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大内总管”梁金生：我在故宫守文物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梁金生的爷爷梁廷炜和父亲梁匡忠参与护送故宫文物南迁躲避战乱。1949年，爷爷又运送部分文物去了台湾，父亲留在南京。“原以为跟以往每次迁移一样”，不想，家人分隔两岸。
梁金生，在故宫工作38年，他主持完成了故宫历史上最彻底的一次文物清理。故宫人叫他“大内总管”。新京报记者王嘉宁 摄
梁金生69岁，穿黑色改良中山装外套，戴一副方正的银边眼镜，鬓角的白发微卷，又从镜腿儿下钻出来。
他每天骑自行车上班，两点一线，38年里搬了2次家，换了5辆自行车。
“不喜欢跟人挤公交，一堵车他就急。”都是退了休的人，梁金生有一种妻子苏剑始终理解不了的急迫感，“他恨不得每天一出门，就能立马坐在故宫那间办公室里。”
他的生活轨道在文物和历史里穿梭。如果不是最近火爆的电视节目，几乎和熙攘的现代生活没有交集。
“我们一家五代人都在故宫工作，要论工作时长，除了皇帝，没有比我们更久的了。”10月，在浙江卫视一档节目里，他一句话逗乐了台下的观众。到了岁末12月，综艺节目《国家宝藏》播出，年轻人看了他家的故事，在微博上刷屏：“看哭了！”
退休前，梁金生是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处主任。他主持完成了故宫历史上最彻底的一次文物清理，180多万件文物，精确到个位。故宫人叫他“大内总管”。
节目中梁家辉和梁金生（右），带着十几位年轻国宝守护人，宣读誓词。视频截图38年“翻旧账”
从故宫东华门往里走，穿过三座门，就到了紫禁城原来的会典馆，这就是梁金生的办公室。
综艺节目的播出吸引了记者和老友的拜访。“梁老，您今天的点击量挺高啊！”东华门的保安见记者来访，在电话里逗乐儿，“平时，没什么人，这两天来的可不少。”
梁金生的工作并不像电视上展现得那么“波澜起伏”。更多时候，他拿着一柄碗口大的放大镜，趴在办公桌上“翻旧账”。
梁金生最宝贝的东西是几本民国时期的油印目录，因为常翻，书页油黄、破损，露出白色的装订线。陪伴他的还有一件旧物——一只生锈的蓝条铁皮暖水瓶。
“梁老，这几件东西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一位同事拿着账本跑来咨询。“这应该是建南京长江大桥时候挖到的。”他摘下老花镜，凑上前看了一眼，又把眼镜戴上，语气肯定。
梁金生在故宫38年，主要干一件事，管账。
从办公室出门往西走，不远处就是文渊阁。梁金生的爷爷梁廷炜当年在文渊阁保管《四库全书》。再往前推，他的高祖父和曾祖父都是清宫如意馆的画师。
梁金生一家五代都曾在故宫工作。视频截图他父亲梁匡忠，则在17岁时就进入故宫，干了一辈子文物保管，2002年退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梁廷炜和梁匡忠参与护送故宫文物南迁躲避战乱。1949年，梁廷炜又运送部分文物去了台湾，梁匡忠留在南京。“原以为跟以往每次迁移一样”，不想，家人分隔两岸。
紫禁城运出的13491箱文物一分为三——南京、北京、台湾，“三个地方的箱子数加起来，最后对不上。”梁金生说，由于历史原因，很多东西无从查找。
点查和征集文物，像等待家人团聚一样，成了父亲梁匡忠和梁金生最重要的工作。
清宫里的遗存按不同时期被编上了不同的编号。梁金生需要一件件核查，还要把不同编号的文物进行考证、理顺。
1993年，他在台北故宫，隔着玻璃柜，第一次看见了那些被爷爷护送的文物。镇馆之宝翠玉白菜，编号是“岁四零八之一”。
当年，把溥仪赶出皇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以《千字文》顺序给故宫文物编号。他按照账本查找：“岁”字号的文物，来自永和宫、同顺斋、总务处、坤宁宫和冬暖阁。
“一件件核查，挺难的，但是钻进去，就像跟不同时期的历史对话。”从2003年到2010年，他主持了故宫第五次文物清理工作，卯足了劲儿“想给故宫做一本清清爽爽的文物账”。
这7年时间，梁金生晚上做梦会梦见账本。“梦见账上对不上的东西，在梦里知道从哪里着手去查。”
王硕协助梁金生管理账目，刚入宫那两年，她觉得梁金生挺严厉的。“七年文物清理，一百八十多万件东西，一件一件去找，每个数字一点一点算出来。”
20万字的乾隆大藏经，以前不算文物，清理时列入了文物。清宫的铺垫、帷幔等生活用具，也列入文物，“该修复修复，该除尘除尘”。
还有一些工作让他挂心。
“比如说，账上有个东西，附属有一个囊匣，或者锦盒，实际上库房报告没有，我就需要把总账上的附件去掉。反之也一样。”梁金生说，这些工作外人看不到，不做完，历年积累的问题会越来越多。
2010年，历时7年的文物清理结束，他写了10万多字的验收报告。
“清理解决了一部分历史遗留问题，还有一部分没解决。”总结会上，院里给他颁发了首个特殊贡献奖，可他不甘心。
六十多岁的他没忍住，做报告时哭了一场。
眼下，梁金生正在核对的是《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这本书从故宫保管部的老人手里传下来，记载的是溥仪通过溥杰偷出清宫的书籍和书画。
“只要系统里有，就说明当年失散的东西已经找回来了。”他专门选了一根大红色的铅笔，找到的文物，会在目录的名字上画一个红圈。书里记载了两千来件文物，画圈的不到两百件。9月核对完一遍，反过头又开始复核。
他用右手食指在键盘上敲敲打打，低头核对书上的名字时，得把眼镜摘了，或者得端起放大镜。初冬的午后，阳光洒在文渊阁绿色的琉璃瓦沿上，灰喜鹊在门前的古槐上叽叽喳喳。
梁金生每天骑自行车上班，两点一线。新京报记者王嘉宁 摄“故宫的墙，厚”
在事业的选择上，梁金生绝对算不上“随遇而安”。
他出生在南迁的路上。父亲梁匡忠为了纪念战争里的漂泊岁月，依照迁移的地点为5个孩子取了名字。他出生在文物返运南京的路上，因南京旧称金陵，他便叫“金生”。
那个年代，爷爷梁廷炜去台湾的经历，被认定为“盗窃国家文物罪”，梁家人被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招工，不要我；招生，不要我；基干民兵，也不要我。”1968年，他在内蒙古插队。五个人申请入党，只有他识字，申请书都是他代写的，最后只有他没入党，理由是“海外关系不好调查”。
他成了既不是“红五类”也不是“黑五类”的“另类”。
当1979年大批知青开始返城时，“大家都在讨论，只要回北京，掏大粪、扫大街都行，”梁金生的妻子苏剑记得，“唯独他始终不吱声。”那时，同为北京知青的苏剑和他结婚不久，他给不满一岁的儿子取了“骏马”的骏字，打算扎根在草原。
牧场的场长信任梁金生，推荐他在当地小学教书。知青返城时，他帮“从不求人”的梁金生办下了回城指标。“为了孩子，也得回北京。”场长劝他。
梁金生想，“要回北京，就一定要回故宫。”他从小吃故宫的饭，在宫里逮蛐蛐。小学时，勤工俭学，在延禧宫的库房门前拔一暑假草，等到开学，学费就有了。
除了感情因素，故宫也是特殊年代里的港湾。
“故宫最了解我们家，我到社会上，人家说‘他们家海外有人’，但是故宫不会。它最知道文物南迁是怎么回事。”故宫保护过父亲，他心里想的是，只要进故宫，让我干什么都行。
1979年，31岁的梁金生因为年龄超标，考进了故宫唯一招收30岁以上员工的工程队。
在工程队，他和泥、搬砖，当壮工。
那时候一群工人光着膀子，下身穿蓝色劳动布的工裤，脚踩绿色解放鞋。“蓝裤子”和“解放鞋”在脚手架上来回跑，外国人咔嚓咔嚓在下面摁快门。一堆工友乐：“诶，今儿（照片）又出国了啊！”
他在午门前漫过地——洒一层土，工工整整铺上砖。城墙上也有他的影子，荒草拔了，从北往南铺上新砖。
干了5年泥瓦匠，身体开始吃不消时，他调到了保管部。时光交叠，保管部是梁金生的爷爷和父亲都曾供职过的地方，主要管理库房和账目。
在那些层级分明的文档里，有一个文件夹叫“梁氏家族”。梁金生建了个二级文件夹，叫“传家宝”，里面存着从不同渠道得来的家族资料——有南迁之前爷爷整理文物的照片，也有曾祖父和高祖父的画作。
退休返聘后，故宫没人给他记考勤。14年前买来那辆黑色捷安特还是每天7点从家出发，1个小时后，吱呀一声，办公室的门被如约推开。
2008年，刚退休那会儿，返聘费每个月给980块钱。外面有人高薪挖他：“就给九百多你也干啊？！”他笑呵呵拒绝，“我乐意啊！”登门的记者好奇，“外面变化这么大，您就没想过改变一下？”
“故宫的墙，厚。”他嘿嘿笑，又欠身补充说，“随遇而安。”
2008年退休后，梁金生被故宫返聘。新京报记者王嘉宁 摄“倚老卖老”
“老爷子最经典的是他的工作日志。”在王硕印象中，从1985年开始，梁金生开始写工作日志，到现在，巴掌大小的牛皮纸笔记本，摞起来已经是几座小山。
在同事眼里，梁金生是故宫的一个支柱，“所有经他手的事儿，都有详细的记录。”
有一次，梁金生跟美国人谈判，对方一定要（借）乾隆大阅图。
“不行，乾隆大阅图去年出国，今年刚回来，绝对不能给你们（展览）。”僵持不下时，美国来的同行在院子里跟故宫的外事“吐槽”：你们这个梁先生怎么这么死板？
2005年，在梁金生的提议下，故宫通过了《关于文物保管的规章制度》。
他最有成就感的，是把文物的休眠制度，写了进去。按照制度要求，凡是从库房里拿出来的‘一级品’文物，展出结束后必须休眠3年，3年内不得再出库。
“画卷打开，再卷上，连续见光，”梁金生皱着眉头，抖抖双手，“它承受不了。”
上世纪90年代，一家文物单位曾向故宫借过一批文物用于展览。2004年，梁金生去看文物的情况。进去一看，“我都不认识了。”妃子们穿的彩色花盆底儿鞋，（晒）成白色了。慈禧给狗做的狗衣，也成了白色了。让文物休眠，成了他力推的一项制度。
退休前，故宫开始做藏品的数字化。“他好像觉得重任在肩，一夜之间学会了用电脑。”王硕说。60多岁的人，不会背五笔口诀，拼音没学过，学的是注音字母，“只能一边查字典一遍打字，典型的一指禅”。
他不仅学会了打字，还跟中科院合作，帮故宫开发了一套文物查询系统。
推着他往前走的，很多都是故宫外的普通人。
1985年，民国时天津第一名医陆观虎的外孙潘大卫，找到梁金生，“要捐给故宫一对儿珐琅冰箱”。冰箱是故宫里流出的，陆观虎疼爱有加，天天用核桃油擦拭。文革结束后，潘大卫想让冰箱物归原主。
“我们要给他一万块钱作为奖金，”梁金生回忆，潘大卫听见就蹦起来摆手：“不要，绝对不要，就写一个市民捐赠，名字都不要写。”
也是在1985年，河南农民何刚，把在自家院子里挖出的一缸银器，全部捐给了故宫。当时文物贩子扛着一麻袋钱去找何刚，他觉得“东西是国家的，得给国家”。
“他们觉得故宫是那些宝贝最好的归宿，境界是这种的。”他把手向胸前抬了抬。
在账本里埋头久了，对领导他也会“唱反调”。
有一年，某部委到故宫来，要给可移动文物定价，“国家应该掌握一个博物馆藏品的价值”。
“我说定不了，定了没意义。”他给领导举例子，“齐白石一个扇子，1952年买的，花了15块钱，写上15块，能代表什么呢？文物是无价的。”
会议开了两天，梁金生犟了两天，最后没办。“调查文物的伤况，可以对决策者起到参考作用的工作，应该做。上面为了完成任务要做的工作，不能做。”他心里有条原则，为了这个，他不怕别人说他“倚老卖老”。
梁金生。新京报记者王嘉宁 摄“他像一块板子，就钉在那儿了”
2016年，梁金生的生活有一点变化，春节时搬到双井跟儿子梁骏一起住。
搬完家，他一直转不过神儿来。
梁骏印象里，父亲一年四季都是衬衣、西裤。“给他买牛仔裤、冲锋衣，不穿；买旅游鞋，不穿。皮鞋只穿一双，穿坏了，把鞋扔那儿，穿上新的回去。”有一年一气儿给他买了三双皮鞋，老爷子还是只穿一双，穿坏了再穿新的。
“他活在自己的一套规则里，夸张点说，烟灰缸换了地方，可能都得急。”在家人看来，梁金生古板。
黑色的捷安特从2003年骑到现在，晒成了灰色。海绵的座套磨破了，露出黑色的车座，梁金生有点愁，路边慢慢没了修车店，找不到人修。
梁骏开了旅行公司，老伴儿苏剑爱热闹，退休之后，不存钱，全世界旅游。
梁金生只和她出去过一次，“有苏联情结，只俄罗斯那趟去了”。更多时候，在苏剑眼里，他像一块板子，“搁到故宫这一个地方儿，就钉在那儿了”，拉不动。
梁金生对故宫以外的世界没有很大的热情，除了涮羊肉和炒肝儿，他唯一的爱好是看体育节目。足球、篮球、斯诺克……“比赛和文物一样，不是瞎编的，都是实实在在的。”
1994年，梁骏买了辆车。过了小半年，梁金生问他，“你这管谁借的车啊，该还人家还人家啊。”梁骏哭笑不得，“对房子、车这些东西，他不费脑子”。
故宫80年代开始征集文物，财务处买文物就认梁金生一枝笔。院里有人说，“老梁这是个肥差”。梁金生听了笑笑，文物的事儿，“一跟钱沾边儿，我就不愿意。”往口袋里塞信封儿的事不少，他的处置办法是“谁要给塞钱，马上就跟别人嚷嚷，对方听了就不敢再送。”
除了故宫，梁金生最愿意呆的地方是当年下乡的扎鲁特旗。他的电脑桌面是一片绿油油的草原，那是最近回内蒙时拍的。
从结婚到现在，苏剑见梁金生哭过两次。“一次是1976年毛主席逝世，一次是2006年内蒙古牧场的老场长去世。”
那是半辈子里梁金生情绪最激烈的一次。他在老场长的家里“嚎啕大哭”，苏剑劝他，“你这么哭，让人家子女怎么办？”这才劝下来。
梁金生有个心结，也是梁家人的心结——分散在北京、南京、台湾的文物能够真正聚一次首。
年轻时，梁骏不理解，“在我看来，存在哪里都一样，文物是全人类的财富。”后来听父亲念叨多了，他开始明白，“对他来说，迎文物回家，就相当于等亲人团聚。”
聊起一家五代的经历，梁骏说，“一辈子就干这一件事，对我来说，会让我非常抓狂。”他生在70年代末，赶上经济飞速发展的年代，喜欢尝试新鲜事物。
爷爷梁匡忠给梁骏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关于工龄。“他生前一直抱怨，1949年之前，他在故宫工作的十几年，国家没给他算工龄。”梁骏说，“在爷爷心里，故宫是1925年成立的，他是给故宫工作，中国人的故宫。”
父亲梁金生让他印象最深的记忆有两段。
5岁时，他违反父亲的规定，爬上了姥姥家的房顶。那是唯一一次被父亲打，另一段记忆和梁金生的自行车有关。刚上小学时，父亲骑着自行车去学校接他，从北新桥骑回北京工体的家。一路上，书卷气的父亲教他背诵的是四言乐府诗《龟虽寿》。
他至今仍能诵读：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