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御医名后，乃为实学 ——驳《御医们的医术，通常都不高明》一文
文/苏际聪
近日，一篇题为《御医们的医术，通常都不高明》的文章发布于网络，作者对御医这一群体的医术进行了质疑，称御医们的医术并不高明。然而，古代御医们真的是如这篇文章所写那样“医术不高明”吗？笔者的答案是否定的。
该文章首先在最开始提出了“因为制度原因，御医们的医术，通常都不高明”的论断，紧接着从“来自皇权的压力使得御医治病是自招祸端”，“宫中医疗制度导致御医看病皆是无功也无过”，“用药决策权在于‘圣裁’”和“清朝末期已开始学习西医和近代领袖人物也看西医”等几个角度论证其观点。
良相良医文章看似说得颇有道理，还列举了不少参考史料和文献以示真实性，也有一些读者表示赞同。然而查阅相关文献后便可发现，此文章缺乏学术态度，可信度不高；仔细阅读也能发现其观点的论证不通之处和逻辑的混乱，论点完全站不住脚，因此得出的 “御医医术不高明”的定论实在不能当真。特别是，这位杨先生特别擅于采用有偏性列举材料，擅长于更改材料内涵，利用读者大部分不会去查询原著，大肆用正确的史料得出错误的结论。更可笑的是，举几个有偏差的例子，就能得出一个“适用几千年”的结论，真不知道历史学家看后作何想。相反地，从这篇文章的漏洞之处，更能发现我国古代御医的医术水平是不容置疑的。
首先，该文章所提出的并非什么新观点，而是作者将其已有文章稍作修改重新发出的。作者杨津涛在2017年5月24日发表《清朝御医手稿值两个亿？别胡扯了》一文于“短史记”栏目，这篇去年的文章的观点与本次发布的文章观点如出一辙，诸多字句完全一样，仅做了标题和一些文字顺序上的改动，并未提出任何新观点、新依据；甚至在复制粘贴过程中还出现了忘记删除部分标点的情况。
上图为2017年《清朝御医手稿值两个亿？别胡扯了》一文部分，下图为本次文章的部分，两篇文章内容基本一样，下图中括号仅有一半，显然为粘贴过程中忘了删除。
可以明显看出，该文章是作者把自己去年的文章再抄了一遍，纯粹是为了吸引人眼球而发布的，可谓是用尽心思抹黑我国古代御医形象，没有任何学术价值，缺乏认真探讨的学术态度和学术精神，因而文章的可信度也可想而知。
其次，文章多处引用史料，并且在文末列出了参考的文献，看似严谨，实际上多处引用是断章取义，是为了证明其观点而强行举的例子，文献本身所论证的观点并非如此。
作者在文章中引用梁俊的《光绪皇帝与御医》，指出光绪帝常更改御医的药方，欲以此说明御医药方无用，医术不高。然而梁俊本来的观点与此完全相反，《光绪皇帝与御医》一文中援引光绪帝常拒绝服药、更改御医药方，是为了说明光绪帝不配合御医的治疗，所以才服药多年不见效。而且，文中还明确写道，因为“其（光绪帝）干涉御医的处方，使御医不能发挥应有的水平”。这些说明了御医医术是高明的，碍于光绪的任性而没能好好医治。而杨津涛的文章中引用光绪帝的例子完全是断章取义，论证的是完全相反的观点，文章的学术性和可信程度更加可见一斑。
除此之外，该文章以御医刘声芳为例，说其“治疗后病情好转的仅7例，效果不明或恶化的案例占了多数”，以此说明御医水平低。实际上，张田生的文献并非在说刘声芳医术不高，恰恰是反面，论证刘声芳高超的医术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文献中所说的病情恶化的医案多，是因为这些医案均是记录在奏折上的，“疗效较差的案例较多，这或许与奏折的史料性质有关”，奏折上记载的自然以问题案例为主，疗效好的案例记载少是必然的。这又是一处断章取义的引用，类似的例子在此文章中俯拾即是，详细查阅即可发现，这里不再赘述。
即使抛开文章的学术性和可信度不说，该文章中的论点与论证仍然不能成立，论证方式和逻辑也是一个硬伤。在这里，笔者通过反驳其论点，来说明自身的观点。
明清两朝御医1 “为皇帝服务”并非自招祸端，反而是医术高的证明
该文中首先以“伴君如伴虎”，很多御医为皇帝提出治疗见解引来祸端作为一个论证依据。然而在其所举的例子中，御医盛寅、许绅的确受到了来自皇权的压力，但最终都把皇帝的病医治好了，这怎么能说明御医医术不高明呢？分明是在高压下仍然发挥了高明的医术。
而至于文中所提到的御医被革职，均是在同治和光绪皇帝死后，而非皇帝去革职的。这主要原因其实并非医治不周，而只是皇帝的死需要有人承担责任，御医们势单位卑，自然成为了“替罪羊”被革职，藉此维护皇帝的威严。
相反地，笔者认为，为皇帝服务正能体现御医的医术之高。御医直接服务于皇帝，治疗直接关系着自己的职位甚至性命，犯错的成本更高，因而应该更加用心医治、力求有效医治，医术水平可以想见。再者，医术一般的医家或者不会被选入太医院，或者早就被皇帝在位时就应该没了性命，能留名于史册、有政治地位的御医，不正是沙里淘金留下来的医术高明的医家中的佼佼者吗？
奉旨遵行2 宫廷制度与御医医术高低没有必然联系，反而限制了御医医术发挥
文章中所提到的医疗章程、“圣裁”等等，归根结底与宫廷制度相关。而宫廷制度的种种，例如不记功过、皇帝决定药方，是否与御医医术有必然关系？制度影响的是实际医疗过程、医疗效果，而并不能与医术高低画上等号。
相反的，笔者认为是这些制度限制了御医医术的发挥。在宫廷之中，给皇帝看病绝不等同于给一般患者看病，因为君臣关系是第一位的，而不是医患关系。御医只能服从宫廷规定和皇帝的旨意，不能完全施展医术，这些因素都限制着御医医术的发展。正如前文提到的光绪帝的例子，光绪帝自作主张改药方，御医必须遵从，处方听从皇帝，无效却又怪罪于御医，御医医术水平没有得到体现。
药到病除3 御医不只为皇帝服务，其医治过更多的人，更具实践经验
跳脱出该文章的限制，文章中所论证的“医术高明与否”只体现在“医治皇帝是否有效”上。但是御医并非只为皇帝看病，在成为御医之前，他为民间普通人看病，而成为御医之后，也还承担着皇宫内其他人的医治，抛开其他的被治疗者的范围去讨论医术高低显然是不完整的。
御医之所以能成为御医，先决条件必须是名医，成为御医之前必然在民间有过很多的治疗经验，并且有了较高的名气，才被发掘到宫廷，因此医术水平在当时肯定是一流的，这一点应当是不容置疑的。
通过以上的论证，能够发现，该文章中所提出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认真分析之后能发现，这些所谓的“御医医术不高明”的证据，实际无一不指向御医医术的高明。我国古代御医为后世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他们的药方、著作等仍然是非常具有价值的。
稿本整体书影《聊复集·怪证汇纂》稿本作为清代御医汪必昌的传世之作，正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其重要性正逐步被人们所认知。汪必昌作为御医，并非像杨津涛所写文章那样“医术并不高明”，相反地而是十分高明。
其一，汪必昌出身布衣，一路游学，治病救人，最终被选入成为太医，医术定扬名一方。汪必昌为母弃文从医，离家远行，走遍四方游学，且同时积累了众多治疗经验，实践出众多有效的药方，其医术来自于自身实践，极具经验性。在嘉庆六年（1801年）汪必昌被选入太医院，成为御医，必然也是因为其医术的名声。
其二，汪必昌不但没有自招祸端，还受到皇帝封赏，可见其医术受到皇帝赏识。汪必昌作为御前太医，直接服务于皇帝，非但没有什么祸端，还在嘉庆十四年（1809年），皇帝五十大寿之时，受到了皇帝的封赏，先父也因此受到封赏。一年后，汪必昌辞官返乡，安享晚年。虽说伴君如伴虎，但汪必昌受到嘉庆帝的如此赏识受封，并且最终安然还乡，留名于史册，若非有卓然的医术值得皇帝信任，如何能做到？
其三，汪必昌著有系列医学著作，医学思想成熟，这也是对该文章中说传统医学“千人千方”的一个有力反驳。汪必昌在当御医期间著有《聊复集》五卷，并且还有近年发现的《聊复集·怪证汇纂》未刊稿本等医学著作，详细叙述了他的医学思想与理论，绝非部分中医反对者所认为的“千人千方”缺乏规范。《聊复集·怪证汇纂》更是收集了治疗古代怪症的五百四十种药方，从已经公布的部分看，几乎每个药方都记载明确，操作性强。在当时汪必昌就根据实践经验，记载了诸多明确有效的药方，证明了御医医学水平之高！
总的来说， “御医医术不高”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试图去抹黑御医的人其实更为我们说明了御医群体的重要。汪必昌作为御医的一个杰出代表，其医学水平之高毋庸置疑，他所著的《聊复集·怪证汇纂》填补了我国中医药史治疗怪症方法的空白，是御医为我们留下来的宝贵经验集，其重要性也应当受到更多正视，更多关注，来促进更进一步的开发。
最后说句题外话，杨的《短史记》，擅于摘取只言片语，缺乏全局性分析和特殊性分析，以否定过去历史学家得出的结论为荣。诸如“周口店的北京猿人未必是中国人的祖先”，“戴笠密档解读”等为军统洗地这类，还曾因乱发荒谬的史料评论文章如“南中国集体抗议”、“林彪首次见蒋介石，获评‘幼稚可叹’”而被举报。这样的自媒体，精通营销手段，善于吸引眼球，无声无色地欺骗大众，传达错误观念，看似很有逻辑，仔细推敲一无是处。近期，国家处罚了上万个自媒体，而历史是中国人认识过去展望未来的重要工具，像这类爱乱评历史的自媒体，是否也应得到有关部门的监督审查呢？
2018年11月14日初稿，22日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