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最近,青州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文物整理过程中惊喜地发现,两件不同来源、不同时间进馆的佛像残块经过拼合,居然能完美吻合,也不知道这件佛像是在何时毁坏、分散,却在千百年后的某一天意外重逢。这样的巧合看似无意,却也是有心人在其中努力而促成的。像这样实现文物“合璧”的例子也有不少。
青州佛像时隔多年意外重逢
这次在青州博物馆重逢的同属一物两个残件,是一尊北齐法界人中像的左臂和躯干部分。
其中左臂部分是2002年原南阳城西城墙修整过程中于原城墙根出土的,入藏青州博物馆至今,曾于去年在中央美术学院(微博)美术馆“破碎与聚合: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展中展出;而此佛像躯干部分是社会流散文物,被公安局查获,于1999年移交青州市博物馆。
据青州市文物事业管理局宋少辉披露,2017年农历鸡年初始,青州市博物馆文保科工作人员进行正常文物整理,整理至佛像躯干部分时,不约而同想到存放于另一库房的一块佛像左臂在断面、雕刻风格方面与其极为相似,于是尝试提取那件左臂进行拼对,才有了这个惊喜发现。这两个残件散失或至千年,竟藏于博物馆的两个库房十余年,如今终于意外实现“合璧”。
星云大师护送北齐佛首回归河北
2016年,在星云法师的护送下,流失20年之久的河北省灵寿县幽居寺北齐汉白玉释迦牟尼佛首入藏河北博物院。
这尊释迦牟尼佛像是北齐天保七年(556年)由宫廷工匠选用上好汉白玉材料精心打造的,代表了北齐时期佛教造像雕刻艺术的最高水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遗产成为境内外犯罪分子觊觎的对象。而这座佛像也在1996年惨遭不法分子毒手,佛首被盗,流失海外。2014年,星云大师接受一名信众捐赠的汉白玉佛首,经国家文物局组织的权威专家比对与鉴定,最终被确认为幽居寺被盗佛首。星云大师表示,文物是人类重要的文化资产,属于全人类共有,应该让佛首回归原处。
2014年12月,台湾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与中华文物交流协会签署协议,将佛首无偿捐赠中华文物交流协会。根据协议,2015年5月,佛身被运往佛光山,并在那里举行了盛大的捐赠仪式,实现佛身与佛首合璧。2016年2月,佛首回归大陆,后与佛身在国家博物馆共同展出。这尊千年佛像已经不单单是一件文物和精美的艺术品,它也写进了两岸文物交流的史册。
民间藏家日本购回唐代佛首赠予博物馆
2015年,收藏家郭鹏将其从日本购得的一尊唐代汉白玉佛首赠予河北省博物院,完成佛首与佛身的完璧。
该佛像的佛身于2006年在河北省南宫市后底阁村被发掘。而佛首则早在上世纪30年代便已漂洋过海,流入日本收藏家手中。又据推测,佛像遭毁至身首分离的原因可能要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会昌法难”时期。
捐献人郭鹏先生原为河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现为古代艺术品经纪人。2014年6月,河北博物院新馆开馆时,郭鹏就到曲阳石雕展厅参观,当他在展厅里看到有一组五件全是坐佛的雕像时,非常震惊。特别是其中一尊唐代白石佛坐像没有佛首,令他印象深刻。
而后不久,郭鹏在日本的一个收藏家那里看到一本图册上有一尊佛首像,感觉有点像那尊唐代白石佛坐像上遗失的佛首。后来辗转看到了佛首,也更加肯定了他的想法。经过反复磋商,2014年10月底,郭鹏通过香港艺术品商会从日本收藏家手中将这尊唐代佛首购得。
回国后,郭鹏将佛首带至河北博物院,在鉴定人员的帮助下,将佛首与佛身进行了首次对比。结果如大家所愿,二者的年代、材质、断痕无不吻合,正是出自一体。
皿方罍的世纪回归之路
而此前最广为人知的文物合璧事件应该就是“皿方罍”的盖身相合。2014年,皿方罍的器身现身纽约佳士得拍卖会,而它的器盖则一直藏于湖南省博。后经多方沟通和协议,皿方罍的器身最终回归中国,盖身合一。
皿方罍是商代晚期的重器,被称为“方罍之王”,其体型硕大、造型独特、纹饰精美。专家在用仪器对此罍进行CT检测时发现,其铸造手段刷新了此前学界对青铜铸造技术的认识。除了历史价值引人瞩目,发生在皿方罍器身上的故事也跌宕起伏。
据记载,上世纪20年代,一个村民无意中挖出了皿方罍,他并不知这件器物的价值,便将其一直保留在家中。直到1924年,湖南益阳商人石瑜璋看到器身,出重金收购。双方谈好价钱之后,石瑜璋便雇佣当地人将器身扛走,却并未拿走器盖。皿方罍的器身也自此没了线索。直至1931年,法国学者乔治·苏利耶·德莫朗编著的《中国艺术史》出版,它的踪迹才再次显现。此书中收录了皿方罍的照片,并介绍此物为姚叔来、卢芹斋等人收藏。1950年代,器身流入日本收藏家新田栋一手中。直至2001年,器身被新田栋一的家属交予纽约佳士得拍卖,以924万美元之价创下当时的中国文物拍卖记录。
而在2014年,皿方罍再次现身纽约佳士得拍卖会。湖南收藏家联合向佳士得提出洽购皿方罍。中间经过了一番协商和努力,皿方罍最终由湖南省博物馆永久收藏。皿方罍结束了近一个世纪的海外颠沛。
《隋人书出师颂卷》本幅与附件汇合
2013年9月,故宫博物院在景仁宫举行受赠仪式,接受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与红树白云楼主人陆牧滔的共同捐赠。这件赠品为《隋人书出师颂卷》附件元代张达善的题跋。
《隋人书出师颂》历史上曾一度传为西晋书法家索靖书,宋代著名书画家、鉴定家米友仁题为隋贤书,后有元人张达善的题跋。历代流传有绪,最后入藏清代内府。乾隆年间刻入《三希堂法帖》,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1922年,清朝逊帝溥仪以之赏赐溥杰,由此流出宫外,《出师颂》本幅与元人张达善的题跋割裂,散落民间。当代著名书画鉴定家徐邦达的《古书画过眼要录》和启功的《论书绝句百首》二书,都对《隋人书出师颂》做过详尽的考证、评价,认定为“隋人书”。
张达善为元朝知名学者,对程朱理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张达善跋《出师颂》发现于1997年,书写内容为对《出师颂》文字、历史背景及作者的考证等。
2003年,《出师颂》再度出现于中国嘉德春拍中,由故宫博物院购得收藏,弥补了故宫藏品中隋代法书的不足,也使故宫两晋隋唐之早期法书名迹形成系列。但令人遗憾的是,它的附件元代张达善的题跋仍然缺失。2013年的这次受赠,不仅使故宫博物院补充了一件元代大儒的书法孤品,更为重要的是,它实现了《隋人书出师颂卷》的合璧,对于今后《出师颂》的传承和中国早期书法史研究也很有意义。
《富春山居图》完成“合璧之旅”
2011年6月,元代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历经三百六十一年的分割,前段《剩山图》与后断《无用师卷》在台北迎来“合璧”展出的历史性一刻,也成为两岸文物艺术界所翘首以盼的盛事。展出的两月参观者超过81万人次,打破了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展参观人数纪录。
《富春山居图》是元朝画家黄公望为郑樗(无用师)所绘,以浙江富春江为背景,全图用墨淡雅,山和水的布置疏密得当,墨色浓淡干湿并用,极富于变化,是黄公望的代表作,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明朝末年传到收藏家吴洪裕手中,吴洪裕极为喜爱此画,甚至在临死前下令将此画焚烧殉葬,被吴洪裕的侄子从火中抢救出,但此时画已被烧成一大一小两段。较长的后段称《无用师卷》,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前段称《剩山图》,现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新中国成立以后,浙江曾通过各种渠道和台湾沟通,希望两岸《富春山居图》能合璧展出,但没有得到反馈。后来在两岸相关人士的努力促成下,终于在2011年于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合璧”展出。这样的展览不仅再现黄公望画作风格,也接上了历史的记忆和两岸悲欢离合六十多年的文化裂口。展览结束后,无用师卷仍在台北故宫,剩山图归于浙江博物馆,只要能在两岸各安其身,又有什么遗憾呢?
章仇氏造像碑五百年后合璧
2010年,南京博物院展出一件章仇氏造像碑。这个石碑在明代时断为两截,历经五百余年才得以残碑合璧。
《章仇氏造像碑》,又称《章仇禹生等造经像碑》、《石刻佛经》。隋开皇九年(589)十二月七日立石于今山东省汶上县刘楼乡辛海村三官庙。此石为历代金石家所重视,清王昶《金石萃编》、钱大昕《潜研堂金石》均有著录,是中国书法史和佛教艺术史上不可或缺的代表性刻石。
此外,这块石碑在书法史上承前启后,不容轻视。它记录的内容为佛经,字体正书,兼作篆、隶。为北齐《文殊般若》碑遗风之渐变者,与《曹植碑》如出一人之手,隐隐有褚遂良、颜真卿书风。
这块碑在明代时断为两截,后来所存下截又断为二,旧藏汶上县中都博物馆。而上半部分造像部分缺失了数百年,其间在乾嘉时期偶然被金石学家黄易得收藏,之后又不知所踪。2008年,偶然被人发现藏在山东济宁某小区的储藏室。 2010年9月9日,经南京博物院精心设计,分离五百余年的残碑合璧。不过,遗憾的是目前仍缺失中央的一角,不知何时能真正完璧。
[结语]文物“合璧”的故事总是令人感慨和感动。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历史上有太多文物流散各地,甚至飘零海外。这些国宝何时才能重逢团聚?又该以何种方式得以回归合璧?值得我们共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