蕊测试一般真伪立现的结论。

　　争论到今天，仍然没有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