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李梅
澎湃新闻获悉，知名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学者、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新近日辞世，享年81岁。杨新自1965年到故宫博物院工作，担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十多年时间，对国内国际的学术交流、对博物馆的学术建设，都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他也曾与时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张临生女士合作主编了两岸故宫国宝集结的大型图文集《国宝荟萃》，第一次实现了两岸故宫的“合璧之作”。
知名艺术史论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薛永年今天对澎湃新闻说：“对我个人来说，我与他是同班同学，是好友，尤其悲痛，杨新先生的辞世，是中国美术史界与文博界的重大损失！”
对于书画鉴定，杨新生前曾表示，这不只是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去体会古人的用心，要懂得“鉴”，必须先懂得“赏”，“赏鉴”二字是不可分割开的。
知名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学者、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新（1940-2020）
对于杨新的辞世，知名艺术史论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薛永年极其悲痛，专门撰写了《悼杨新学兄》的旧体诗：“厉疫逞妖氛，又闻杨新逝。同窗六十春，手足情堪似。英才君早发，鉴画兼治史。三绝通古今，一眼辨非是。紫垣襄领军，学术张一帜。海外有高名，著述无虚日。退休人不休，伤脑卧床笫。犹记探病时，尚记当年事。闭关难送别，何处焚香纸？时空有燧道，是耶还非是？”
杨新生于1940年，湖南湘阴人，自幼喜好绘画，1960年于广州美术学院附中毕业后，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1965年毕业，到故宫博物院工作，从事中国古代书画的陈列与研究，师从徐邦达、 启功先生学习书画鉴定。1984年作为卢斯基金会访问学者，在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艺术史系研究和讲学一年。1985年1月任故宫博物院陈列部副主任，1987年9月-2000年12月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在今天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薛永年说，杨新先生是中国第一个美术史系第一个班的优秀毕业生之一，他多年以来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既对中国美术史的发展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又传承发展的老一代书画鉴定家的本领，而且他在担任十多年的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期间，对国内国际的学术交流、对博物馆的学术建设，都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包括与中央美院合作，与美国学者进行明清绘画的特展和研讨活动，都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对我个人来说，我们是同班同学，是好友，尤其非常非常悲痛，非常非常！杨新先生的辞世，是中国美术史界与文博界的重大损失！”
杨新与薛永年等在大学时的合影 薛永年供图
知名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学者、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新
薛永年认为，在书画鉴定方面，很多人只重视用眼睛看，判断真伪，而且尽量把伪作找出，保存真的，“而他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在大家不注意的作品与认为不可靠的作品里面。经过充分论证，找出真迹，比如说五代贯休《罗汉图》（另一本）就是非常明显的例子。他是打通了书画史与书画鉴定，把书画鉴定作为一个可以深入研究的学问，不断地在有所精进，不断取得成绩。杨新还有一个突出的品质，就是尊敬师长，团结同行。那么几乎每年春节，他都到母校去看望老系主任金维诺先生，金先生是湖北人，前年就去世了，没想到没过两年来杨新也去世了……”
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杨新所著《五代贯休罗汉图》
杨新题跋的古画
薛永年说，杨新这一辈人从事美术史研究和书画鉴定的时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的时代，首先是一个换笔的时代，当时还是写，后来开始有人才打字，另外古代书画研究当时还不是一个显学，美术文物市场刚刚兴起啊。那么培养美术史学生的当时也还不是那么太多，在这个历史条件下。杨新先生等人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把学校学习的长处与博物馆老专家的长处结合起来，而且由于在故宫博物院，掌握与面对大量的原始作品与技术材料，所以在古代书画研究方面很多具体的突破，包括对扬州八怪、项圣谟等的研究都非常明显的。
杨新与薛永年等1992年在美国进行学术交流 薛永年供图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余辉对澎湃新闻说，待疫情过后，故宫将举办杨新先生的追思会，“杨新先生自1965年到故宫博物院工作，到去世已经55个年头了，他是在拨乱反正后故宫博物院的第一批研究馆员，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他是徐邦达先生的助手兼弟子，1987年他担任故宫博物院的业务副院长，为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展览和对外交流以及学术发展等留下了许多重彩之笔。特别是在上个世纪之末，杨新先生是故宫博物院文物出版与学术发展的带头人，1992年，他与时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张临生女士合作主编了大型图文集《国宝荟萃》，第一次实现了两岸故宫的合璧之作。在世纪之交的10年间里，他带领故宫博物院的业务人员完成了《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精品集》（六十卷），先后在香港商务印书馆和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使故宫博物院各种文物的出版量超过了台北故宫，并在出版中培养了一批中青年学术英才。在他患病的前两年，在《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精品集》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出版英文版《故宫博物院精品集》（十卷，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2015年出齐，英文名The Palace Museum‘s Essantial Collections），增强了世界对故宫、对中国的了解。”余辉说，据他的老师薄松年先生说，杨新先生少小聪慧克俭、敏而好学，在广州美术学院附中学习时就相当突出，“他从徐邦达先生那里得到了系统化了的真传，广泛运用到书画鉴定中，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他关于扬州八怪、项圣谟、清初四僧和清宫绘画的研究成果以及对一批晋唐宋元书画的研究启迪了一两代学人，引起了港台地区和日本、欧美的积极关注。杨新先生学识广博，文史功底深厚扎实，他擅长书法、绘画和诗词等，其美术史研究形成了独特的语言风格，与其人一样：平易实在。其著述颇丰，发表学术专著有十多种之多，去年浙江大学出版社推出杨新先生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二十五讲》，今年该社将出版《溪山卧游：杨新论中国书画》。”
据悉，杨新先生主要学术成果有《杨新美术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画家丛书《项圣谟》、《程正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扬州八怪》（文物出版社出版）《中国传统线描人物画》（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大型画册《文徵明》、《项圣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中国绘画三千年》（合作，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中国外文出版社出版）等。主编有：《龙的艺术》、《国宝荟萃》、《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均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其它论文有：《明人图绘中的古物市场》、《文物》、《中国画的得意、写意和会意》（《华学》第三辑）、《八大山人三题》（《文物》1998年第10期）、《四僧小议》（《故宫博物院院刊》等。他对古代书画鉴定与研究的重要成果，如对《出师颂》《女史箴图》《列女仁智图》《罗汉图》等画史上重要作品的重新认识与研究，再如对董源名下引起重大争议的《溪岸图》的重新鉴考、米芾名下《研山铭》的鉴定等等，均为后世重新认识这些煌煌巨迹，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断代意见。
杨新所编的《扬州八怪》
上海博物馆书画部主任凌利中说，杨新先生是中央美院美术史论系的首届毕业生，也代表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培养的美术史学者，直接师从徐邦达、启功等老一辈专家。对于书画领域的学术开拓，以及博物馆间的业务交流与合作具有较大推动作用。
“我和杨新先生相识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聆听过他的讲座，也一起参与过书画鉴定，共同参加学术研讨会，距今已有二十多年了，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他严谨笃实的学风以及谦和的为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近年来他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大家的交流也少了，但我一直关注着他的动态。现在获悉其仙逝，很是震惊，这不仅是书画鉴定界和美术史界的一大损失，更使我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朱万章说。
澎湃新闻艺术主编顾村言表示，曾经读过杨新先生的关于扬州八怪、《女史箴图》、线描人物等方面的研究文章，启发较多，“杨新先生在参加大英博物馆收藏《女史箴图》百年所举行的研讨会上，曾提交《从山水画法探索的创作时代》一文，对宋代以来对《女史箴图》定说有着挑战，虽有争议，但对顾恺之的研究视野与方法也是一种拓宽，从中可以见出他的不囿成规。”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邵彦说，“杨先生千古！论文不多，篇篇经典。写作引用，教学推荐。文脉不绝，薪火不断。斯人虽逝，精神永贯！”
江苏昆山昆仑堂美术馆馆长俞建良与杨新先生多有交往，他和薛永年诗有：“晚餐菜酒无味，步薛先生原韵以悼念：
众志抗灾疫，突闻杨老逝。求学廿载春，相处性相似。艺苑名高扬，画究同治史。渊博通古今，只眼辨非是。职奉故宫时，开宗独树帜。卓识中外播，著述无暇日。年月费心深，而公卧床笫。鉴图哪得闲，神韵多嘉事。与世忽辞别，匆匆拿笔纸。阴阳已阻隔，伤感泪垂涕。”
《女史箴图》局部
杨新先生生前曾回忆跟随徐邦达先生的经历：“我初识先生是在1961年。那时我正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读书，系主任金维诺先生为我们设置了书画鉴定课，特别延请张珩、徐邦达先生来讲授。以往书画鉴定都是私相传授，未有于学校中而立“学”者，此举在中国文化教育史上实属首创。在书画鉴定上建立起学科，这三位先生是奠基者，也是开山者。张珩先生当时在文化部文物局担任文物处处长，行政工作很忙，所以书画鉴定课徐邦达先生授时最多，是该课程的主讲。他的授课内容，即是其二十年后出版的《古书画鉴定概论》。
杨新随徐邦达（执笔者）在鉴定
《杨新诗书画集》
杨新著作
对于书画鉴定，杨新曾表示，这不只是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去体会古人的用心，要懂得“鉴”，必须先懂得“赏”，“赏鉴”二字是不可分割开的，“‘赏’是在与古人对话，启功先生曾有诗赠我说：‘赏会从来在赏音，古人相照比知心’，也讲的是与古人对话。古人的语言都留在字里行间，笔墨之内，这要会心才能读懂。然而与古人对话，先要取得对话的资格。对于传统文化，若是一窍不通，或一知半解，连他们的语言和表达方式都不懂，这又如何能对话？‘鉴’非易事，‘赏’亦更难，跟随老一辈先生学习，这鉴定之外的功夫才是最难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