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锡荣中国古代士大夫讲座于北大举办

2016年06月02日15:58   新浪收藏   微博收藏本文     

  自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国家强盛了,国民富裕了,人们在物质文明发展的基础之上,逐渐追求精神文明的发展,而且这种趋势持续扩张,将一贯滞后的中国传统文化推向社会前沿,推向我们的生活与经济,仿佛如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般兴起,如汉唐时期时繁荣强盛 ,蓬勃向上。经济基础支持了国民们的求知欲望,满足了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渴求。

讲座“刘锡荣:走进士大夫与他们的生活”现场照片讲座“刘锡荣:中国古代士大夫及文人生活探微”现场照片

  大众也都在努力,谁人不愿意自己的国家强盛呢?这种极为渴求的回归状态,彰显了民族与国家自豪意识的回归。“言必上三代”,“行必思汉唐”的强国意识与传统,已经成为国民们的风貌与时尚。自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士大夫”文化也就随之兴盛起来。

  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我们当为自己适逢盛世与安定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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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大夫”产生的背景

  自西周以来,周王实行分封制,将国家分为诸多侯国,将王室与有功的贵族们派驻其封地,除了每年岁贡之外,所有资源、税赋都由其拥有并管理,史称“采邑”。候位与采邑,都是世代继承 ,在稳定发展了三百年之后,周王室逐渐腐败导致了衰弱,最终走到了东周。

  衰微的东周王族根本无法驾驭逐渐强大的各地诸侯们。诸侯们早已纷纷“招贤纳士”,“礼贤下 士”。他们将“贤”者请来,以礼相待,尊如上宾。对平民百姓,只要你有”一技之长”,不论 出身,便开门纳入。这些人大都出身寒微,也就是所谓“士”。从“招贤纳士”,“礼贤下士” ,这两个成语来看,我们可以看出“大夫”与“士”的天壤之别。

  战国中期,由于各国奋起图强,以齐、秦、楚等成为强国。而地处中原的韩、魏由于身处中枢之地,又极尽诸多战略、谋略,施展诸多手段,如“尔虑我诈”、“围魏救赵”等不一而足,借以富国强兵,扩大地盘,巩固政权。通过“举贤任能”变法成功的强国们开始逐步吞并 周遭的弱小国家,形成“弱肉强食”、“此消彼长”、“由胜而衰”的战国局面,这种“大浪淘 沙”,“物竞天择”局面,与后世乃至于现代的市场竞争一般优胜劣汰。

  那些守着周天子分封得来“采邑”的王的子孙侯爵们,如郑、陈、蔡、虢、卫、黄等弱小国家形势“危如累卵”、“朝不保夕”。在大浪淘沙的连年残酷征战之中,最终形成了“齐、楚 、燕、韩、赵、魏、秦” 等强国,史称 “战国七雄”,当然还有“春秋五霸”。

  “士”、 “大夫”、 “士大夫”

  “士” 实际上分为两个群体,一部分是“武士”,一部分是“文士”; “士” 与 “大夫”是 两个阶层; “士大夫”是战国时期才出现的一个新兴阶层,“大夫士”的称谓早于“士大夫”。

孔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孔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

  “文士”相关的历史事件与故事很多,尤其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文化与教育的不断普及,文化人 越来越多了,文字作为工具,除了国家有计划地记载和出版物, 民间的文士们大量的出书了,以 至于文士们的浪漫故事就多起来了。

  最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壮士”。那时候的游侠们应该是最早的武士。在许多古代经典中,都能看到他们的故事。“士为知己者死”,“敢死之士”,“烈士徇名”、“壮士断腕”、“士可杀不可辱”,“身先士卒”、“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周初,“士” 为分封制时奴隶制下的底级身份,在卿大夫之下,庶民之间。“士”的构成非常复 杂,他们各自有不同的的思想、观点,使得儒、道、墨、法、“诸子百家”、“粉墨登场”,出现了学术上的繁荣景象。

  “士大夫”的兴起与鼎盛

  《汉书·艺文志》将“纵横家”列为“九流”之一。汉代有个叫应邵的人,著有《风俗通》一 书,有一段对纵横家的精辟的描述:“鬼谷先生,六国时纵横家,知大局,善揣摩,通辩辞,会机 变,全智勇, 长谋略,能决断。无所不出,无所不入,无所不可。”苏秦与张仪的一切作为,应当说非常全面的贯彻了这些要义。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间段。天下由大乱到统一,历时四百年左右,这一期间最为活跃的是“纵横家”,“四君子” 们,以他们为主线,可以串联或看清楚整个这四百年的纷繁世界 。

  纵横家是个自我价值最大化的群体。他们的先祖是鬼谷子,他们合纵连横,朝秦暮楚,事无定主 ,反复无常。他们的一切作为的出发点都以政治需要。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多出于韩魏。

  就史实看,若没有大国支持,韩、魏根本无法与其它强国(齐、秦、楚)对抗。公元前318年,以三晋为主的五国合纵的战略同盟,最终还是被秦国所破。“纵横家”们“纵横捭阖”的较量,最终为大秦的统一拉开了历史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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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大夫”分裂与没落

  西周以后先秦诸侯国中,在国君之下有“卿”、“大夫”、“士”三级。大夫世袭有封地。 后世遂以“大夫”为一般任官职之称。秦汉以后,中央要职有“御史大夫”、“谏议大夫”、“中大 夫”、“光禄大夫”等。隋唐以后以“大夫”为高级官阶之称号,至唐宋尚有“御史大夫”及“ 谏议大夫”之官,至元、明、清已经废除。宋代将早先的医官也纳入体制,医官改为大夫,后世 也一直沿袭了这个称谓。

  经过轰轰烈烈的春秋战国后,四百年的硝烟在成就了“士”与“大夫”们的名利之后,自汉代伊 始,此前以军功出将入相的途径逐渐渺茫了,尤其是社会地位相对低下士人们升迁的机会少了, 政府又需要大量的管理人才。在汉代中晚期,科举制度逐渐发展起来。直至以后的历朝历代都是 “科举取士”,构成了中国传统的教育体系,而靠军功入仕的门径不灵了,因为那是汉代以前的仕途。

  汉魏六朝之间,士人们不得志构成了一种没落状态,他们举起“达则兼济天下,不大则独善其身 ”的旗帜,他们“隐居山林”、“啸傲山林”、“清谈误国”、“放荡不羁”等,构成了那个时代的风景线,以至于成为后世许多人的心灵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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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 “士大夫” 精神

  士大夫阶层的文化修养决定了他们政治、经济、境界的高度与成就。他们是中国文化的主体群体 ,他们也是文学、书法、绘画、篆刻、收藏等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创造者,研究“士大夫” 文化与“士大夫”精神,有着深远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韩愈是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他高度肯定了“士大夫”精神。他 所肯定的士大夫精神 —— “文以载道”。而何为此道?其实,就是天道,大道,是自然规律,是人类社会自古承袭下来的伦理道德,是人类共同宗崇自然法则下的运行原则。任何违背天道、违背自然与人道法则的作为,必然是失败的归宿。所以,韩愈提倡的道,是有着明确的功利内涵的道, 是既有上尊天道,又有下合人道的行为法则。

  纵观我们的历史,“士大夫” 这个阶层之中的人,他们大都有文化,有追求,有担当。有个人观 ,有家庭观,有家族观,有民族观,有国家观的群体,是一个可以为理想与抱负全力以赴的群体 。不管时代如何变革,历史如何发展,任何时候,都有这样一拨又一拨仁人志士,在努力奋斗, 甚至于付出生命。这就是“士大夫”精神!

  士大夫精神在中国经历了四个阶段,即秦汉时期的“士志于道”,坚守道德理想,追求高尚人格,承担社会责任;魏晋时期率性自由,追求身体和心灵的愉悦;唐宋时期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的 “圣贤气象”;明清时期,圣贤兼豪杰的经世抱负和道德理想。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传承儒家文化与人文信念的核心人群,“士大夫” 群体是以其独特的价值观和自觉的实践精神,影响了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这两千多年,“士大夫精神”虽经历了几多流变 ,但却有一个贯穿始终的精神核心,即“士志于道”。“士大夫”精神绵延至今,应当成为中国 社会文化再上台阶的精神力量,引领当下中国社会核心精神价值的正能量走向,成为当下每个文化人毕生成长、发展的方向。

  把我们民族值得自豪的那些文明与高贵,继续弘扬光大。我们学习世界各地文明,更应当挖掘中华民族遗存下来极为丰富的文化典籍,可以为我们提供大量的依据与信息,只要我们认真地去研究,挖掘,我坚信一都能够有重大的发现与突破。

  汪曾祺先生被大家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知识渊博,精神层面极为富裕,哪怕是一杯 “高碎”,一盏“浑酒”(乡下米酿),也足以使他“淡泊明志,宁静志远。“发现生活中的真善美,把它写好,即是你的学养”,汪曾祺先生如是教我。沈从文先生也曾经有类似教诲,他们都认为“士大夫”是一个很是值得研究的课题。今天我有幸在这里与大家交流这一课题,也是恩师们的心愿,也是我的心愿。

  ——丙申年夏初 荣斋主人 刘锡荣

  (本文根据刘锡荣老师北大讲座《中国古代士大夫及文人生活探微》现场录音整理)

“刘锡荣:中国古代士大夫及文人生活探微”讲座现场签名“刘锡荣:中国古代士大夫及文人生活探微”讲座现场签名

  钟鼎茗香荣斋主人刘锡荣

  中国传统文化学者、士大夫、收藏家、作家。在中国传统文化、古代艺术品收藏、研究方面卓有成效。历任国家有关单位公职,长期从事经济与资本市场的研究工作,并以人类社会学为工具,对传统文化与中国式新经济进行综合性研究,他认为中国之未来在于二者之结合与提升,才能实现国力之综合提升。

  近年,刘锡荣先生出版代表著作《钟鼎茗香》一、二、三、四、《钟鼎茗香五· 中国馆藏古琴》、《荣斋札记》、《万象沉烟》、《俪松居遗珍》、《荣斋随笔· 文博篇》、《荣斋随笔 · 风雅颂篇》、《荣斋随笔 · 清赏篇》、《荣斋随笔 · 风物辞篇》。且所著书均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清华、北大等文博研究机构、各省图书馆编目入藏。亦是《头等客》、《礼志》、《艺术新闻》等杂志专栏作家。

  刘锡荣先生在研究中实践,生活中研究,亦如其恩师汪曾祺,为当代文人士大夫之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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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士大夫刘锡荣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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