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国家博物馆启动的《海外藏中国古代文物精粹》丛书编纂项目的首卷《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馆卷》发布，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记者就此采访了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请他介绍这本新书与整套丛书项目的来龙去脉，以及国家博物馆的战略思考。

　　十年摸底，为海外合作奠基

　　记者：据说本次丛书的发布是我国启动海外文物摸底工作的首批成果，能否请您大概介绍一下海外文物摸底工作的基本情况，以及出版这套丛书的初衷？

　　陈履生：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渐了解到了海外收藏中国古代文物的普遍性。部分热心的学者，比如南京艺术学院的林树中教授，就以一己之力，搜集调查了大量海外流失文物。这种个人的努力固然可贵，但如果不能上升到国家层面，并且和国外的博物馆进行实质性的交流，就很难获得第一手的准确资料。因此，国家博物馆的学者和领导从2005年启动了这项海外文物摸底工作，希望能够通过和各个博物馆之间的深入交流，来了解海外文物的存量。

　　我们出版这套丛书的初衷，旨在对海外各大博物馆中中国古代文物主要藏品进行一个全面的扫描—因为书籍的篇幅所限，工程要涉及的文物基数又相当庞大，只能精挑细选。以英国国立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为例，它所收藏的中国文物就有18000多件。所以，在丛书的编辑工作中，以博物馆为单位，挑选出类拔萃并且跟中国古代文化关联更大的文物，包括青铜、陶瓷器、木雕、家具、服饰等各个品类，可以在整体上摸清中国海外文物的“底”。

　　通过这次摸底，我们希望能建立起馆与馆之间的对话渠道，为进一步开展海外文物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这十年间，我们正是在夯实这个基础。　　厚积薄发，缺专门团队操刀 　记者：丛书的第一卷历时十年才最终完成，原因是什么？

　　陈履生：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在打基础的阶段的确涉及很多复杂的因素。首先是跟海外博物馆的合作沟通，比如双方间的信任问题。随着国内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呼声越来越高，海外博物馆难免会感到担忧，认为这样的合作可能会暴露“家底”，进而导致中国政府提出追索等等。想要良好地合作，必须消除对方的顾虑。

　　第二，在专业人员方面，即使是国外比较知名的博物馆，如大都会、卢浮宫等，其中国和亚洲藏品虽然众多，但也并不占主要位置，所以相应的研究力量往往也薄弱。对于国博而言，我们也缺少一个专门的团队来做这件事情，甚至还有馆外的学者参与。在组织协调、手续办理以及出入境方面，都没有那么方便。

　　第三，我们在基础阶段的工作重心，是和海外的博物馆建立起广泛的国际合作机制，这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以第一卷的出版为例，因为跟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合作的成功，国博树立起了良好的国际形象，才会有利于促成其他博物馆和我们更快地建立联系，展开合作。这个过程像传统文化中的修身养气一样，厚积方可以薄发。

　　记者：缺少专门的团队是否意味着现在的团队还不够专业？

　　陈履生：

　　我们的团队很“专业”，但并不“专门”。现在的主要工作是由学术中心承担的，但同时他们又分管馆内的学术研究和其他管理工作等，事务十分繁忙。

　　现在涉及团队合作的还有两块，一是跟海外各家博物馆之间的联系；二是翻译工作。后者不仅要处理卷帙浩繁的文物资料，而且更要具备专业色彩和研究性，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时间来做。我们也在考虑，下一步如何建立一个专门的团队。　　追根溯源，为国策研究打头阵

　　记者：除了促进学术研究之外，丛书的出版是否还能对其他方面提供一些启示和帮助？

　　陈履生：

　　这套丛书除了给学者提供第一手的研究资料之外，最重要的意义是让国家的有关部门特别是国家文物局等政府机构，去深入了解海外收藏的情况，同时也敦促未来能有专门的人员来做相关的研究。

　　丛书中涉及很多非常重要的文物信息，比如流通渠道，一定要全面认识区别对待。因为数量巨大，问题复杂，有些文物已经很难追根溯源。但也有很多是有案可查的，像瑞典的远东博物馆馆藏的新石器时代的人形陶器，就是当年以合法渠道“出海”的：当时清朝政府并没有立法来约束海外探险家进入中国，相反皇帝还批了御旨把相当一部分文物送给他们，这些御旨至今陈列在斯德哥尔摩。而现藏于美国的龙门《帝后礼佛图》，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拳毛騧”，巩县石刻等等，则是属于当年被盗窃的中国文物。

　　把这些脉络完整而清晰地梳理出来，有助于国家宏观把握目前一些海外重要博物馆收藏中国古代文物的情况，以此为基础建立数据库，进行分析研究，并寻求相应的政策制定和解决沟通渠道，这方面的意义不可谓不重大。

　　记者：对普通老百姓而言，这套丛书的意义如何体现？这项工程所取得的成果是否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陈履生：

　　对于普通公众来说，这套书的确规模较大，定价也较高。我认为有这样几种方法来解决普及的问题：一是可以后续出版适合于公众购买的简装版普及本；二是借助国博的官方网站开设专门的频道，把书中内容放到网站上去—因为书的篇幅所限，每本只能收录两百件左右的文物，但是在网络平台上完全可以呈现更为丰富的藏品；三是通过国博的教育平台，比如我们正在为一些学校编订的教材中，嵌入这些内容，此外还包括邀请专家举办相关讲座等等。这些措施在未来都会逐步推行。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