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深圳特区报 记者 李丽

　　在国际博物馆高级别论坛第四次主题会议上，世界各国博物馆馆长和专家学者围绕“与博物馆、藏品和文物相关的公共政策制定”主题，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议书的实施”提出了建议。

　　据了解，196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通过了首个也是唯一一个关于博物馆的国际法律文件，即《博物馆人人可及最有效做法建议书》。55年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5年11月就博物馆与收藏通过了新的国际建议书。但是，《2015年建议书》与公约不同，其实施完全取决于成员国和博物馆专业人士的意愿。为了确保其实施，成员国、博物馆专业人士和公众必须确定如何将《2015年建议书》纳入国家法律法规，同时加强与参与国家、区域和国际合作。

　　全面推广建议书将多方获益

　　“《2015年建议书》涉及博物馆与收藏在当地的各方面作用，旨在向成员国提供政策指导方针，为博物馆和公共机关在当今世界完成其使命创造有利环境。”巴黎第三大学弗朗索瓦·麦雷斯教授介绍，有数据表明目前全球总量已经超过了8万个，全球超过100万访客的艺术博物馆有65家。博物馆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展览规模、形式、主题和接触受众的手段多种多样，普世性得到彰显。但学术界面临的问题是，统计口径不一造成了数据不完全真实可信，可以预见《2015年建议书》的全面推动，有助于基于真实情况的数据分析与统计。

　　同样，对于推广建议书的意义，彼得大帝博物馆副馆长朱丽叶·卡皮纳也深表赞成。她表示，对于俄罗斯而言，期待高层能够开发博物馆的行业标准，将人员培训、薪酬等问题一并考虑进去，以此解决年轻人不愿到博物馆工作的问题；应该引导年轻学者关注本土的学术研究，而不是一味研究西方博物馆学。

　　中国巴西成建议书推广典范

　　“新中国成立后，对历史文物和藏品进行了全面梳理，很多历史遗迹和成果被完好地保留在博物馆中。”河南省博物院院长、中国博物馆协会副主席田凯表示，目前国内文物和藏品管理，十分注重落实建议书的架构和体系，且构成了一个非常完善的法律体系，加之博物馆评估、最佳做法评选等活动，在全社会形成了良好的博物馆发展氛围。

　　“巴西博物馆系统2004年建立了网络，以促进博物馆和相关机构合作，其中一个主要目的，就是鼓励国家博物馆政策的落实，作为一个联邦国家，这个系统促进了其他博物馆系统的成立，以及各个机构之间开展对话。”巴西博物馆学院院长马塞洛·马托斯·阿劳乔的分享也让与会专家看到了更多的希望。

　　全球建议书推广任重道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部文化遗产司可移动文化遗产和博物馆事务处处长冷松表示，博物馆有助于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推动跨文化对话，同时，通过加强教育、参与经济维度以及增加社会凝聚力，可以促进博物馆承担新的社会角色。目前，建议书推行的最大挑战在于，由于建议书不具备法律强制执行效力，其实施依赖于各个博物馆的反应，“它需要有一个具有坚强意志的政策制定者”。即从国家的顶层设计层面推动文化发展，推动这些重要决策从规律法规层面，变为执行层面的具体举措。

　　康明斯透露，根据《教科文组织组织法》，成员国关于实施《2015年建议书》的报告将每四年提交大会一次，预计各成员国的首次实施情况报告将于2018年递交，届时，再进行数据的统计汇总和分析，将为博物馆藏品和文物的保护工作提供丰富的数据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