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飞翼
今年春晚上有一个特别设计的环节令诸多观众印象深刻，那就是由演员张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以及香港世茂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共同见证的“国宝回归”。实际上，2017年11月30日许荣茂就向故宫博物院正式捐赠了《丝路山水地图》，故宫博物院也专门为此举行了捐赠仪式，目前这幅画正在故宫文物医院进行修复。那么，这件国宝如何从国外回归祖国？地图中描述的具体又是哪里的路线？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世茂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在春晚舞台上。
流落东瀛
《丝路山水地图》此前在学术界更为通行的名字是《蒙古山水地图》，此名源于其背面有清末民初琉璃厂著名书店“尚友堂”的题签“蒙古山水地图”。题名中的“蒙古”指的是16世纪仍然统治着从今天甘肃嘉峪关以西到土耳其和北非的蒙古四大汗国的后续王朝，如蒙古撒里畏兀儿诸部落（源于窝阔台汗国）、帖木儿帝国（源于察哈台汗国、伊利汗国和金帐汗国）等。
该图采用中国地图传统的手卷式绘于缣帛之上，幅宽0.59米、全长30.12米，是一幅原本属于明朝宫廷的皇家地图。这幅古地图20世纪30年代流出国外后，一直被日本著名收藏机构藤井有邻馆（The Museum of Fujii Yurinkan）收藏，且被当作清代山水画卷，秘不示人。
藤井有邻馆是日本京都一家有名的私人博物馆，以收藏中国古代文物为主，它的名字取自《论语》中的“德不孤，必有邻”，寓意中日两国一衣带水的关系。创建于1926年的这家博物馆迄今已有90多年的历史。
有邻馆的创始人是日本近江的富商藤井善助（1873-1943），他早年留学中国，就读于上海的日清贸易研究所（1901年改组为东亚同文书院），后归国继承家产，以经营实业出名。1908年，藤井善助转而从政，并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期间拜政治家犬养毅为师，受其影响，开始收藏中国古代文物。
辛亥革命后，大量的清宫旧藏流往东瀛，藤井善助抓住机遇并在汉学家指导下，将许多稀世珍宝收入囊中，从商、周青铜器到宋、元、明、清书画无所不包。其中就有黄庭坚《李白忆旧游诗》、宋徽宗《写生珍禽图》、米芾《研山铭》等等。
藤井有邻馆不仅内部宝物众多，它的建筑本身就是一件值得玩赏的作品。主馆是西式风格的三层砖石建筑，顶部则竖立起一座清代风格的八角亭。亭身涂满朱漆，上面铺设的琉璃黄瓦是乾隆年间用于修缮故宫的库存古物。
藤井有邻馆据说是“故宫等清代皇家建筑以外的唯一使用清宫琉璃瓦的房子”。
近年有不少收藏界人士和文物爱好者赴日本京都旅游时，都曾专门到藤井有邻馆探访。因为私立的缘故，有邻馆并不像国内公立博物馆那样几乎全年免费开放，它只在每个月（1月、8月除外）的第一和第三个星期日开放，而且还要交付1000日元的门票。
藤井有邻馆共三层，一层主要展示石刻佛像，二层展示青铜器、印章等杂项，三层陈列书画杂项，展出近千件中国国宝级文物。不过，本文的主角《蒙古山水地图》却极少露面。
直到2002年，中国收藏家易苏昊、樊则春造访藤井有邻馆征集中国文物，在馆内偶然发现了一件所谓“清代青绿山水画手卷”。这幅手卷以矿物质石青、石绿作为主色绘制，从风格上看，可以推断是明朝吴门画派仇英的风格。为此，他们与馆方多次谈判，最终花费巨资以“青绿山水手卷”的名义，征集到了这件《蒙古山水地图》。
专著解谜
《蒙古山水地图》虽然已经被运回北京，但身世之谜仍未解开。此手卷既没有画家名款也没有年款，右下角严重磨损，首尾却相当整齐，显然经过剪裁和重新装裱。在《蒙古山水地图》归国的两年时间里，由于找不到专家，对其鉴定工作一度陷入停顿，毫无进展。这个手卷到底是一幅山水画还是一幅地图？若是画作，那么它的作者是谁？绘制于何时？若是地图，又是一幅怎样的地图？
易苏昊、樊则春二位为了尽快确定宝贝的身份，也邀请了权威专家进行鉴定。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傅熹年先生从艺术风格方面作出初步鉴定，认为这幅地图应该不是清代物品，至少为明中期以前的作品。
然而此图由东向西的起止点分别是嘉峪关和“天方”（今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包括道路、城池、关隘、山川、寺庙、墩台等，范围横跨亚、非两大洲的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图上所描绘的路线是明代丝绸之路的路线，标注名称的211处地点采用的是音译自突厥、蒙古、波斯、阿拉伯、亚美尼亚语等多种异域语言的汉字。以傅熹年先生的学力，还不足以判断它的具体内容，必须是熟悉中国古代西域历史地理的学者才能鉴定。
《蒙古山水地图》手卷局部，从右至左：首，嘉峪关；尾，“戎地面”。从地理位置看，“戎地面”似指埃及古港口——贝勒尼斯，与天方国古港口“秩达”（今沙特阿拉伯吉大港）隔红海相望。
2004年初，购回手卷的拍卖公司辗转找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古代丝绸之路的学者林梅村教授，双方一拍即可，达成了专题研究协议。林梅村欣然接受委托，开始着手研究这件“青绿山水手卷”。
随后北京论坛于2004年8月召开，林梅村在“东亚古代文化的交流”考古分论坛论上做了题为《明代中叶<蒙古山水地图>初探》的报告，正式将他的研究成果公布：
第一、地图中出现嘉峪关，年代必在嘉靖三年始建嘉峪关以后，但是该图不见长城第一墩“永兴后墩”，则年代早于嘉靖十八年。故知成图年代大致在嘉靖三年至十八年之间（1524-1539），也就是明代中叶。
第二、从艺术手法看，这幅山水地图颇受明代中叶吴门画派影响，以表现青绿山水、高山大川为主；气势恢弘，尺幅巨大。耐人寻味的是，地图上的嘉峪关竟然和吴门四大家之一仇英（1498-1552）的画作《归汾图》所绘临汾城楼如出一辙，显然使用的是同一粉本。
第三、我们发现这幅古地图有两个明嘉靖年间的刻本。其一为《西域土地人物图》，收入明儒赵廷瑞、马理等人纂修《陕西通志》嘉靖二十一年（1542）刻本；其二为《西域图略》嘉靖八年（1529）刻本，收入无名氏《陕西四镇图说》万历四十四年（1616）刻本。从这两个嘉靖刻本看，我们所见《蒙古山水地图》只是这幅古地图的三分之二，地理范围从嘉峪关到天方（今甘肃酒泉到沙特阿拉伯的麦加），一共211个西域地名；另外三分之一被人剪裁，地理范围从天方到鲁迷（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由此推测，《蒙古山水地图》原图的地理范围从甘肃嘉峪关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长达40米，很可能是明宫藏图。
最后，林梅村给予这幅地图价值极高的评价：“《蒙古山水地图》的发现相当重要，首次向人们展示了明代中叶中国人丰富的世界地理科学知识。这幅地图足以和巴黎国立图书馆东方部藏欧洲中世纪《加泰罗尼地图集》（Catalan Atlas，1375）、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洪武二十三年《大明混一图》（1389）、京都龙谷大学大宮图书馆藏朝鲜李朝太宗二年《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Kangnido，1402）相媲美，说明16世纪初中国人的世界地理知识仍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2011年，林梅村20余万字的同名专著《蒙古山水地图》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其中也收录了地图全貌。在专著中，林教授通过考据进一步扩展此前的结论，另外发现此地图除了两个刻本之外，还有一个明代彩绘本《西域土地人物图》，收入嘉靖抄绘本《甘肃镇战守图略》。
《蒙古山水地图》定价3000元，封面书名由刚刚过世的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题写。
不过林梅村的专著发表之后，毕竟只是一家之言，论证可能还有疏漏之处。例如甘肃嘉峪关长城博物馆馆长张晓东2016年就曾在《西域研究》上发表论文，对林梅村的结论提出商榷。张晓东从地图绘制年代和绘制依据两个方面发表了不同意见，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检索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