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郫县古城及周边处于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地理区位重要，历史文化绵延不绝。在这片海拔高度约565米的平原上，从上世纪末就开始了考古发掘。
封面新闻记者 戴竺芯 摄影报道
郫县古城及周边处于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地理区位重要，历史文化绵延不绝。在这片海拔高度约565米的平原上，从上世纪末就开始了考古发掘。
3月6日上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外公布，在郫都区古城镇指路村附近发现一处战国秦汉聚落遗址，这处距今2000多年的遗址中，不仅出土了古代“豪车”才配有的伞部配件“盖弓帽”、大量秦汉时期土著居民和中原移民留下的器物，还发现了四川地区目前为止所发现年代最早记录乡一级基层聚落的考古实物材料。
指路村遗址考古现场负责人杨波称，该遗址堪称成都平原目前所见保存最好的战国秦汉时期聚落遗址，甚至在全国范围内也是不多见的。该遗址对认识成都平原向汉文化变迁的过程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它的发掘，将为研究汉代基层聚落提供不可多得的新资料。
郫都区指路村地下藏着一个汉代的“乡”
距离郫县古城仅百米
资料图，据受访者提供
郫都区距离成都市区西北约22公里，位于成都平原中心，岷江支流青白江、走马河、柏条河、徐堰河等河流纵贯全境。指路村遗址位于古城镇的指路村，距离宝墩文化时期的郫县古城北城墙约100米。
从上世纪末开始，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便开始了发掘工作。多年考古工作发现，在郫县古城周围有汉代遗存。在之前的基础上，考古队在指路村秦汉遗址进行了调查试掘，发现其可能是一个汉代基层聚落，即指“乡”和“里”一级的单位。
郫县古城的范围大约是30万平方米，而指路村遗址则是它的10倍，面积达到300万平方米。杨波说，因为这里此前是一处农田，人类活动较少，翻耕土地也比较浅，因此遗址保存的原貌较好。同时，这也是一处延续性强、规模较大的汉代基层聚落遗址，在四川地区比较罕见。
资料图，据受访者提供
2017年6月15日至10月8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联合在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主要选择了两处堆积丰富、埋藏较浅、遗址较为核心的约700平方米区域开展工作，便于更好的反映发掘面貌。
距离郫县古城如此之近，古人为何没有直接在其基础上生产生活，反而放弃了它？杨波认为，这与当时的水患有很大关系。郫县古城靠近岷江水系，此前的考古工作中，发现其在先秦时期有多次洪水淤积现象，宝墩时期后，郫县古城遗址区域人类活动痕迹已经很少。这可能也是2000多年后，先民在指路村遗址重新汇聚成为聚落的原因。
出土“X子乡”陶片
四川发现的年代最早“乡级”实物
资料图，据受访者提供
杨波介绍，出土的器物中，一块双耳罐残片尤为重要。“这块陶片上刻有‘X子乡’的字样，比较确切的表明了指路村遗址的性质应该是乡一级的基层聚落。这在汉代考古中，是极为罕见的。”杨波说，指路村遗址的发现，是首次在遗址科学发掘中出土的带有乡名的陶文，极有可能是遗址在秦汉时期的名称，尤为可贵。
杨波介绍，此前，在四川凉山州也曾发现过碑上刻有县乡级文字，但其年代在东汉时期。而此次发现的“X子乡”陶片，则是到目前为止，四川地区发现的西汉时期最早明确了乡镇一级单位的实物。
资料图，据受访者提供
杨波说，西汉时期，乡、里一级算是基层聚落较小的行政单位。陶片的发现为汉代基层聚落考古提供了详实的实证资料，考古队通过发掘过程中对其他遗物、遗迹的多方佐证，最终确定了该遗址的性质，为汉代乡一级的基层聚落。
杨波推测，“X子乡”的名字由来可能与当时生活在此地的人物爵位相关。“古人取名字时可不是随便的，而是有所指向、有所代表的。”他说，一般名称会有一定的民族性或带有思想观念，而这个“子”似乎反而没有体现什么。从移民的来源地考虑，在战国到汉代时期流传着一种说法，“子”是一种爵位，那这里生活的人们会不会是从某些封地而来？
主干道上发现“豪车”才配有的盖弓帽
专家：这里也许曾住着王侯贵族
资料图，据受访者提供
杨波说，在对遗址的清理过程中，发现了不少重大遗址和遗迹，其中一条汉代道路吸引了考古专家们的注意。这条道路为东北-西南走向，宽度在4米左右，路面上铺设的卵石虽然被破坏严重，但仍保存着一定的排列规律。道路两侧，为了防止路面积水开挖了两条排水沟。
“根据这条路的规模和设施处理，我们初步判断他是汉代基层聚落的主干道，是进出聚落比较重要的道路。”杨波说，今后可以顺着路的走向进一步钻探和发掘，有利于弄清楚遗址的布局。
有趣的是，工作人员在这条路附近，还发现了一个长约5厘米的盖弓帽。盖弓帽是什么？杨波解释，这是古代牛车或马车顶部，用于支撑伞架的车辆配件。它的发现意味着，这里曾经居住着有地位、有身份的人，只有他们的“豪车”才配拥有盖弓帽。
资料图，据受访者提供
此外，不到1000平方米的地方，共发现了3口水井。3口水井的年代有早晚，但是形制大致相同，都是陶质井圈。遗址出土的器物以陶器为主，陶日用器主要有罐、瓮、盆、钵、釜、豆、甑、釜形鼎等。
通过出土器物初步推测，杨波认为，这处汉代基层聚落年代跨度主要在战国晚期到东汉晚期，中间有过两次兴衰，从秦代到西汉初期以及东汉早期出土器物比较丰富。他认为，聚落变化可能与当时的移民情况有关。
据《华阳国志》记载，“惠王27年，仪与若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郫城周回七里，高六丈；临邛周回六里，高五丈。”古籍里提到过郫城、邛城、成都城三座城市，杨波推测，筑城需要大量劳动力，而劳动力的来源除了当地招收，另一个就是从外地引入。“安置外来人口总需要一个点，有一种推测，这个聚落也有可能是当时用于安置这些外来人口的。”
指路村汉代“乡级”聚落形成
或与秦灭巴蜀后三次移民风潮有关
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同样，回望历史时，社会大变革时期转型时期，也必然是人们所关注的。杨波说，指路村遗址的年代点恰好就在这一时期，出土器物反映了巴蜀文化、土著文化向中原统一的汉文化的转型。
杨波说，遗址中不仅存在大量例如釜形鼎等巴蜀文化器物，也有不少带有中原文化色彩的器物，例如瓮、盆、甑、罐等。从房屋遗址看，发现了不少瓦当，这也是汉文化的一个佐证，当时的巴蜀地区并没有使用瓦当的习惯。而出土的瓮棺也是秦汉时期较为常见的形式，这种用盆和瓮搭配的方式具有典型的关中平原特征，在古蜀地区是不存在的。同时，这次发掘的房屋建筑方式差异明显，反应了汉代人居住方式的转变，也为四川地区汉代居址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杨波说，考古发掘出土器物中，存在的带有外来文化色彩的器物占有很大比重，这说明此地确实是一个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重要地区，而这些器物的主要来源地为秦。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统治者为了巩固江山，采取了一系列移民措施。杨波介绍，这些移民措施中，一是当地屯兵，屯兵就意味着有一批人要驻扎；二是移民支边，这又分为两类，一种是犯罪后被迁移的，例如吕不韦和嫪毐造反后，全家被迁徙至巴蜀地区。
另一种是汉代后鼓励支边形成的一股移民风潮，例如卓文君和司马相如。到了汉武帝西南开发时，又拥有一次大规模移民。这几次大规模移民都为巴蜀地区带来了不同的文化碰撞，以致于多种文化器物再次显现，这为研究巴蜀文化的消化、汉文化的兴起和扩张，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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