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遗珍

　　许永杰

　　1977年考入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先后在甘肃省博物馆、吉林大学考古学系、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工作。现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南中国海考古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

　　1983年，在著名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仰韶时代晚期的901号房址中，出土2件似由小口尖底瓶下半部改制而成的带把斜口器——陶抄。我曾专门撰文论证其为史前时期的量器 。

　　发掘报告是这样描述陶抄的：夹粗砂红陶，圆形长体呈簸箕状，整体似尖底瓶的下半部，前端为大圆形开口，似簸箕，后端渐收呈小圆锥形器底，外安一环行把手或为圆柱形器柄。一件口径22.3、长36、高24.6厘米。另一件口径17.8、长46、高15.7厘米。

　　继大地湾遗址的发现之后，陶抄又陆续在陕西花楼子、陕西扶风案板、山西河津固镇发现3件。从到目前为止，仅仅发现5件的微少数量看，陶抄并不是古人的日 常生活用具。这5件陶抄通长在36~46厘米之间，在造型上，分前斗后柄两部分，前斗部宽，用以盛物，斗口斜抹，便于盛撮；后柄部细圆或另加提梁，便于握 提，其作用同于当代居民使用的簸箕、撮子和抄。

　　从这5件陶抄的出土情境分析，陶抄出土于大型遗址——聚落考古学视野中的“中心聚落”当 中；陶抄的出土遗迹均有不同寻常之处，大地湾遗址F901被誉为“原始殿堂”， 两件陶抄与红陶衣四足盆形鼎、四鋬尊形罐及漏斗状器盖、条形盘集中出于前 堂，在花楼子陶抄与刻文兽骨共出，在案板陶抄与陶塑人像共出，在固镇陶抄与大量储藏器共出；陶抄与储藏或储藏器关系密切，几个出有陶抄的房址或灰坑均伴有 陶瓮共出。

　　之所以把陶抄认定为量器，主要理由一是陶抄前斗后柄的器形与同于战国秦汉时期的量器，比如战国秦商鞅铜方升、秦始皇诏铜椭 量、新莽始建国铜方升、新莽始建国元年撮等。二是抄、撮是古量器见诸于文献记载。《孙子算经》上卷：“量之所起，起于粟，六粟为一圭，十圭为一撮，十撮为 一抄，十抄为一勺，十勺为一合，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斛，斛得六千万粟。”三是经实测大地湾陶抄及与其共出的几件特殊器物，所盛黍物有正比例 关系：10条形盘=1铲形抄，2铲形抄=1箕形抄，5箕形抄=1四鋬尊形罐，这与历史时期及当代少数民族使用的系列量器相符。

　　把陶抄定 义为量器，在我们的眼前便可展现这样的场景：当历史发展到距今约5000年的仰韶时代晚期，位于清水河畔的公共会所——原始殿堂内，专管量器的公职人员， 在收获的时节于前堂用陶抄等量器征收粮农缴纳的谷物，存放于置有储藏器的后堂；待需要时，再将存放在后室的谷物提到前堂，发放给那些从事脑力劳动、非农业 劳动和饥馑者；出入粮库的谷物均需记账。可以判定，这种在由专人掌管“官量”，用以调剂剩余劳动和社会再分配的社会，应该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复杂社会的情 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