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Vista看天下
2017年10月28日，83岁的艺术史学家、书画鉴赏家徐小虎出现在中央美院，她一袭蓝色褂子披身，短短的银色卷发贴在头皮上。她将这场为新书做的活动变成了一堂课，讲述如何给元代画作断代和鉴定。
5年前，她在中国美院讲过同样的课。当时，讲台下正准备报考研究生的顾彬“完全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搜遍网络，“连一篇相关链接都没有”。
这本不该是徐小虎应有的待遇。她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中国艺术，师从中国传统绘画的“最后一位传承者”王季迁先生，用了近50年时间给中国古代书画断代，构建了一套独特的研究方法专门用来研究台北故宫藏画，并因此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这套独特的研究中国美术史的“徐氏方法论”得出的结论也是令人震惊的——在台湾大学任教期间，深入研究了“元四家”之一的吴镇的绘画后，徐小虎认为，台北故宫收藏的50多幅吴镇作品中，“只有三幅半是真的”。
这种颠覆性言论撼动了不少学者的研究根基，她因此被台湾书画鉴定界列入“黑名单”，被排挤、禁言几十年，成了整个学界中的那个“被遗忘的学者”。
对此，陈丹青的评价是：“徐小虎针对古画真伪的个案进行研究，具体到某个疑点，这是极其枯燥漫长、虽然充满惊喜但很不讨好的工作，堪称‘兴奋完了就遭罪’，但是她坚持了五十年。”
“麻烦制造者”
1987年2月的一个早晨，徐小虎走进英国牛津大学东方研究所论文口试教室，递上了她的博士论文——《被遗忘的真迹：吴镇书画重鉴》。
在这篇论文中，她把西方艺术史学的结构分析法和中国传统书画鉴定的“笔墨分析”相结合，并参照日本收藏的中国古画形成了一套独特的鉴赏方法，主张通过研究每个时代的绘画风格和画法来判断某幅画作的真正创作年代。
在写成这篇论文之前，她用自己的方法在台北故宫研究了数年，从时代画法和画家个人风格着手，重新鉴定了台北故宫所藏吴镇画作的真伪，也因此得罪了几乎整个台湾书画鉴定界。
但是，这个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却让牛津的教授们眼前一亮。在深入讨论后，他们授予徐小虎博士学位。作为评委之一的欧洲资深亚洲艺术史权威郭乐知（Roger Goepper）认为这个方法为中国古代书画断代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因此极力推崇这套方法。
这一年，徐小虎53岁。
孤勇——这是五年前，坐在中国美院的教室里，完全不知道徐小虎是谁的顾彬对后者的评价。听过那堂课后，顾彬自荐无偿地做了徐小虎的助理。在了解了徐小虎的成长和学术经历之后，顾彬发现，她不止是一个开创了全新研究方法、拥有独立治学精神的学者。
徐小虎1934年生于南京，是名门之后：祖父是北洋军阀皖系将领徐树铮，曾率领一旅边防军就收复了外蒙，后被刺杀；父亲徐道邻是留洋的法学专家、民国宪法先驱，以一人之力起诉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杀害自己的父亲徐树铮；姑姑徐樱是昆曲家，姑父李方桂是音韵学家；而她的母亲徐碧君来自德国，因不满希特勒统治，只身嫁到中国。
1937年，南京大轰炸，3岁的徐小虎随家人离开中国。此后一家人辗转德国、罗马、重庆和上海，直到1949年，母亲带着徐小虎去了美国，从此再也没有回到中国大陆居住生活。
1964年，30岁的徐小虎搬到了新泽西，住址与普林斯顿大学相隔咫尺。当时，已经结婚的她突然萌生了想要再去读书的念头。
当她翻开菜单一样的学科目录时，一眼就看到了“China”。在这一项下面出现的第一个类目是Art。她立马决定选择这门学科，随后便进了普林斯顿大学亚洲艺术与考古研究所。此前，她在著名的班宁顿学院学了13年的艺术创作，但这一次，她要研究的是“死人的东西”。
徐小虎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学习并不顺利。因为总是质疑学校有名导师的著作，还经常在课堂上提出“可不可以再讨论一下”，导师认为，她是班里最不听话的学生。最终，徐小虎因为跟导师彻底闹翻而被开除。“我会让你一辈子不能在这个领域工作！”离开学校前，她的导师甚至用手指着她的脸说。
为徐小虎拿到博士学位、并在牛津受到高度认可的《被遗忘的真迹》也没能改变这位导师对徐小虎的看法。在写成这篇论文后，徐小虎把它寄给了自己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导师，说明“这是用您教的方法研究出的结论”，导师并不领情，给的评语是“trouble maker（麻烦制造者）”。
被遗忘的真迹
被普林斯顿大学开除后，王季迁先生拯救了徐小虎的学术生涯。王季迁是20世纪著名书画鉴赏家，被西方人誉为中国传统绘画“最后一位传承者”。
徐小虎第一次结识王季迁是在普林斯顿大学进修的时候。当时老师带着他们一帮学生参观了王季迁在曼哈顿家中的书画收藏。作为一代收藏家，王季迁家里挂着许多中国古画，桌上的砚台常年湿润，笔架上悬着各式毛笔，闻到墨香的徐小虎“突然感觉像鱼跳回水中那种无限的愉悦”。王季迁也让她感到如同父辈一般的亲近。
1971年，徐小虎再度去纽约拜访王季迁，请求他给自己“讲课”，王季迁欣然应允。
每周六都是师生俩的上课时间，一上就是8个小时，谈论的主要是台北故宫中的藏画。他们很少谈论某幅画的作者、年代，甚至很少看一张完整的画作。王季迁总是给徐小虎分析画作局部的细节笔触以及画家在运笔中传达的思想和力量。这是他口中的“笔墨问题”，笔墨的好坏决定了一幅画真正的艺术价值。后来，徐小虎将这种“笔墨分析”运用到了画作鉴赏中。
这场长达8年的马拉松式对话后来被整理成16篇文章，连载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物月刊》上。1980年，为了更近距离研究台北故宫藏画，徐小虎搬到台北，一边在台大教书，一边去台北故宫看画。
当时的台北故宫院长蒋复璁是徐小虎父母的媒人，还吃过她出生的红鸡蛋。因为这层关系，蒋复璁向她许诺：你尽管来看故宫藏画。
徐小虎每天都能在台北故宫提15张画。在不算宽敞的看画室里，工作人员全副武装为她把画作摆上桌子，供她近距离观察，每次总是3幅一起看。
她偏爱元代画家吴镇的作品，看完了台北故宫收藏的50多幅吴镇画作，发现吴镇的《清江春晓图》和另一幅《秋山图》中展现的时代风格明显不同。随后，她又用从王季迁先生那里学到的方法和元朝人的记载中总结了吴镇画作应有的特点。
她林林总总列出了11个条件，先拿它们跟吴镇画的墨竹做对比，发现有一幅完全符合这十几个条件，其他的则一个都不符合。而唯一一幅符合条件的《石竹图》恰恰是所有藏品中最不为人知的，在徐小虎看来，这是因为假作太多，反而让真迹显得是“例外”，《石竹图》就是一幅“被遗忘的真迹”。
第一次发现台北故宫所藏吴镇之画有伪的时候，徐小虎惊得发烧病倒，在家躺了3天。半年后，她才敢再一次去台北故宫提画研究。经过盘点，她认为台北故宫收藏的50多幅吴镇画作中只有三幅半是真的。
她最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蒋复璁。蒋复璁一听，说：“有赝品吗？太好了！那么我们应该马上开始研究，把真伪区分开！”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她建立了自己的鉴定方法，想要重新给古代画作断代，把那些真迹选出？来。
可惜好景不长。1983年，蒋复璁退休，新上任的院长听说故宫有假画很不高兴，在看过《被遗忘的真迹》初稿后，他甚至不让徐小虎提画。为了继续研究，徐小虎只能请各路同学朋友帮忙找高解析度的电子版藏画。
在那段时间，徐小虎写出了《被遗忘的真迹》，并因此获得了去牛津大学读博士的机会。谈及那段时间的经历，她觉得有点委屈：“院长可能觉得台北故宫有假画伤害了他的自尊。似乎（如果有赝品）就是皇帝没穿衣服。其实，皇帝没穿就没穿嘛！”
一个不存在的人
在牛津大学顺利地拿到博士学位后，1992年，徐小虎论文的英文版出版。英国伦敦大学沃伯格研究所将这一全新的鉴赏方法指定为艺术史研究的方法论之一，还把这本书作为欧洲绘画史博士班的研究读本。
但这并没有改变徐小虎在台湾的处境。
上世纪90年代，她重回台湾时，台湾书画鉴定界不准她再发表任何学术文章，即便她只是写文章证明某幅画是真的。主流学术界说她水准太低，觉得她“认为什么都是假？的”。
无奈之下，徐小虎辞去了台湾大学的职务，想回美国教书，但她发现，即便是在台湾之外的地方，她也依然不受欢迎。她发出的申请函大多石沉大海。有一次，她在纽约大都会美术馆给讲解员讲吴镇的《墨竹谱》，她认为这幅画就是“捏造之作”。一位韩国学生走上前跟徐小虎说，自己的论文写的就是《墨竹谱》，徐小虎的结论让自己的研究没了意义。
对于被学界禁言，徐小虎完全不能理解：“这真是一件令人奇怪的事情——每本书都会有错，我也会犯错，你们可以去做研究来证明我的错误，为什么只是不许我发表意见？”徐小虎一直期待着有人能抨击她书中写错的地方或是有年轻教授拿着这本书去继续考究中国其他古画的创作年代。事实上，什么都没有，只是沉默。
“我仿佛成了烫手的山芋，众人避之唯恐不及。不但没人与我讨论书里所提出的问题，我反而好像瞬间由专业机构与学术刊物间消失，成为一个不存在的人。”在《被遗忘的真迹》中文版自序中，徐小虎这样写道。
在和美国学者的交谈中，徐小虎知道大家其实都看过《被遗忘的真迹》，却“不喜欢它”，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要重新检验每一幅古迹，而此前的研究也基本都成了无稽之谈。
究竟是要做一个追求真相的学者，还是做一个永不犯错的教授？徐小虎不知道同行的选择。在她看来，“能看到别人没看到的东西，就值得开一瓶好酒庆祝！”但酒已备妥，却没几个人愿意跟徐小虎干杯共饮，包括她的学生。
徐小虎曾经带过5个学生，其中有人的论文方向就是考据某幅古画是否真的画于那个年代，但其他教授并不愿给这篇论文予以通过。后来，这些学生中没有一个人“敢做这一行”。
在一次访谈中，当被问到“毕业后学生们跟她是否还有联系”时，“木有（没有）。” 徐小虎说，“他们不是觉得这件事不对，只是认为做这件事会让人痛苦。”话音未落，旁人都看得到一向爱笑的徐小虎眼中有泪。
尽管不免失落，但徐小虎在追求真相的路上依旧坚定的像一个斗士。这些年，她仍不断更新着自己的鉴定结果：教科书上五代著名画家董源的画没有一张是真的；台北故宫所藏唐僧怀素的《自叙帖》不可能是唐朝的书法……
2012年，《被遗忘的真迹》被“理想国”引进、终于出了简体中文版。在理想国学术馆主编马希哲看来，徐小虎的著作尽管在学界有争议，但“并非不是一件好事”，书中所提出的方法论也确实对学术研究很有意义。
第一场新书发布会中，陈丹青前来为徐小虎站台，并写下留言：“重建我们的态度”。
那一年，徐小虎在上海博物馆开会时，看到前来参加的评论者，她愣住了，问身边的老学弟：“看看他们，好像都比我们年轻，是吗？”学弟回答：“那当然了！”“可是，我清楚记得上次开会的时候，站在台上的老师都比我们老很多啊！”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因为被禁言，已错过整整一代学者，成了全场“最老的人”。
也是在这一年，身处争议漩涡几十年的徐小虎去尼泊尔的深山里修行，除了参加活动，很少离开这里。
《被遗忘的真迹》出版至今已有5年，豆瓣评分8.6。在读者的评论中，有人赞同徐小虎敢钻研敢发声的态度，有人欣赏她为“中国画辨伪学”作出的努力，也有人认为她用西方学到的鉴赏方法来给画作断代是一种中国艺术史最缺的“精确”。
今年9月，徐小虎的新书《南画的形成：中国文人画东传日本初期研究》再次由理想国出版。她也因此走出尼泊尔的深山，再度来到北京。
在一系列的新书活动中，徐小虎习惯用“小虎”称呼自己，每当说到一个有意思的结论，她就会忍不住开心地笑起来。参加活动的年轻人纷纷用“可爱”来形容她，而她本人也在做一件更可爱的事——她期待建立一部“没有大师的中国书画史”，在这部历史中，书画不分大师还是无名氏，只论创作年代和艺术价值。
“这是一项民族的工程。”原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古代书画专家杨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