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安徽省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网站上，一则转让歙县坑口乡阳坑村王氏宗祠的部分旧材料和构建的公告引发争议。尽管拍卖随即被叫停，但古徽州地区众多祠堂能否保留、修复甚至使用，背后是一个乡土社会重建的多重困境。
记者 / 刘畅 摄影 / 张建平
祠堂渐凋零
“如果祠堂能修，我出一万！”歙县坑口乡阳坑村79岁的王大爷得知本族祠堂还有救，当即立下豪言。
坑口乡坐落在安徽省黄山市歙县南部，毗邻新安江。古时，歙县是徽州府治所在地，新安江顺流而下是杭州，此处地理位置优越。本地有两个宗族，一为王氏，一为姜氏。王氏家族到此繁衍，迁入距河岸六七公里的山中定居，成为阳坑村的村民。他们做木材和茶叶的生意，清朝时修建了如今这座濒临倒塌的宗祠。宗祠正面的五凤楼飞檐朝天，三进五开间，是一座典型的徽派砖木建筑。而姜氏家族来此地稍晚，世代为王氏家族的佃仆，种田、木工是他们的活计。清末民初，主家衰落，王氏宗祠旁的36间房子烧毁，姜氏子孙到后山自搬木料，建自家祠堂，但门楼比主家矮一截，体量也小不少。
安徽歙县坑口乡阳坑村王氏祠堂王大爷对早年的宗族生活仍有些印象。他告诉本刊记者，直到解放初，族长都在祠堂中管理村内大小事务；逢年过节，村民也在其中举办仪式。他十二三岁时，就曾参加过一次祠堂里的仪式。那年大年三十，全村开始装点祠堂。除了挂春联，村民敲锣打鼓把一世祖的像从族长家挂进祠堂。是夜，祠堂点长明灯。第二天一早，村中所有男丁排队到祠堂集合。“族长站中间，村里最有文化的里生站两侧，先念祖宗的名字，然后‘认大小’，读男丁的名字，排辈分。”王老爷子回忆得津津有味，“然后族长为族人分发祠堂饼，有月饼大小，我曾得过两个。”
“土改”后，宗族解体，祠堂收归村集体所有。但它并未荒废，改为学校，姜氏和王氏的后代都在此上学。村中的姜老爷子记得，1975年时，他的表哥操起姜氏木匠的本行，曾将五凤楼翻修过一次。“文革”结束，村里实行“包产到户”政策，学校从祠堂撤出，改做私人茶场。直至2001年，茶场的生意运营不下去，复撤出，王氏宗祠的大门自此紧闭。而姜老爷子告诉本刊记者，“2004年的时候，我和隔壁的人合伙，把茶场搬到我们的祠堂里，在祠堂正门盖了间小房”。门楼被遮，姜氏祠堂自此不见全貌。
王氏宗祠关闭之初，仍有退休老书记带人修补、看护，建筑结构尚完好。待老书记去世，祠堂彻底无人看管。2010年以后，祠堂开始倒塌。“一刮大风，自己就倒了。”王老爷子回想当年的场景时说，“没过多久，中进、后进全部倒塌。梁塌下来，享堂裸露的地面上甚至冒出两棵碗口粗的树来。”两年前，上一任书记把中堂和后堂的构件卖了4000块钱。他本身也是王家后人，但村中100多户王氏村民毫无办法。王氏宗祠开始倾颓之时，姜氏祠堂的茶场也停了。几米之隔，相同的命运重演。今年，姜氏祠堂内部也已坍塌。
王氏后人在已成废墟的王氏祠堂前衰颓之状势不可挡。如今，王氏宗祠前进的五凤楼后檐局部倒塌，门楼前堆满柴火，上面放着用硬纸板做的警示牌，写道，“注意安全，远离危房”。整个祠堂大部分墙体倒塌，剩余前进墙体也岌岌可危。祠堂内部长满一人多高的杂草和灌木，损坏的构件散落其中，蝴蝶飞舞其间。因修复难度太大，为避免墙倒伤人，且倒塌后文物损失更会大，乡政府考虑“异地保护”。据歙县文物局介绍，乡政府按照规定流程，首先召开村民大会，之后向财政局报告，申请转让王氏宗祠地上已拆除的尚存材料，及未拆除的旧材料、构件的产权。财政局报文物局，两方批准后，乡政府寻找中介估价。8月30日，乡政府在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上发布转让公告，竞买底价9万余元，并规定参与竞买资格的人必须为歙县境内的企业或个人。
长期关注徽州古建筑的摄影师张建平得知此事后，立刻给歙县文物局局长打了个电话。“我跟他们说，如果开此先例，县内没有倒塌的祠堂也都会濒临被拆除、转卖的境地。现在祠堂虽破败，但尚有补救、留存的可能，若全部拆除，未来绝无再恢复的希望，徽州大量未收入保护名录的祠堂将面临灭顶之灾。”9月2日，他又将此事诉诸微博，引来众多媒体关注。张建平告诉本刊记者，他这30多年来，一直在与徽派古建筑打交道。1998年，他还曾到阳坑来过，坐着拖拉机进村，没地方住，拍了几张照片就走了。2000年以来，各地祠堂坍塌加速，他曾做过许多呼吁，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
老人指着藏在王氏祠堂里的石鼓9月5日，歙县文物局局长与财政局官员一同到现场考察，认为具有保存价值，若拆除转卖，无法保证文物构件定能留在本县，向张建平口头承诺，政府将叫停拍卖。接下来的两天，张建平两次赶往阳坑村实地调研，询问村民祠堂历史，航拍祠堂全貌。调研中，他发现姜氏祠堂的存在，依据门楼的高低，他判断此处是主家祠堂和客家祠堂并置的罕见样本，能够反映当时的佃仆制度，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9月8日，拍卖正式叫停，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终止转让的公告。本刊多次尝试联系乡政府，未得回复。歙县文物局告知本刊记者，他们正在征求专家意见，制订保护方案。
“异地保护”的前车之鉴
王氏宗祠并不是孤例。9月底，本刊记者随张建平前往阳坑村，沿途经过同属坑口乡的瀹潭村。该村在新安江旁，沿江的村路旁建有亭子、花坛，是新安江山水画廊景区的一部分。每到春季，遍野的梅花、青翠的山水、黑瓦白墙的古村落吸引游客前来。然而，只要稍微深入村中，便随处可见明清民居的废墟。这里也有祠堂，新中国成立前有十几座，现仅有三座没有全倒，记者随村民寻访其中仍有遗迹的一处方姓祠堂。这座清代祠堂也没有列入文物保护名录，较王氏宗祠损毁得轻些。墙未塌，门楼较完整。祠堂内杂草繁茂，掉落的水磨砖和构件堆在地上，有人出钱想买，村民没有同意。“如果转卖通过，这些构件肯定留不住。”张建平向记者解释道，“在坑口乡，随便一个村都是这样。全县的情况可想而知。”
歙县文保股的鲍股长证实了张建平的说法，他告诉本刊记者：“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后，文物保护名录收录歙县祠堂269座，随着本县文物工作者每年的巡查，实际现存祠堂300余座，许多都像王氏宗祠一样。”
保存完好的五凤楼然而，曾经的歙县却不是这样。据张建平介绍，自祠堂的形式兴盛以来的600余年，徽州地区的祠堂漫山遍野。第一代祖先来此落脚，建的祠堂为总祠，祠堂内有安放故去族人牌位的寝堂。数代之后，这个十几米的开间便放不下所有族人的牌位。60年要换一次，把除了一世祖、为家族做过贡献、考取功名的族人之外的牌位撤出祠堂，掩埋或烧掉。但若孙辈发达，祖辈却默默无名，几个兄弟就一起为爷爷单建祠堂，是为支祠。“支祠很小，放不下就再建，几百年间，形成了上万祠堂的局面。”
“一座祠堂是一个乡村的社会史，一片祠堂是一个地区的历史。”他向记者解释道，集全宗族之力、耗数年之功才能建造一座祠堂。“祠堂的魅力体现在三个地方，从祠堂的体量、雕饰、用料，能反映一个家族的实力；谁为祠堂内的牌匾题字，能看出徽商在当地的政治关系；数数门前有多少石鼓，就知道这个家族曾出过多少任进士。”但是，大部分祠堂与王氏宗祠的历史相似，新中国成立后，宗族的历史断裂了。“土改”以后，大型宗祠作为大队所在地，或学校、医院，挪为公用；改革开放后，祠堂又转作私人承包；随着经济发展，公用设施和私人作坊均撤出，连祠堂本身也荒废了。
为修缮祠堂、民居等古建筑，现在歙县每年有300万元的古建筑保护工程补助。鲍股长告诉本刊，今年上半年，文物局已经修缮近20个祠堂，占以往全年的大半，每个祠堂需要几千到几十万元不等。“像王氏宗祠一处，完全修复需要上百万元，部分修缮也需几十万。”他向记者介绍，这不会是一劳永逸的工程。在雨季绵长的皖南，翻漏是每年必须的工作。一旦瓦被风吹开，或是被上房的猫扒开，雨水渗下去，数百年的木构件很快就会长青苔、腐朽。而潮湿的环境又会吸引来白蚁，有时外面看完好的梁柱，里面已被蛀空。在这样的情况下，两三年之内，一旦雪压在屋顶上，或是刮大风，瞬间就会倒塌。因此，修好的祠堂若无人使用，很快会再次坍塌，又需修复。
村民在白杨村汪氏祠堂内下棋面对这样的局面，一位文物部门的相关人士透露，上世纪80年代，古建筑的保护政策主要是所谓“异地保护”，把单体建筑迁到新址重建。黄山市徽州区潜口镇的潜口民宅博物馆是最出名的例子。博物馆分为明园和清园，是把各地的民居搬来，按照朝代重新组合的产物。然而，张建平却亲眼见证过“异地保护”不到位带来的悲剧。
2006年，位于徽州区西溪南镇琶塘村的胡氏祠堂“六房厅”登出拍卖告知，当时，祠堂未垮塌，内部构件也完好。张建平赶往现场，村支书告诉他，他们向上级政府反映多次，希望政府能够出钱修缮这座明代永乐时期的祠堂，但没人理睬。如果不维修，将来祠堂完全倒塌，便一文不值。两年后，六房厅16万元卖给了一家旅游公司。得知消息的第二天，张建平赶到琶塘村，为六房厅拍“遗像”。他赶到时，晨光绚烂异常，光线从瓦缝里挤进大厅，他看到保存完好的梁架，赶快按下快门，却忽然听见身后瓦片坠地的声响，胡家数十位后人已登上祠堂的瓦脊。
然而，拆除工作并不顺利。因有村民认为价格不合适，把祠堂门锁上不让拆迁。掀去瓦片的六房厅，构件全部暴露在徽州的雨水中。半个多月后，600年历史的木构件已经发霉、腐烂。张建平给县文物局、县委书记打电话，建议用塑料布盖一下，却都无动于衷。又过一个月，他联系媒体爆料后，当地政府出面干预，祠堂终于拆毁。内院被掏空，村民们在其中种起南瓜秧。两年后，他故地重游，老祠堂的外墙如旧，里面却已成了垃圾场。
当时规定祠堂搬迁到一公里外“异地保护”，祠堂的构件最终却出现在文物贩子手中，小的材料已成一摊烂泥。过了两年，西溪南镇通了高速，琶塘村恰在高速口，村庄开发旅游，村民想把祠堂买回来。文物贩子出10倍于前的高价，村里付不起，便不了了之。“如果再坚持几年，旅游开发兴起，六房厅就保住了。”张建平痛悔，“王氏祠堂不能步它的后尘。对它的处理应该得到专家的认可。即使‘异地保护’，也要明确知道它的用途和去向。”
原址使用的点点希望
进入21世纪，国家文物局的思路有所转变。通过多次修订《文物保护法》，对“异地保护”做了诸多限制。“从原址搬离的建筑成了孤立的标本。”相关人士告诉记者，“如今更注重建筑在原生环境和原生文化的保护。根据《文物保护法》，除了文物保护单位本身，周围一定范围内的环境也要得到保护。”歙县文物局向本刊记者透露，他们打算把歙县全境做旅游开发，以此实现文物的原址保护。
张建平赞同原址保护的宗旨，他认为王氏宗祠也该如此。“尚未倒塌的门楼应当保留、修缮，有坍塌风险的墙面可用耙钉固定。这样的工程花不了多少钱，祠堂也不会消失。后面已成废墟的享堂就放在那里，日后有人出钱再去修建。”他见到阳坑村的村民只能聚在狭窄的村路边聊天、休息，而村民获知有保住祠堂的可能后，许多都愿意捐钱，便向记者陈述自己的愿景，“修成的建筑不必非做祠堂。宗族制的传统已经消失，但公共空间的功能仍可以利用。我希望它能成为村民到此娱乐、休息的一个公共场所。”
本刊记者采访途中，在坑口乡内发现了三处鲜活的例证。瀹潭村在新安江的上游部分，有孙氏、朱氏、张氏三个祠堂仍然完好，它们是村民自己出资修缮的。记者到孙氏宗祠一探究竟。抵达时，村民们正围在宗祠大门前的屋檐下打牌。祠堂中的功德碑上记载，2010年春节，孙氏族人代表提出倡议，捐款修缮即将垮塌的祠堂，孙氏家族每人几百上千地凑了不到3万块钱，加固墙面，替换构件，补牢屋顶。如今，祠堂内虽然简陋，但再无坍塌之虞。
不过，3万块钱毕竟有限，房顶仍会漏雨，过两年构件又要重换。而因为内部简陋，村民也未在祠堂里活动，这个祠堂仍未达到张建平理想的状态。于是，本刊记者奔赴60公里外北岸镇白杨村的汪氏宗祠。十几年前，王氏宗祠还完好无损时，这里已经坍塌了一半，但如今，它完好如初，成为白杨村老年人日常活动的场所。
祠堂内的祭祖仪式汪氏宗祠在1956年后产权归财政局所有，使用权在公社手上，90年代以前，做过供销社，也做过盐站。90年代后，祠堂前进出租给个人做小卖部，中进、后进荒废。2000年后，祠堂右侧的房间已经坍塌。当村中退休的干部们在2005年成立民间的老年协会组织，准备在祠堂寻找场地时，那里已长出碗口粗的树。几位退休老人自己出资，义务出工，把祠堂右侧的小屋子整饬一新，用做棋牌室，很快便人满为患。于是，他们打算把祠堂整个收回来。为此，2006年，他们同公社打了一场官司，把祠堂的使用权收回，由他们负责日常的维修和管理。
祠堂拿回来后的六年间，一共大修过三次，共花了5万余元。除了县文物局支持的6000元，几乎全是老年协会自己所得。他们有自己的“谋生”之道。每年春节初一至初四的晚上，协会组织传统的舞狮队到村里挨家挨户拜年，村民送上红包。这些红包便成为维持祠堂日常维修的经费。“小范围的修修补补，每年也就花费几百块钱。”现年72岁的吴增光老人是老年协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现在的管理者，他带领本刊记者参观汪氏祠堂，享堂内明亮、干净，桌椅整洁，正门的一侧有一排书柜，墙壁上挂着名人赠予的题字。“如今的祠堂，不但是棋牌室、阅览室，还为村民提供每日量血压的服务。”
“他们有地位，说话有分量，又能为村中的公益做事。”在张建平眼中，从南京航运局退下来的吴老就是现代的“乡绅”。不过，他在村民中的威望是在一点一滴的行动中获得的。吴老告诉本刊记者，舞狮队表演是需要夜餐费的，一般情况下，会由村民出。起初有些村民不信任他们，认为协会的人会把红包中饱私囊。于是，不但夜餐费由老人们自掏腰包，从那时起便定下头一日收红包，第二日公布的规矩。渐渐地，不但村民会出夜餐费，红包也越来越多。民政局也开始支持他们的工作，协会若举办活动，提出申请便能得到一些资助。然而，今年正值老年协会换届，吴老问了一圈，也没人愿意接替他的位子。他向记者表明自己的担忧：“现在村中大部分人都外出打工，虽然有退休的人回到村里，但理念不同，总想把协会开成公司，从中牟利，我不敢放手。协会后继无人，待我再老些，不知道祠堂的状况还能否维持。”
或许歙县碧山书局的做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张建平介绍，那里原来也是老祠堂，租给了书店，吸引外地游客进来，依然保留下祠堂的形制。“只要数百年祠堂还在，就仿佛能触碰到祖先的灵魂。”
（感谢鲍峰、夏有优、陈佳对本文的帮助）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