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十多万件清宫文物非法外流，19年内仅有1056件进入拍卖市场）
帝国斜阳之时，别说整个国家，皇帝甚至都已管不住他的宫廷。刚刚行完大婚之礼的溥仪和婉容愕然发现，皇后凤冠上镶嵌的珍珠、宝石、玉翠全都被换成了赝品。宫女、太监偷盗猖獗至此，溥仪不得不动用刑罚。但追查又导致更大的损失：对宫廷库房的清点刚刚开始，一场大火就把存放着大量皇室珍宝的建福宫花园烧光，1157件书画、数万册古籍以及2665尊金佛不复存在。诸多证据表明这是一场由太监制造的故意纵火案，目的就是为了销毁罪证。家奴盗窃成风也就罢了，身边那些“书生气太多”的“帝师”更令溥仪意外。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溥仪慨叹，这些原本被他认为“不会沽名钓誉”的人，也纷纷染指清宫文物，借而不还，甚至不经赏赐就取走。而这些文物大都流入北京的古董商手中。
主动或被动的，从留守宫廷到迁居长春，自溥仪之手流出的顶级文物数以千计。但他绝不是清宫文物流失的唯一出口。事实上，自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直至抗战，中国就像一个满是枪眼的油罐，堵哪儿都没用，根本阻止不了那些国之重宝倾泻而出，流散民间或飘零海外。
长期以来，清宫文物的流散状况就是一笔巨大的糊涂账。2008年启动的“清宫散佚文物调查”项目，历时五年，终于形成一份相对全面可靠的“账单”。在《国宝星散复寻踪——清宫散佚文物调查研究》一书中，详细列明了英、美、法、日、德、意、加等国的重要博物馆所藏的清宫文物，作者之一、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段勇，正是这一调查项目的负责人。
“项目成果建立在中外前辈学者大量研究的基础上，杨仁恺、陈文平、郑欣淼和日本的铃木敬等都做了翔实的研究。我们如果从零开始，那工程就太浩大了。”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刚调任上海大学副校长的段勇反复强调。可即便如此，调查的难度依然“远比之前想象的大”，因为“资料汇总容易，但甄别、订正就很难，这些工作非常琐碎、细微”。与起先以数据为主的调查报告不同，在此基础上写成的书，补充了大量文字，论述了文物散佚的历史、海内外馆藏体系、拍卖市场与文物追索等诸多议题。
文物外流的问题，需要“全面看待”就在溥仪一边暗中将文物送出皇宫，一边为家贼头疼之前，距紫禁城不远的恭王府里，末代恭亲王溥伟已经准备把府内传承几代的文物卖给日本古董商山中定次郎。溥伟此举，据说是为了筹措清廷复辟的军饷。“这是山中定次郎一生的得意之笔。恭王府除书画之外的所有古董都包销给他了。”段勇说。像之前许多次流失一样，没有人确切知道恭王府究竟卖出了多少文物。如今，日本根津美术馆收藏的大量中国清宫钟表，都是创始人根津嘉一郎1912年以后从山中商会购得，一般认为，那正是当年从恭王府流出的文物。“无论哪个商人，这是一生不会再有的事情。”《山中定次郎传》中，关于当年收购恭王府文物，有这样一句评价。
山中定次郎创立的山中商社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古董连锁店，在北京也有分号。段勇说，当时，只要他一到北京，城中古董商总不免一阵骚动。因为山中出价高，古董商们对他趋之若鹜。他一般总是花一个上午安坐店内，查看送上门来的货物。到了下午，他便晃悠到京城几家一流古董店看看，搜寻漏网之鱼。当他打听到逊位以后的清廷曾将许多文物抵押给北京各大银行时，就开始紧盯不放。最后，这些抵押品也大多被他收入囊中。
当然也有正面的例子，用段勇的话说，“与溥仪相比，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对文物构成了一种反向流动”。新中国成立后，他将毕生收藏的绝大部分文物捐给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吉林省博物院，“数量不是很多，大约一共几十件，但件件都是镇馆之宝的级别”。其中包括《平复帖》、《游春图》、李白仅存的墨迹《上阳台帖》、宋徽宗《雪江归棹图》、南宋杨婕妤《百花图》等顶级书画。“文博界的人对张先生都十分尊敬。在特定历史时期，有很多收藏家主动或被动地捐出了文物。从他一直以来的想法来看，我个人认为，他是主动的情绪占比更大些。”
与山中定次郎一样，卢芹斋也是当时这批古董商里的重要角色。他曾将大量文物卖到国外，其中有许多为非法流失文物。卢芹斋最为国人诟病的，是他曾将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倒卖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他比较复杂，一方面将海量中国包括非法获取的文物卖到国外，另一方面他也出钱资助了辛亥革命、抗战，还一直热心在海外推广中华文化。此人值得研究，他的大量档案收藏在上海博物馆。”
“这些古董商造成了国宝的大量流失，在我们看来是十分痛心的。但是收藏这些文物的西方博物馆也有他们的观点，他们认为，这些文物在他们那里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展示。如果不是在战乱中流入外国，它们也可能被损毁。有些问题不是非黑即白，需要全面看待。”长期在文博领域工作，并频繁接触海外博物馆，段勇的态度比较公允。不过他也指出，这里的“全面看待”当然要包含一个前提：这些商人“并没有直接参加或是授意偷盗，与劫掠者和盗墓贼不同”。
面对所藏中国文物的来源合法性问题和追索问题，大都会博物馆始终三缄其口。直至2016年，时任馆长托马斯·坎贝尔才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做出回应：“这么多年来，大都会的收藏方式有许多改变，我们的法律以及道德标准也有许多变化。有追索问题出现时，我们总是按件处理，非常审慎地考虑每一个案例。”
清宫文物能追索回国的案例很少
《国宝星散复寻踪》一书的诞生，也与一次海外文物追索有关。1990年代初，一批盗掘自甘肃大堡子山秦墓的文物流入海外，入藏两家博物馆。之后，中国展开了漫长的追索，文物主管部门也由此展开了一系列文物流失情况调查，其中包括对清宫文物去向的再次盘点。
关于流散海外的中国文物与清宫文物的具体数目，学界众说纷纭，难有定论。一个极为流行的说法，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0年引用过的一组数据：全球47个国家的218家博物馆中收藏有中国文物163万件。经过反复查证，段勇认为这个数据其实是“出口转内销”，出自国内学者的粗略估计，后被海外研究者采信。据他测算，流散海外的文物大约为1500万件，清宫文物10多万件。“不要认为流入海外的中国文物都是非法的，其实，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以商品和礼品的形式外流，非法的大约仅有十分之一。但清宫文物则相反，绝大部分都是非法流散。”
发生在英国军官劳伦斯·约翰逊身上的故事，是当年文物流失的一个典型。此人将一件极为著名的文物、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唐摹本从中国带到英国。段勇觉得，劳伦斯并不了解这幅古画的价值，只是冲着卷轴上的玉别子，才去向大英博物馆兜售，后者最后以25英镑的价格将画买下。“此前国内很多人认为《女史箴图》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抢走的，这一说法实为讹传。火烧圆明园时，劳伦斯并不在场。1900年他恰好在北京，3年后，他就将这幅画卖给了大英博物馆。”
对1900年八国联军的暴行，联军总司令瓦德西也承认：“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可具体到劳伦斯个人，他究竟以何种手段得到了《女史箴图》，却难以确认。按照劳伦斯自己的说法，这幅画是他在颐和园外执勤时，一位贵妇人赠送的。“我们认为，他这个说法，一没有旁证，二不合情理。我们能够知道的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他就在颐和园，”段勇说，“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直接抢走了《女史箴图》，我们只能依靠合理推断。”
在国际文物追索中，要找到确凿的文物被盗证据，往往十分困难。而清宫文物的追索还面临着另一重困境。中国分别于1989年和1997年才加入两项重要的防止文物非法转让的国际公约。这意味着，在这两个时间点之后非法流失的文物才适用这两份公约，并且对非缔约国没有约束力。
“追索清宫流失文物比追索90年代以后流失的文物要困难得多。”段勇说，“能够追索回国的案例相当少，大量清宫文物都是通过拍卖回到国内的。”段勇和他的同事也关注到公开市场中的清宫散佚文物。通过对雅昌数据库和拍卖机构历年的图录、目录的整理，他们共搜集到1400余条清宫文物拍卖记录，经鉴定、甄别，共收录了1056条疑似清宫散佚文物的信息。数据所涉及的拍卖时间自1998年直至2016年。也就是说，就项目组搜集到的材料，这19年里，共有约1056件清宫文物进入公开市场。
不赞成藏家回购非法外流的文物
也正是在最近20年间，中国一步步成为世界最主要的艺术品交易中心，中国文物的集散地从美国、日本逐渐回到了香港、北京和上海。雄心勃勃的收藏家们到海外购买中国文物，这些行为，在特定时期，被敷上爱国色彩，为公共舆论所鼓励，甚至为他们带来实质上的好处。
但站在研究者的角度，段勇并不赞成藏家回购非法外流的文物。“如果不涉及非法流失，该买就买，这是个人意愿。但对于非法流失，作为赃物，问题就比较复杂。把被抢走的文物买回来，就是里外吃了两次亏，情感上说不合适。而从法理上讲，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约精神和国际博物馆协会职业道德准则，也规定收藏家应当自律，不得购买来源不合法的文物。”
在清宫文物的回流上，令段勇颇感欣慰的是，曾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的两尊圆明园兽首终于在2013年回到国内。将它们捐给中国政府的是正计划进一步拓展中国市场的佳士得大股东皮诺家族。两件兽首是英法联军劫掠自圆明园的文物，2009年，佳士得将在巴黎上拍这两件文物的消息曾触动国人的神经，国家文物局也发表声明，明确反对拍卖，后又对佳士得入境业务进行了制裁。“在道德上，我们阻止拍卖是站得住脚的。但在法律上，我们缺乏可以援引的国际公约和对方的国内法。”段勇说。
拍卖会依然如期举行，中国藏家蔡铭超赴巴黎拍下了两件兽首，又拒绝付款，文物最终流拍。“不知道蔡先生初衷如何，这是个人行为，我不能妄加揣测。”段勇觉得，此事引起的结果是好的，引起了法国舆论的广泛关注，兽首很难有再次公开交易的可能性，这些都对藏家和拍卖行构成了压力。令他稍感遗憾的是，当时对蔡铭超此举的批评一度成为主流，人们认为他“不讲诚信”，“丢了中国人的脸”。在段勇看来，“这样的评论，似乎稍稍有些偏了”。
90年代大堡子山盗墓严重，不久即在国外发现被盗文物第一财经：你曾到美国美国博物馆对追索问题一般抱什么态度？
段勇：2002年底曾有七国18家著名博物馆发表了一个“普世性博物馆宣言”，其中十家是美国博物馆，如大都会、波士顿、克利夫兰、芝加哥，基本态度就是认为他们收藏的外国流失文物是有历史背景的，当时并不违法，他们为保护和宣传这些文物作了巨大贡献，现在这些文物与这些博物馆已经融为一体分不开了，同时也表示对个别文物可以个案处理。
第一财经：各国收藏中国文物各有什么不同？这些特点与流失过程有着怎样的联系？
段勇：这些国家共同特点是收藏数量大、种类全，中国最有代表性的瓷器、青铜器、书画几乎在每个国家都是主要藏品。不同点在于：英国藏有大量敦煌文书，斯坦因是最早到敦煌的外国探险家。1935年在伦敦举办了中国艺术品国际博览会，这批送上门来的文物也给英国的收藏提供了便利。除青铜器和瓷器，美国国会图书馆也藏有大量中国地方志和古籍善本，许多地方志我们在国内反而找不到了，许多古籍也都是孤本。日本则收藏了大量甲骨、书法。中日文化有共通之处，他们懂得中国文字，也对汉字艺术更感兴趣。同时，他们和中国是邻国，近水楼台先得月。
第一财经：除了中国的博物馆之外，美国收藏的中国古代书画，尤其是宋元书画数量很多，似乎是各国之中最多的，这是为什么？
段勇：美国财大气粗，就像一个强大的漩涡，吸引了大批收藏家。也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才诞生了王季迁这样的大收藏家。另一方面，相比于书画记载，瓷器、家具、玉器、青铜器等文物的追踪更难。因为书画记载明确，流传有序，一般都有确定的名字。但清宫档案对那些器物并没有一个唯一确定的名字，记录和实物很难联系起来。很多时候，我们只能框定，高等级官窑、高级硬木家具大都出自宫廷。
第一财经：书中收录了美、英、法、日、德、瑞典、加拿大等国的公立机构所藏中国文物，还记录了文物的年代、性状、大小和作者。目前，中国研究者从海外博物馆得到这些材料是否有难度？
段勇：首先要说明，这些资料是中外学者长期收集研究积累的，比如日本学者铃木敬及其团队对世界各国收藏中国书画的资料收集是最全面的，上海大学的陈文平教授也长期致力于研究世界各国收藏的中国文物，积累了大量珍贵资料。我们是在历代学者成果基础上继续前进，在数据和照片方面也得到了中外博物馆及其专家学者的支持和帮助。从学术研究角度，一般交流还是比较通畅的，但是对某些敏感文物，像圆明园流失文物，还是存在一些困难和障碍。比如法国枫丹白露中国宫，后来对接待中国人参观就比较谨慎。
第一财经：2015年，甘肃大堡子山秦墓金饰片终于在被盗20多年后回到甘肃省博物馆。你当时作为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司长，参与了与法方的谈判。能否谈谈这个案例对海外文物追索的意义？
段勇：这件事说来话长，但我也确实愿意谈谈，因为这是一个典型案例，可以从中总结一些经验。
1990年代初，大堡子山就发生了严重的盗掘，当时几乎是全民上阵挖墓，人挤人。说句玩笑话，那情景就像是在开展农田水利建设。
1994年开始，就有中国学者在国外发现了部分被盗文物的下落。文物追索过程中，建立完整确凿的证据链是十分困难的。中方必须证明文物确实在中国被盗，并流失海外。考古发掘为此提供了证据。2004年，国家文物局对被盗墓地开展了科学考古发掘，有一些收获，发掘出文物，也采集了样本。同时，公安机关也对盗掘立案侦查。
2010年，在建立完整证据链的前提下，我作为职能部门负责人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授权，正式致函两家主要收藏大堡子山文物的博物馆。其中一家是法国吉美博物馆，另一家博物馆因为正在追索中，暂时不提名字。当时这两家博物馆的态度都不积极，一家没有回应，一家回函狡辩。后来，我们又再次发函驳斥。
在此之后，国家文物局启动了制裁，中断了国内博物馆和这两家博物馆的业务往来。这两家博物馆都是以收藏中国文物为主的，和中国博物馆的业务往来一向十分密切，每年都有人员交流和项目合作。所以，我们的制裁对他们影响非常大。尤其是法国吉美博物馆，它们在中国的影响力与过去相比一落千丈。
直到2014年中法建交50周年，两国决定互办文化年。当时吉美博物馆新馆长马卡列乌上任，她原来是卢浮宫的一位部门主任，对流失文物的态度比较明朗。她提出在中法文化年举办中国文物展览的邀请。我们给出的回应是：在谈判归还大堡子山文物的前提下积极支持。
我陪同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和分管副局长一同见了法国官员和专家。我们还特地邀请专家到大堡子山盗掘现场，查看当年盗掘遗留的惨状。最后，法国政府和吉美博物馆决定归还这批文物。归还过程中，他们也克服了来自法国许多古董商、官员和媒体的压力。因为，按照法国的法律，国立博物馆的文物属于国家财产，不能外流。吉美博物馆就采用迂回的方法，将32件文物退还当年的捐赠人，再请两位捐赠人归还中国。
吉美博物馆把文物还给我们，起到了积极作用。那时，法国人已经了解到中国的追索决心，这批文物很难继续公开交易，成了烫手山芋。在这种情况下，两个月后，一位法国著名古董商将他收藏的24件文物以捐赠形式归还中国。
整个过程中，我们都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首先是中国的学者们及时寻找到文物下落，随后便开始全面搜集证据。因为交涉的同时，我们要做好诉诸法律的准备。之后，就是提出正式追索，持续施加压力。最后抓住有利契机，在法方的配合下，促成了文物的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