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用图：清代鲍漱芳辑刻的《安素轩石刻》拓本， 收有苏轼《功甫帖》、米芾书法等。

　　上博研究员再次指证苏富比《功甫帖》为伪作

　　编者按：

　　清代大鉴藏家鲍漱芳其人其藏迄今为学界所忽视，其精心辑刻的《安素轩石刻》亦然，本文通过剖析鲍漱芳家族与纪晓岚、朱珪、伊秉绶、刘墉、翁方纲、邓石如等人的亲密交往事实，还原鲍氏家族晚明以来于艺坛、政界、商界的巨大影响力，识者自可见出对拍卖本《功甫帖》的辨伪意义所在。

　　提要：

　　遗憾的是，由于清代大鉴藏家鲍漱芳(1763－1807)本人惜画如命，鲜见其于原迹上钤印，故身为一代大鉴藏家，其人及其所藏迄今为学界所忽而知之甚少，所精心辑刻的《安素轩石刻》亦然。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剖析鲍漱芳家族与纪晓岚、朱珪、伊秉绶、刘墉、铁保、翁方纲、邓石如、梁同书、袁枚、罗聘、钱泳、张问陶、王芑孙等人的亲密交往事实，还原鲍氏家族晚明以来于艺坛、政界、商界的巨大影响力，以及对文化、教育、艺术、医学、社会公益等方面作出的重大贡献。通过梳理，尤其可以获知鲍漱芳家藏所收古代法书名画，尤以江恂、江德量父子，以及安岐、卞永誉、孙承泽、项元汴等明清大藏家之旧藏居多，可谓传承有绪。《安素轩石刻》之摹刻精良、鲍漱芳本人之雅志笃古，以及党锡龄摹刻水平之高超无不得到了著名书家翁方纲(1733－1818)的高度肯定与颂扬，而翁氏与鲍氏同属翰墨圈中人物的事实也得到证实。这些史料的挖掘，对苏富比“墨迹本”的辨伪工作十分有益。

　　鲍漱芳是安岐旧藏《功甫帖》的最后一位藏家，据棠樾鲍氏的最新相关史学研究成果、上海博物馆珍藏鲍漱芳孙鲍瑞安光绪十八年(1892)撰写并刊刻的《安素轩读画集》一书的真实记载，鲍家所藏大半古代法书名画巨迹已于咸丰六年(1856)太平天国农民军攻克扬州时遭到损毁。因此，在原作无存的情况下，《安素轩石刻》中《功甫帖》是最接近该书原貌的法帖。而苏富比“墨迹本”是否真迹，必须与鲍刻相比较。

　　“或得其结构而不得其锋芒者，模本(摹本)也；得其笔意而不得其位置者，临本也。”现在看来，明代鉴赏家张应文(约1524－1585)此番书法真伪鉴定要点，似乎特地风尘仆仆穿越近五百年时空，专门针对苏富比《功甫帖》而发。苏富比“墨迹本”虽保留了九字的基本结构与外形轮廓，但缺少了鲍刻中大量丰富的书写用笔信息(图一)，是晚清坊间采用流水作业、分工合作的生产品，即作伪者出于利益的最大化或意犹未尽而制造的一稿多本的摹本之一而已。

图一 《安素轩石刻》拓本

　　雅志笃古，为选工重勒于石(《安素轩石刻》)。　　——翁方纲对鲍漱芳的评价

　　刻拙书能肖、相去无几。

　　——翁方纲对艺友暨《安素轩石刻》首席摹刻者、扬州著名篆刻家党锡龄的评价

　　北海(李邕)笔踪超腾龙象、风神骨格宛如初落墨时，岂惟《娑罗》、《东林》诸摹刻皆远逊之。

　　——翁方纲对鲍漱芳《安素轩石刻》中第八件——李邕《大照禅师碑》的摹刻精良予以肯定与赞赏。

　　(鲍漱芳)嗜书成癖，尤爱墨宝，尺幅寸楮，购藏不惜资，鉴赏家多出其珍秘投赠，审之又审，去其赝鼎。

　　——鲍漱芳、党锡龄艺友冯燨跋《安素轩石刻》

　　吾家“安素轩”皆百年旧族，多蓄宋元书籍、法帖、名画、佳砚、奇香、珍药，与夫尊彝、圭璧、盆盎之属。每出一物，皆历来赏鉴家所津津称道者，而卷册之藏尤为极盛。

　　——鲍瑞安《煮石斋稿·安素轩读画集》

　　改卜新阡，意黄山白岳间，定有佳城，慰名贤之大显。

　　但深翘仰，日月如驰！计大哥(鲍漱芳)松楸已茂(指鲍漱芳墓地)，世史令侄(鲍漱芳二子：鲍均、鲍圻；皆参与《安素轩石刻》的摹刻工作)，俱能承家，以感以慰。

　　——伊秉绶称鲍漱芳为“大哥”。见伊秉绶《致鲍勋茂札》

　　仁人之言，其利甚溥，铭感之忱，非言所罄。

　　老长兄(鲍漱芳父)关切之情，不但老人(袁枚)刻书之费，有所取资，而亡妹一家之寡妇孤儿，俱免填于沟壑。

　　——袁枚对鲍志道的深厚感情。见袁枚《致鲍志道札》

　　《龙山慈孝堂图为鲍肯园(鲍志道)题》十首

　　——袁枚《小仓山房诗集》

　　勉承台命(鲍勋茂)，作太老先生(鲍志道)家传，方愧拙文陋识，不足以发挥厚德。乃蒙遽勒贞珉，复得冶亭漕使(铁保)为之染翰。

　　——纪晓岚与鲍氏家族的深情厚谊。见纪晓岚《致鲍勋茂札》

　　命妇携童弱，飘如陌上尘。立善有遗爱，闻多素心人。

　　——鲍志道登门扬州朱草诗林，聘请翁方纲友人、画家罗聘为董事管理新建瓜洲育婴堂(类似孤儿院，收容弃婴、残疾儿童等)，罗欣然接受，并作《初董扬州育婴堂事，集陶句以自勖，兼勖许巢旸》等诗以颂鲍氏慈善心肠。

图二 鲍漱芳嘉庆十二年(1807)题唐人书《七宝转轮圣王经》(《安素轩石刻》)

图三 邓石如为鲍家所书《世孝祠》、《鲍氏五伦述》、《文会》

图四 鲍瑞安《安素轩读画集》

　　图五 鲍氏安素轩旧藏唐寅《王鏊出山图》卷(现藏故宫博物院)，图上有鲍漱芳之子鲍均“鲍氏约亭珍藏”朱文印。

　图六 刘墉书、朱珪撰《鲍氏义田记》

图七 “扬州鲍氏”——翁方纲题《定武兰亭十三跋拓本》

　　图八 “茂异”、与“顿首”分别对比——米芾《章侯茂异帖》(下)、《安素轩石刻》(上)，可见原迹中的细节，在“安素轩石刻”中皆能得以纤毫毕现。

图九 党锡龄道光五年(1825)题唐人书《七宝转轮圣王经》(《安素轩石刻》)

　　图十 吕大防《行书示问帖》(左)、《安素轩石刻》(中)、翁方纲《复初斋文集》手稿(右)——《安素轩石刻》中仅录“心赏”一印，且移位置，余诸印包括项元汴、江德量之五印皆弃而不刻。

　　鲍漱芳(1763－1807)，原名钟芳，字惜分，亦作席芬，祖籍安徽歙县棠樾村人，明代嘉靖间工部尚书鲍象贤(1496－1568)八世孙，两淮盐务总商鲍志道之子。鲍志道(1743－1801)，字诚一，号肯园，书香门第，一代儒商。其“上交天子”，位比王侯，曾以道衔恭祝乾隆八十寿辰而受到特恩，乾隆帝南巡扬州时，他曾代表两淮盐商接驾。又轻财好义，乐善好施，恤孤济贫，人称“鲍先生”，被誉为“廉贾”，尤其重视教育、慈善、文化等公益事业，曾出重资修建紫阳书院、山间书院等，兴修街道、水利等。志道弟鲍启运，掌管淮北盐运，家有义田，亦属当时盐业商界风云人物。

　　漱芳弟鲍勋茂，字树堂，踵接乃父，乾隆四十九年(1784)召授内阁中书，五十五年(1790)入值军机处，与纪昀、朱珪、翁方纲、刘墉、梁同书、铁保等同僚，诗人张问陶(1764－1814)卒，曾资助其女扶柩回川归葬；嘉庆十二年(1807)，伊秉绶(1754－1815)护榇返闽，树堂资以成行；是年，家兄漱芳卒，奔赴故里料理，虽关山远隔的伊秉绶屡致书勋茂殷勤问候，信中称鲍漱芳为“大哥”(注1)。鲍勋茂无疑亦是鲍氏家族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而鲍漱芳幼随父为扬州经理盐务，家业“藏镪百万，号称江南首富”(注2)；嘉庆八年(1803)，于川、楚、陕三省平乱中，组织富商捐军饷有功，被任命为盐运使，掌管两淮盐业实权。二十五年(1820)，鲍家捐修八百里河堤并耗费达三省军饷，嘉庆皇帝(1760－1820)敕建“乐善好施坊”予以旌表，此坊现存安徽省歙县棠樾牌坊群，位居七座正中。

　　鲍漱芳家藏及其《安素轩石刻》

　　鲍氏漱芳为人温存俭朴，儒雅好学，“书法入颜鲁公之室”(图二)，富文采、好交游，“所交皆当世知名士”，友人比之与元代玉山雅集主人顾阿瑛(1310－1369)，与画家尤荫(1732－1812)、徽派朴学大家暨书家程瑶田(1725－1814)、经学家黄承吉(771－1842)、学者王芑孙(1755－1817)等知契(注3)。其“风雅好士”，当受乃父熏陶使然，如书家邓石如(1743－1805)成名前为鲍家“长年食客”(注4)(图三)；诗人袁枚(1716－1797)曾与乃父“推心置腹，深交莫讳”，志道曾资助袁氏《素文女子遗稿》刻入《随园诗集》，袁氏胞妹亡，又赉金吊唁襄助殡葬，两人间之深情，袁致鲍札中多有表露，“仁人之言，其利甚溥，铭感之忱，非言所罄。”(注5)；另如书家画家汪士慎(1686－1759)、罗聘(1733－1799)，皖派篆刻家巴慰祖(1744－1793)等莫不为鲍家上宾。

　　鲍氏“安素轩”书斋，主要是鲍漱芳珍藏历代希世墨宝之所，“吾家‘安素轩’皆百年旧族，多蓄宋元书籍、法帖名画、佳砚、奇香、珍药，与夫尊彝、圭璧、盆盎之属。每出一物，皆历来赏鉴家所津津称道者，而卷册之藏尤为极盛。”(注6)需指出的是，鲍漱芳藏品，距今不过二百余年，以法书为例，现所见传世其旧藏法书巨迹者亦不在少数，如上海博物馆藏苏轼《楷书祭黄幾道文》卷、天津博物馆藏赵孟頫《行书洛神赋》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俞和《小楷左传》册等近20件，其余如被张伯英称为“奇迹”的李邕《大照禅师碑》等20多件法书原迹或皆不存，当为“咸丰中经乱乃尽毁于贼……，家藏及戚里中所见名迹，今皆无有”(鲍瑞安)、“晚更兵火，楹书零替”(谭献)(注7)。按鲍、谭文中“咸丰中经乱”、“贼”、“兵火”，定指咸丰六年(1856)太平天国农民军起义(1851－1864)克扬之际；“戚里中所见名迹”，指鲍瑞安书中提到的舅氏黄小园、子鸿，舅祖王渭翁、外舅沈撝庵、姊婿次荪等书画藏品。

　　另外，鲍氏《安素轩石刻》甫出，即为当时金石学家翁方纲、钱泳等翰墨文人知晓。该帖之精良与影响之大，并不亚于永瑆《诒晋斋摹古帖》。

　　(一)《安素轩石刻》中包括《功甫帖》在内的一半苏轼法书来自江德量家族旧藏

　　鲍漱芳以“富埒王侯”且富书画收藏著声于时，其“论画必宋元人”、“明及国初已不甚措意，若乾隆以来鲜有齿及”(鲍瑞安)，尤其“嗜书成癖，尤爱墨宝，尺幅寸楮，购藏不惜资，鉴赏家多出其珍秘投赠，审之又审，去其赝鼎”(冯燨)(注8)。乃孙鲍瑞安曾指出，“家中所藏半为府君故物”，“差可记忆者”虽“百不能一二”，所撰《煮石斋稿·安素轩读画集》一书(图四)，透露了不少其祖父旧藏古画，比如宋人《仙山楼阁图》、郑所南《兰》、黄公望《富春山水》(沈周有题)、钱选《白山茶》、高克恭《山水》、倪瓒《山水》、王叔明《山水》(鸾绫象匣盖当时以备进御者)以及戴进《春晖堂图》、沈周《椿树》、仇英《美人弹琴图》、陈洪绶《渊明簪菊图》、渐江《仿四家山水卷》等(注9)。鲍漱芳长子约亭(鲍均)擅画山水，亦好收藏，如故宫博物院唐寅《王鏊出山图》卷(图五)、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董其昌《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书画》卷、日本有邻馆弘仁《丹林窠石图》轴等均为其旧藏(钤有“鲍氏约亭珍藏”印记)。

　　遗憾的是，鲍漱芳惜画如命，鲜见其于原迹上钤印，故身为一代大鉴藏家，其人及其所藏迄今为学界所忽而知之甚少。本文所考，以《安素轩石刻》与传世墨迹之比对为据，重点梳理现仍珍藏于各大博物馆中鲍氏鉴藏的法书名迹。从中不难获悉，鲍刻所收法书名作之来源，尤以江恂、江德量父子，以及安岐、卞永誉、孙承泽、项元汴等明清大藏家之旧藏居多，可谓传承有绪。兹析如下：

　　1.北宋苏轼《行书春中帖》页(现藏故宫博物院)——江恂旧藏

　　2.北宋米芾《行书道祖帖》卷(现藏上海博物馆)——江恂旧藏

　　3.北宋米芾《章侯茂异帖》页(现藏上海博物馆)——江恂旧藏

　　4.北宋苏轼《行书与质翁札》页(现藏故宫博物院)——孙承泽(1592－1676)、江恂递藏

　　5.北宋吕大防《行书示问帖》页(现藏故宫博物院)——项元汴(1525－1590)、江德量递藏

　　6.北宋黄庭坚《行书君宜帖》页(现藏故宫博物院)——安岐、江德量递藏

　　7.北宋苏轼《楷书祭黄幾道文》卷(现藏上海博物馆)——笪重光(1623－1692)、王鸿绪(1645－1723)递藏

　　8.元赵孟頫《小楷道德经并老子像》卷(现藏故宫博物院)——项元汴、梁清标递藏

　　9.元赵孟頫《行书兰亭序十三跋》卷(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梁清标、英和(1771－1840)递藏，翁方纲、永瑆(1752－1823)题跋

　　10.元赵孟頫《行书洛神赋》卷(现藏天津博物馆)——陈淮(？－1810)、英和鉴藏

　　11.元冯预《楷书佛说了知经》册(现藏广东省博物馆)——孙星衍(1753－1818)鉴藏

　　12.元张雨《行楷诗牍》卷中《怀诗》、《手札》二、《二鹤巢诗》、《寒山子诗》等6件(现藏苏州博物馆)——项元汴、宋荦(1634－1713)递藏

　　13.元张雨《行书咏灯火诗》页(日本高岛氏旧藏)——缪曰藻(1682－1761)旧藏

　　14.元张雨《元人旧迹》册(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项元汴、陈定(为内阁学士满州索额图[1636－1703]掌眼并作中介者)、卞永誉递藏

　　15.唐无名氏《楷书兜沙经》册(现藏故宫博物院)——项元汴旧藏

　　可以发现，上列鲍氏辑选唐宋元法书巨迹中，来自江恂、江德量父子旧藏达6件之多，项元汴5件，梁清标、安岐分别有2件，另有不少如陈定、宋荦、王鸿绪、笪重光、陈淮、缪曰藻等清代著名鉴藏家旧物。其中，与鲍氏同时代的江德量，字量殊，号秋史，江苏仪征人，亦能画。祖江世栋，号岱瞻，歙县人，移扬州，系石涛(1642－1707)挚友；父江恂(？－1786)，字于九，乾隆十八年(1753)拔贡；伯父江昱(1706－1775)，字宾谷；江氏一门，皆以好书画鉴藏著称于画史。检江德量卒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鲍氏时年31岁，《安素轩石刻》辑选成于嘉庆元年(1796)。可知江卒后，其家藏苏、黄、米诸家精品，多有归鲍氏奚囊者。因此，江氏家族，无疑是鲍漱芳购藏宋四家法书之重要来源之一。

　　尤需重点指出的是，“安素轩”秘笈中现珍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苏轼《行书与质翁札》、《行书春中帖》，加之《安素轩石刻》中《功甫帖》共计3件均来自江家，竟占鲍家宝藏坡仙法书之半。

　　诚然，乾嘉时期私家珍藏古代法书之富，最著者非乾隆十一子永瑆莫属。然尚可与之媲美者，鲍氏“安素轩”可居其一。这也不难理解缘何邓石如为鲍家“长年食客”、读书“有求必应”了(其间，邓氏为鲍家作书甚夥，如《鲍氏五伦述》等)；而刘墉(1719－1805)、曹文埴(？－1798)、王文治(1730－1802)、黄钺(1750－1841)等书坛名宿纷纷为鲍家宗祠碑记、匾额楹联挥毫作书，如嘉庆帝师朱珪(1731－1807)、大学士梁诗正子梁同书(1723－1815)为撰，刘墉书写的《鲍氏义田记》(图六)；嘉庆六年(1801)鲍志道卒，朱珪为撰《墓表》，学者王芑孙作《行状》，时已入值军机处的鲍勋茂(《安素轩石刻》中赵孟頫《老子像并老子》有其题跋)请大学士纪晓岚(1724－1805)写《传记》，撰毕，纪氏委请铁保(1752－1824)书写，“勉承台命，作太老先生家传，方愧拙文陋识，不足以发挥厚德。乃蒙遽勒贞珉，复得冶亭漕使为之染翰”(注10)，勋茂以两枚古旧歙石佳砚为报，纪氏为此作跋并收入《阅微草堂笔记》。鲍家影响之巨，于此皆可见一斑。

图十一 米芾《道祖帖》(上)、《安素轩石刻》(下)——诸古印皆弃而不刻，有选择性。

　图十二 《安素轩石刻》(左一)、苏富比“墨迹本”(右一)、苏轼《次辨才韵赋诗》(左二)

　　　——苏字“禾”字用笔比较，“或得其结构而不得其锋芒者，模本(摹本)也；得其笔意而不得其位置者，临本也。”现在看来明代鉴赏家张应文此番书法真伪鉴定要点，似乎特地风尘仆仆穿越近五百年时空，专门针对苏富比《功甫帖》而发。苏富比“墨迹本”虽保留了九字的基本结构与外形轮廓，但缺少了鲍刻中大量丰富的书写用笔信息，是晚清坊间采用流水作业、分工合作的生产品，即作伪者出于利益的最大化或意犹未尽而制造的一稿多本的摹本之一而已。

　　(二)《安素轩石刻》及鲍漱芳本人获得翁方纲的肯定

　　鲍家前赴后继、耗时近三十年精心摹勒上石的《安素轩石刻》，在刻期间，已为当时艺坛文人瞩目。嘉庆十六年(1811)五月十日，翁方纲为英和所藏《定武兰亭拓本》(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作题透露(图七)：

　　《兰亭》赵《十三跋》卷，在扬州吴杜村家，谭观察以八百金购之，钱梅溪为摹勒其前帖，扬州鲍氏又刻赵跋，宋芝山说前帖恐未真。予见梅溪所摹‘亦’大矣，‘亦’作三点，益疑非真也。叩诸梅溪，不详其由。后闻此卷毁于火，今其烬余残字归于煦斋司农，装册属为题……时年七十有九。

　　跋中“扬州吴杜村”，即吴绍浣，号杜村，歙人，侨居扬州，与兄吴绍燦同举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台北故宫博物院唐怀素《小草千字文》卷等即为其旧藏；“谭观察”为谭组绶；“钱梅溪”为钱泳(1759－1844)，字立群，号梅溪，江苏金匮(今属无锡)人，工篆隶，精镌碑版，系永瑆《诒晋斋法帖》钩摹者；“宋芝山”即宋葆淳(1748－约1822)，字帅初，号芝山，山西安邑人，乾隆五十一年(1786)进士；“煦斋司农”即英和；“扬州鲍氏又刻赵跋”中“扬州鲍氏”即指鲍漱芳，所刻“赵跋”为其《安素轩石刻》第三十件赵孟頫《兰亭序十三跋及临本》。

　　需指出的是，当时知悉鲍家《安素轩石刻》的不仅有翁方纲，包括上述翁跋中诸翰墨艺友皆然。比如与鲍家有直接交往的钱泳(钱氏耗时四年，由鲍漱芳侄鲍崇城出资为刻《缩临唐代诸碑》三十二册)所撰《履园丛话》“本朝帖”(注11)一节中即有“扬州鲍氏刻有《安素轩帖》”记载；另，钱氏摹刻的《小清秘阁帖》中亦有苏轼《奉别帖》一件，笔者颇疑即《功甫帖》，且定与鲍刻同一系统，俟考。而谭组绶曾借赵孟頫《兰亭十三跋》予鲍氏摹刻；又如，鲍刻李邕《大照禅师碑》甫毕，宋葆淳即从鲍漱芳家获得新拓本、携示翁方纲并请作跋，翁欣然挥毫作题(注12)：

　　《大照禅师碑跋》……真迹今藏于惜分书屋，主人(鲍漱芳)雅志笃古，为选工重勒于石，北海(李邕)笔踪超腾龙象、风神骨格宛如初落墨时，岂惟《娑罗》、《东林》诸摹刻皆远逊之已乎。芝山(宋葆淳)以新拓本来属为题识于后。

　　《大照禅师碑》为《安素轩石刻》中第八件；“惜分书屋”“主人”即鲍漱芳。跋中翁氏对鲍刻之精湛啧啧称赏不已，“北海笔踪……宛如初落墨时”，“诸摹刻皆远逊之”；而“雅志笃古”一语，体现了翁氏对鲍漱芳本人的由衷敬佩。也充分佐证了翁方纲、钱泳、宋葆淳、谭组绶等翰墨友与鲍氏同属圈中人物之事实。

　　综上可知，翁方纲不仅从挚友江德量处亲睹安岐旧藏苏轼《功甫帖》原迹并手写描绘帖中所有鉴藏印记信息，且熟悉江氏逝后六年始刻的《安素轩石刻》，加之十分欣赏鲍漱芳本人、对鲍氏家藏情况十分了解。因此，翁氏无疑是探究《功甫帖》当时递藏真相及鲍家《安素轩石刻》摹刻情况最重要的历史见证者。

　　(三)翁方纲与《安素轩石刻》摹刻者党锡龄互为翰墨友

　　鲍漱芳辑集《安素轩石刻》，意非牟利，旨在使希世法书名迹化作千万身以传播不朽。所延刻手梦涛党锡龄，本系扬州篆刻名家，并以摹刻精湛著称一时。殊有意趣的是，梦涛不仅与翁方纲相识，且曾为翁氏本人书作摹刻上石。翁氏《苏斋题跋》所录钱泳《重摹子昂五字损本兰亭》卷后附“汉江鲍氏重刻十三跋”中，对党氏摹刻具有相当水平亦加赞颂，文曰：

　　(党锡龄)前年(1809)在扬州见予题焦山僧壁诗，欣然愿刻之石。其刻拙书能肖……，相去无几。(注13)

　　犹如书史上众多刻工精良的拓本名作，每位高超的刻工皆有一定的局限性，如翁氏指出党氏不擅刻赵书等。然而，党氏借其谙书法、精篆刻之优势，其领衔摹刻的《安素轩石刻》亦堪称“下真一等”，于有清一代刻帖中同属佼佼者。试将之与原作相较，更可见其忠于原迹的刻帖准则及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比如黄庭坚《行书君宜帖》、米芾《道祖帖》、米芾《章侯茂异帖》、吕大防《行书示问帖》等原迹中飞白、牵丝、散豪，乃至蠹鱼虫蛀、纸张残损等细节，皆能得以纤毫毕现(图八)。更为难得的是，该刻所表现出的笔画中所蕴含的起止、使转等丰富的用笔变化，以及原作书写过程自然呈现的节奏韵律、力度质感，体现了党氏以刀代笔、将石当纸的娴熟手法及其本人的书法造诣(图九)。上析翁氏对其所刻“能肖”“相去无几”“宛如初落墨时”“诸摹刻皆远逊之”等赞语，诚系由衷而客观。

　　(四)《安素轩石刻》入录鉴藏印有选择性

　　需补充说明的是，《安素轩石刻》于法书及题跋本身之摹刻精良已毋庸置疑。而有关帖中鉴藏印之摹刻，与其他刻帖相类，有时不仅不予全录，即便摹刻，亦不一定囿于原印之形态、位置等是否准确(如盖于书迹上的鉴藏印，刻帖时可移位或弃而不收)，甚至改刻者亦有之(注14)。如《安素轩石刻》中所刻宋吕大防《行书示问帖》中项元汴与江德量等五印皆弃而不刻(图十)；宋米芾《道祖帖》，原迹本幅钤有古代鉴藏印七枚，石刻中仅录四枚(江恂用印亦不录)(图十一)；另如赵孟頫《小楷道德经及老子像》中项元汴用印、米芾《章侯茂异帖》中“江恂私印”及数枚旧残印、黄庭坚《行书君宜帖》中“安仪周家珍藏”“吴廷”“王延世印”等印记，皆加以选择甚至弃而无刻。

　　因此，法帖中的鉴藏印记信息，一般只可视作文献参考资料。《安素轩石刻》中安岐旧藏苏轼《功甫帖》无收原作母本中项元汴、梁清标、张镠鉴藏印记及另二枚旧残印，其情形亦作如是观。

　　结论

　　鲍漱芳是安岐旧藏苏轼《功甫帖》的最后一位藏家，鲍家所藏过半古代法书名画或已于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农民军攻克扬州时遭到损毁。在原作无存的情况下，《安素轩石刻》中《功甫帖》是最接近该作原貌的法帖。而苏富比“墨迹本”是否真迹，必须与鲍刻相比较。苏富比“墨迹本”虽保留了九字的基本结构与外形轮廓，但缺少了鲍刻中大量丰富的书写用笔信息(图十二)，是晚清坊间采用流水作业、分工合作的生产品，即作伪者出于利益的最大化或意犹未尽而制造的一稿多本的摹本之一。

　　附：蒙鲍志道五世孙鲍训相先生热情提供核实纪晓岚、刘墉、朱珪、梁同书、曹文埴、铁保、袁枚等与鲍氏家族有关的珍贵资料，谨此感谢！

　　注释：

　　(1)《名人书简墨迹》，现藏安徽博物院，为鲍漱芳后裔捐赠。鲍树民《鲍春圃和〈名人书简墨迹〉》，《鲍氏文苑》第二期，中华鲍氏族史研究会2010年9月。书简38通，原为鲍志道及次子鲍勋茂所藏，为两人与袁枚、纪昀、朱珪、梁同书、刘墉、铁保、孙星衍、伊秉绶、张问陶、王芑孙、鲍桂星等27人之间的来往信札。如袁枚《致鲍志道札》中透露：“老长兄关切之情，不但老人刻书之费，有所取资。而亡妹一家之寡妇孤儿，俱免填于沟壑。”伊秉绶《致鲍勋茂札》“改卜新阡，意黄山白岳间，定有佳城，慰名贤之大显”“但深翘仰，日月如驰！计大哥松楸已茂(指鲍漱芳墓地)，世史令侄(鲍均、鲍圻)，俱能承家，以感以慰”。另，袁枚雍正十三年(1735)《龙山慈孝堂图为鲍肯园题》十首即为鲍志道所撰，收录《小仓山房诗集》卷三十六，《续修四库全书》影印上海图书馆藏乾隆增修本，页656－65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2)朱戢选编《安素轩石刻精选》，广陵书社2010年4月。

　　(3)容庚《丛帖目》(二)，页661－662，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1年6月。

　　(4)《坊林集》，鲍树民、鲍雷编，安徽文艺出版社1993年。按所见邓石如《行书册》上款“肯园太老先生”即鲍志道(号肯园)，中有“来邗已浃旬”，知为邓氏寓鲍家期间所作。笔者未见此邓氏原作，姑例于此，见嘉德艺术拍卖公司2007年春拍第134号。

　　(5)前揭《鲍春圃和〈名人书简墨迹〉》。

　　(6)清鲍瑞安《煮石斋稿·安素轩读画集》，光绪壬辰年(1892)，上海博物馆藏。按本文中所引鲍瑞安语，皆出自是书。

　　(7)前揭《煮石斋稿·安素轩读画集》。

　　(8)前揭《丛帖目》(二)，页662。

　　(9)前揭《煮石斋稿·安素轩读画集》。

　　(10)前揭《鲍春圃和〈名人书简墨迹〉》。

　　(11)清钱泳《履园丛话》九“本朝帖”，页171－172，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1月。

　　(12)清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二十三，《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55册，页578，影印，清李彦章校刻本。

　　(13)清翁方纲《题钱泳重摹子昂五字损本兰亭》，嘉庆辛未、壬申(1811－1812)，载《苏斋题跋》，《续修四库全书》影印福建省图书馆藏清抄本第1068册，页622－62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14)如故宫博物院苏轼《行书春中帖》中有柯九思三枚鉴藏印，于《安素轩石刻》中皆不予收录，并增刻“眉阳苏轼”朱文印。■(作者系上海博物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