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

　　没错，毕加索来了！如今，53件毕加索真迹，正静置于曲江艺术博物馆的展柜与橱窗里，在灯光下散发出柔软而温和的光晕。走进博物馆的观众，将在微暗的光晕环绕中，体会一场别样的探秘毕加索之旅。值得一提的是，与以往曾多次来到中国的作品相比，这批作品明显在材质与表达形式上显得格外特殊——这一批作品均是其晚年时代出品的银器、陶器与陶版画，有些作品之前甚至从未曾面世过，其神秘程度可见一斑。这也是西安观众第一次在家门口与这位抽象主义大师零距离会晤的机会。

　　23件银盘西安首度面世

　　毕加索生于1881年，92年的艺术生涯，最终遗世作品达两万多件，包括油画、素描、雕塑、拼贴、陶瓷等。毕加索绘画的主要特征是变幻莫测的造型手段，即空间、色彩与线的运用。他的作品和他的生活一样没有丝毫的统一、连续或稳定。犹如他奔放的个性，他的作品时而激昂或狂躁，时而可亲或可憎，时而诚挚或装假，变化无常不可捉摸，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活着亲眼看到自己的作品被挂在卢浮宫的画家。

　　与早期相比，毕加索后期作品材质并不拘泥于画布，风格更趋于率性与童真。这次来到西安的一组银盘共23件，是毕加索于1955年至1956年间创作的，每个盘子背面都刻有签名及编号。尽管时光过去了半个世纪，但这些银盘未见丝毫沧桑痕迹，依然形如满月、灿若星辰。每件圆盘上分别刻有不同的星座图案、孩童、女子肖像、或仅仅是简练至极寥寥数笔的符号，典型毕加索风格配上银器特有的材质，呈现出一种极为特殊的光彩。可以说，银器是毕加索极少涉猎的材质，在毕加索的公开资料及作品中也很少能见到关于银器作品方面的表述。这些银器首度面世，更显珍贵。

　　神秘藏者与欧洲王室交情匪浅

　　这次毕加索之所以来到中国，全然是一次机缘巧合之举。曲江艺术博物馆馆长周天游介绍，本展览所有展品均出自博物馆投资人郭先生多年来的私人收藏。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郭先生投身金融业多年，足迹遍及欧美，尤其与欧洲王室交情匪浅，因为长期生活在欧洲，自然而然被欧洲浓烈的文化艺术氛围浸润，郭先生也逐渐开始被欧洲名家的艺术精品所吸引，产生让它们来到中国的想法，他把眼光投向了毕加索。

　　在国际拍卖场上，毕加索各个时期的油画真迹以昂贵着称。远超出私人藏家的负担水准，郭先生便另辟蹊径，将目光投向一批鲜于面世的小众作品，他从私人藏家手里或整套收藏，或流连在各大拍卖会中，陆续将毕加索一批晚年之作，如瓷板画、陶器、银器收入囊中。这些作品在当年，价格并不算离谱。这批作品此次来到中国报关时的海关估价为7000万元。不过，这仅仅是按照当年购置价格的估价。按照如今毕加索作品在拍卖场上的表现，这些作品的价值无法估量。

　　这次来到西安的展品分为三部分，除了毕加索之外，还有一部分为17到19世纪法国艺术家绘制的花卉油画。另一部分是罗丹制作的《吻》和《思想者》的缩小版，共计74件。之所以将这些作品运抵西安展出，也是为这次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的访华之旅所精心准备的礼物。周天游告诉记者：“国王来到西安参观之后，对这批作品大加赞赏，即使在欧洲，也无法看到这么完整的毕加索银盘。”

　　陶盘成为世纪婚礼的见证

　　除了银器，毕加索一生还创作了近3000件陶瓷作品，正是毕加索独辟蹊径的大胆探索，使得诸多造型奇特的陶瓷作品面世。这次他的作品来到西安，可以说是一次让西安观众见识到毕加索晚年时期最洒脱艺术生涯的机会。他以多种手段将彩塑、绘画和拼贴的因素结合于陶艺创作中，他认为在壶罐或盘子等立体物品上作画跟在平面画布上作画毫无二致，粗犷率真、充满童稚。观众也能从部分作品中感受到来自中国文化的气息，感受到其中水墨柔软的笔触与氤氲的效果。的确，中国文化曾对晚年的毕加索影响至深。他曾说：“我如果生为中国人，可能就不是画家，而是书法家了。”

　　展览中，还有一组名为“黑脸”的陶盘共13件，1件大盘，12件小盘。创作于1948年，盘子的底部有A到L的字母。陶盘制作得格外简洁、率真、随意，一看就是典型的毕氏风格。这组陶盘的诞生，源于一场世纪婚礼。上世纪四十年代，好莱坞女影星，被美国人称为“爱之女神”的丽塔·海华丝和阿拉伯穆斯林王子阿里汉在法国一见钟情。世界巨星和阿拉伯王子的结合令世人瞩目。两人于1949年5月在法国小镇瓦洛里举行了梦幻般的婚礼，全城的居民都被邀请参加他们隆重奢华的“世纪婚礼”，毕加索制作了这批黑底白纹的陶盘作为礼物赠送给这对新人。盘中图案简洁明快，每个盘子便是一张笑脸，尽管这些笑脸只有点缀般的寥寥数笔，但12件作品中，每个笑脸的细微表情都明显不同，大师捕捉细节的功力可见一斑。

　　毕加索为爱痴迷陶艺

　　如同人们传说的那样，毕加索每一次的艺术变革动力都源于一段爱情。毕加索情史之丰富，导致他每一阶段的作品都会打上一个女人的鲜明烙印。1943年，年已62岁的毕加索认识并疯狂的爱上了“美得惊心动魄”的21岁女画家弗朗索娃·吉洛，之后他狂追三年，终于抱得美人归。

　　为了纪念这段疯狂的爱情，毕加索带着弗朗索娃来到法国南部的陶艺之乡——瓦洛里小镇。小镇上的各种陶器激起了他俩浓厚的兴趣。在那里，毕加索认识了制陶作坊主夫妇，他们邀请大师参观制陶作坊，还教给大师陶艺知识。那时的毕加索已在绘画、雕塑等方面有了极高的声望，陶艺对他而言，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激起了他的好奇心与挑战欲。加之弗朗索娃对陶器也很感兴趣。毕加索立刻投身到了陶艺的学习与创作中。

　　三年后，毕加索在瓦洛里买下一个废弃的香水厂改造成陶瓷作坊。此后，激情四溢的大师不仅与弗朗索娃一同创造了两个孩子，更是连续创作了近两千件陶艺作品。毕加索的奇思异想、诙谐幽默都在这些作品中表露无遗。有人把大师与弗朗索娃在这几年的陶艺创作评赞为“材质的诗行”。那一行行“诗句”的产生，无疑与毕加索在那个特定人生阶段诗一样的爱情生活密不可分。他本人对这种“爱情与创作相联系”的评议也予认同，他说：“光认识艺术家的作品还不够，人们必须知道他何时、为什么、在何种条件下创作。所以，我把我做的一切都标明日期。”

　　毕加索陶艺作品中生动高明之处，就是运用陶罐的形状，寥寥几笔便恰到好处地传神画出了女人饱满、洁白的脸部或身体，用陶罐将女性的妖娆、丰盈之美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一件三脚器。这件拥有三只脚的陶罐创作于1951年，是毕加索为当时的情人“美得惊心动魄”的弗朗索娃，画下的两手托腮的动人瞬间。还有两件猫头鹰造型的陶罐：尖尖的嘴喙对应陶罐的流口、饱凸的肚子正好是陶罐的腹部，尾部即是陶罐的把手，简约几笔装饰出猫头鹰的翅羽和脚趾，两者接合得天衣无缝，栩栩如生，极具艺术美感。这件陶罐的创作缘于一个故事，弗朗索娃曾在《我与毕加索的生活》一书中写道，一天晚上，他俩出去聚会，回来的路上看到一只受伤的猫头鹰，他们把猫头鹰带回家疗伤，伤愈后的猫头鹰即成为毕加索家中的一员。显然，猫头鹰成了大师钟爱的观察对象。

　　1953年，毕加索陶艺创作锋头正劲，感情生活却意兴阑珊。他与弗朗索娃曾经的山盟海誓终逃不过七年之痒，弗朗索娃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了毕加索。而年已72岁的老情圣很快又爱上了陶瓷作坊主的侄女、女陶艺家杰奎琳·罗格。8年以后（1961年），毕加索迎娶了杰奎琳。婚后不久，两人搬到了穆然。他们在穆然又建了一个窑，毕加索后期的陶艺作品大部分都是在那里完成的。毕加索过人的艺术天分和长年的陶艺创作实践，加上有女陶艺家杰奎琳的技艺切磋和殷殷相伴，毕加索第三阶段的陶艺创作显得游刃有余，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在西安观众这次能见到的陶艺作品中，观者能有幸见到毕加索的这一段情史——他为情人杰奎琳所作的画像。那些陶罐上随心所欲的涂鸦，表情生动细腻，其实都是杰奎琳肖像。这可谓是毕加索这一时期爱情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