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亚谢拉水下遗址发掘出的青花瓷器

　　最近，“水下考古”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在业界引起巨大反响和足够的关注度。有如盗墓因为其暴富和巨额财富而成了文物考古界永远的痛一样；“水下考古”也因其沉睡日久的财产归谁所得遂成为全社会（而不仅仅是文物考古学者）关注的话题，而考古本身的证史辨伪的学术功用却反而成为次要课题，换言之，打捞“沉没的文明”作为一个文化需求与期望广泛的社会辐盖面，远远超过学者专家们冷僻的专业口味；百姓们茶余饭后侃大山中夹杂着对财富的艳羡与津津乐道，远胜于对证据锱铢必较反复推演的学究式自得其乐。更加上中央提出中国外交的“一带一路”、又有“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新认知，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流，跨越三大洲、绵延两千年，据说一直通达到东非海岸，足可被认定是古代最长（达14000公里）的远洋航线。据说彼时中国已经有了先进的罗盘导航技术，横跨印度洋、直达波斯湾的西端，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绸、香料等等作为先进国家的文明标志，输出远洋，从而成就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古代文化交流（输出）史。

　　最近的话题当然是“南海一号”。800年前的南宋，海上贸易兴盛：“舶交海中，不知其数”“商船云集，桅杆林立”，有一艘满载货物的南宋海船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奔赴东南亚和西亚，但仅仅航行到广东阳江海面即遭沉没厄运。从1987年沉船被发现，直到13年后的2000年国家文物局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专门的水下考古队勘察、试掘，大致摸清了期间巨大的文物宝藏的体量，并将其整船打捞出水，又过了15年，近期才提交公布第一批阶段性考古发掘的庞大成果群。又一个例子是2009年，广东汕头南澳岛附近发现明代走私沉船“南澳一号”，发现有多至10624件外销贸易陶瓷，多为明代漳州青花瓷、景德镇青花瓷，纹饰有仕女、麒麟、花卉、鸟禽等等。再有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东南海域发现“黑石号”沉船，出水的中国瓷器与金银器，多达60000余件。其中瓷器占90%，包括湖南长沙窑、浙江越窑、河北邢窑、广东窑等，学者研究认为这艘船应该是从扬州出发、中转停广州、再到波斯湾的国际港停泊交易。其实，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

　　在长达千年的唐宋以降，海上丝绸之路、海上贸易的最兴盛港口起点，正是南方的广州港（或还有泉州港）。据说唐宋时代海上贸易被称为是古代重农抑商传统背景下难得一见的“商业革命”兴起的时代，唐代杜甫有“乘槎消息断，何处觅张骞”之诗。宋代更有南宋高宗时广州、泉州两个港口，市舶收入高达200万贯，宋代官府通过几乎占国家总收入的20%的市舶总收入，这笔巨额收入被用作广泛的用途，目前已知的如：补贴财政收支；抵付商人依“折中法”捐输边防；作为保证金收换纸币“会子”；转口出口高丽与日本；发放给官员抵支俸禄等等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达，输入的货物也扩大为麝香、珍珠、玻璃、玳瑁、犀牙、珊瑚、琥珀、棉布，各种珍奇异宝，而其自身也根据沿途异国的需求与兴趣，由“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变为“海上陶瓷之路”，大批输出瓷器和日常器皿，声名煊赫的“欧洲贸易瓷”即是在这种背景下勃尔兴焉，成为古代中西文化交流中一个突出的象征。——遙想18世纪初兴起的欧洲贵族绅士淑女衣着考究举止优雅，享受着英式下午茶。这茶与茶具皆自中国输入，故互相之间皆以议论中国传闻逸语为能事。这种根植于大中华文明的民族自豪感，令我辈激动不已，实在可称是古代文化交流史上难得的记录。

　　唐代中期以后，“安史之乱”造成的帝国军事、经济实力急剧衰弱，原有的汉唐盛世依据长安往西的地缘视野与对西域大漠的控制，为吐蕃的攻占河西陇右和回鹘南下侵入西北的战争所消解，贯穿西域到中亚的“陆上丝绸之路”，被阻断被废止，这种政治版图的变化动荡，造成了晚唐五代至北宋民族政治、经济中心地带的南移。如果说在“陆上丝绸之路”时期，长途贩运瓷器的转运繁复、劳民伤财、损耗太大、得不偿失；而丝绸、茶叶等货物则可以在马帮驼队中保持运输便利；那么，在以东南沿海的不冻海港如扬州、宁波，尤其是广州、泉州为出发点的“海上丝绸之路”，伴随着造船与航海技术的发达，于瓷器出口贩卖而言，具有运价低廉又安全可靠的优势。故而来自巴格达、波斯的商贸船队，交梭往还，构成了“海上丝绸之路”到“海上陶瓷之路”的大转型。迄今为止在古籍文献中，就有唐代贾耽《广州通夷海道》可为铁证。据说：从巴士拉到杭州，海路全程约需87天；在当时航海日程以年计算的时代，这已经是十分高效的旅程了。

　　站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上看今天的“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水下考古”，寻找到它可能有的历史逻辑，这于我们而言，是一件令人意外的大喜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