犍陀罗地区斯瓦特寺院考古新发现
近日，巴基斯坦白沙瓦地区考古局和博物馆（KPK）联合考古队在斯瓦特地区（Swat）展开田野考古工作，在对斯瓦特河谷附近的阿巴萨赫布·钦纳（Abbasaheb-china，或Abba Saib Chena）佛寺遗址进行发掘清理时，发现了一些新的文物。根据白沙瓦考古局官方公布的信息和局长Abdul Samad博士的简报，在围绕主佛塔周围布置的探方内，已经出土了佛像残片、佛塔装饰浮雕残片等佛教物品，在地面发现了青铜环、铁钉、钱币等金属遗物，在佛塔基座飞檐托（Modillion）间也发现了几处残留的湿壁画（Fresco）。这些新资料对于研究该地区佛教考古和推进犍陀罗美术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尤其是壁画中出现的“有翼天使”形象，更是在犍陀罗地区首次发现，值得我们深入讨论研究。
阿巴萨赫布·钦纳佛寺位于斯瓦特河支流那集格拉姆（Najigram khwar）峡谷内，到峡谷谷口城市巴里果德（Barikot）直线距离约12千米，平均海拔3800米，是一处综合类型的寺院遗址，该遗址主要包括塔院区和僧院区域。沿着那集格拉姆峡谷向西北行进则是著名的卡拉卡尔关口（karakar pass），这条崎岖的山路可以抵达犍陀罗的核心地区班纳（Bunner）。自此继续行走便可以进入沟通白沙瓦（Peshawar）和德里（Dheri）的主干道，这也是古代南亚大陆上主要的交通要道，沟通着许多古代政治中心。
阿巴萨赫布钦纳佛寺远景 ©宋小虎
阿巴萨赫布·钦纳佛寺新发现的有翼童子壁画 ©Dr.Abdul Samad寺院遗址沿着这条那集格拉姆季节性河流分布，遗址周围现有几个普什图人村落居住区，周边多为山脉丘陵，围绕寺院遗址当地人已经开荒种有少量农田和果树，此地夏秋两季高温，平均气温高达40度。山林郁郁葱葱，盛产桔子、杏子、梨和苹果，周围还有穿山甲等珍稀动物出没。该地区距离最近的城市明戈拉（Mingora）约50千米，由于交通不便，与外界沟通基本要靠步行和畜力，遇到雨季还时常会爆发泥石流，基本交通断绝。但相对封闭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也使该地区大量古代文化遗产得以保存，相对于白沙瓦平原地区寺院建筑容易风化颓圮，尤其是山崖中的佛教寺院建筑保存完好，基本保留了原建筑高度和整体原貌。
该遗址最早在1930年由英属印度考古局斯坦因（A.Stein，1862-1943）进行初步调查，斯坦因在其考察记录中介绍了该佛教遗址，并提到佛塔荒废、希腊化雕刻遍布田野的信息。巴基斯坦独立后的1959年，意大利中东与远东研究所（IsMEO）根据斯坦因的记载，也对该处佛塔进行调查，法切那（D.Faccenna，1923-2008）、图齐（G.Tucci，1894-1984）等人都曾对佛塔进行了测绘。随后，1982年，日本JAC京都大学考古队成员樋口隆康、桑山正进对该地区进行了更为细致深入的调查，拍摄了大量照片。桑山正进通过对佛塔建筑的考察，认为该处佛塔与白沙瓦地区“迦腻色伽大塔”以及汉文文献中记载的“雀离浮图”存在关联，属于公元1-2世纪期间修建的大塔。之后还有德国、美国等学者陆续前来调查，根据可对该遗址的整体布局和建筑形制的研究，学界一致认为这是创建于公元2世纪左右的佛教遗址。
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一区域的寺院建筑和城市考古也有了新的突破，1984年意大利考古队在巴里果德地区展开城市考古工作时，采用了新的水平地层发掘法，斯瓦特地区古代城市和物质文化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在2015年意大利考古团队对巴里果德地区进行建筑调查和测绘时，全面完成了对该遗址的建筑测绘，并出版了相关调查报告，阿巴萨赫布·钦纳佛塔第一次得到完整测绘整理。2019年7月我们在巴方帮助下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察，获得了大量一手资料，确立了遗址的基本信息。根据这次调查，阿巴萨赫布·钦纳佛寺遗址的复杂程度超越了一般的犍陀罗佛寺，分布在河谷两岸的众多形态各异的建筑遗迹既包含有佛教的塔院、僧房、修行场所等建筑遗迹，也包含有围绕寺院的城防、关隘、世俗建筑，它们依山而建、互相依托，形成了一座综合性的小型城塞。这座城塞是了解古代佛教信仰、建造技术、物质文化的范例，借此可以看到古人如何利用自然山体创造的文化景观。但由于交通不便，物质供应困难，大部分建筑已经荒废，地表布满了大量建筑构件和石雕残片等文物，系统的考古发掘工作一直未能展开，文化遗产的保护也面临着很大的问题。
此次巴基斯坦考古局的发掘工作受到世界银行的资金支持，考古队伍中既有来自附近迪尔博物馆（Dir Museum）的工作人员，也有来自马尔丹博物馆（Mardan Museum）遗址修复中心的专业技师。这些熟悉当地情况、并且拥有丰富工作经验的人员的参与充分保障了考古计划的顺利推进。
新出土有翼童子壁画位置© Dr.Abdul Samad
新出土的石刻人物浮雕©Dr.Abdul Samad犍陀罗艺术中被忽视的壁画研究
在大多数人心目中，犍陀罗一直是古代求法僧心目中的圣地，犍陀罗美术也被认为是东西方文化的“混血儿”，他不仅融合了印度、希腊-罗马文化，还间接受到波斯文明、山地游牧文化影响，其寺院建筑、石雕、泥塑是早期佛教艺术的典范，这些艺术还被认为对中亚和中国石窟建筑和佛教造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关于犍陀罗壁画的信息人们却所知甚少，特别是长期以来在学界形成了该地区并没有壁画的错误认识，这种认识其实是偏颇的。
实际上早在1947年巴基斯坦独立前的英据印度殖民地时期，考古学家就曾注意到犍陀罗地区的佛教壁画。英属印度考古局长约翰·马歇尔爵士在塔克西拉的希尔卡普城（Sirkap）和莫拉·莫拉杜寺院（Mohra Moradu）佛塔遗址进行考古作业时就曾发现墙体上的壁画（Marshall 1951：Vol.1，171，360），但这些壁画基本都很简略，多是在佛塔基座处的塔基石灰墙体上用赭石红线进行勾勒的佛陀像和花卉图案，在灰泥塑（Stucco）身后起到衬托装饰作用。考虑到石灰墙体的干湿程度变化，应采用了湿壁画工艺。此后人们还陆续在不同寺院遗址中发现了佛教时期的湿绘画，但也多是简单勾勒形体，并没有丰富深刻的佛教内容题材。在随后1956-1962年期间的考古工作中，IsMEO在斯瓦特的布特卡拉一号寺院遗址（Butkara I）发掘中发现了精美的壁画残迹，并且成功揭取。其中保存较好的是一块供养人形象的壁画，此供养人高鼻深目、蓄有黑色卷发和八字胡须，具有典型的印度人形象特征，经修复后保存在斯瓦特博物馆。此后，学者们逐渐注意到这些壁画的存在价值和特殊意义，巴基斯坦著名学者纳西姆教授（M。 Nasim Khan）开始注意整理收集这些壁画信息。
斯瓦特布特卡拉1号寺院的佛教供养人壁画，摄影：左慧敏，绘图：戴怡添随后纳西姆教授在犍陀罗地区阿泽兹·德里寺院（Aziz Dheri）考古中也发现重要的湿壁画，这是一处年代为公元2-3世纪的寺院遗址，出土了很多重要的雕刻和钱币，纳西姆教授凭借杰出的问题意识和科学规范的发掘工作，通过该遗址构建出该地区的地层学，并且对所有出土遗物进行了整理研究。此外，巴基斯坦学者在基南·德里·瓦里寺院（Jinan Dheri Wali，约4-8世纪）遗址中也发现了壁画，壁画中表现了佛陀、菩萨等人物的组合图像，构图和样式更接近印度阿旃陀石窟（Ajanta）壁画风格。这两座寺院都是远离山区的平原地区的寺院，距离古代城市较近，寺院建筑和装饰都体现出世俗化倾向，这些壁画装饰一起构成了平原地区佛教寺院艺术的另一种风貌。
塔克西拉基南·德里·瓦里寺院发现的佛教壁画，摄影：左慧敏，绘图：戴怡添随着田野调查的深入，除了佛教寺院的壁画，另外一种形式的岩体壁画也进入学者视野，也同样具有科研价值。这些岩体壁画往往分布在天然的山岩溶洞中，绘制在在岩棚巨石上。这种艺术形式与普遍已知的雕刻岩画有着一定联系，但也有着截然不同的差异。岩画往往在岩体上雕刻剔除多余岩石，使用雕塑语言中的“减法法则”，而这些岩体壁画是在岩体上雕刻后，依次使用打底层、涂料制作地仗并用颜料来绘制塑造形体，属于雕塑语言中的“加法法则”。这种绘画制作工艺与前者同样具有悠久的历史。
根据纳西姆教授的研究，迄今为止在犍陀罗地区发现许多粗糙岩棚壁面上使用不同颜色绘制的古代绘画，大部分属于史前时期或青铜时代。它们大多使用红、黑和白色，表现狩猎题材和其他类似的人与动物等图像。这些早期绘画都是用简洁的线条绘制，并且在构图上使用图解式表现。在这些岩棚内发现的湿绘画逐渐被记录整理下来。
此外，在后来的历史时期的壁画中既延续了早期单色绘画的传统，同时也出现了铭文，这些古代铭文具有些类似“榜题”的功能，记录了图像制作者和供养人等信息。这种在天然岩石上绘制的壁画和铭文在其他地区较为罕见，但这种传统在当地却延续了数百年，这些彩绘铭文中，年代最早的是用佉卢文书写而成的。佉卢文是公元3世纪前犍陀罗地区流行的一种文字，从右往左进行阅读，主要用来书写佛经和镌刻年代等信息，约在7世纪停止使用，消失在历史中。其中年代最早的壁画出自马尔丹地区的卡拉·塔萨（Tara Tassa），为公元1世纪左右，铭文中提到：“迦腻色伽大王的毗诃罗”（kaniṣka maharajasa viharo）。这是在一座线条勾勒大佛塔图案上进行书写的铭文，塔内还有站立的两位人物，有可能就表达的就是迦腻色伽王本身。佛塔周围还有一些人物和佛塔形象，共同组合成了这幅整体图像。这些语言文字使用也说明壁画和文字是一起传播的，这些都是过去忽略的物质文化现象。佉卢文也在贵霜王朝的最北端阿姆河流域（Amu Darya）中出现，这说明这种图文书写模式在贵霜王朝是同时在中亚和南亚大陆同时流行使用。
犍陀罗地区所创作的最为突出、迄今仍保存完好的壁画艺术杰作，应属于公元4-5世纪的马尔丹市郊区的帕特瓦诺·迦代（Patvano Gatai）壁画，这一时期印度芨多王朝的艺术再次影响到这里。帕特瓦诺·迦代壁画皆是佛教题材，主要是一组一式三尊人物组和：包括一身禅定坐佛像以及旁边的两名协侍菩萨像整体风格趋于成熟的。这种一佛二菩萨组合在中国石窟壁画中十分常见，例如在甘肃炳灵寺169窟等早期风格壁画中就能见到类似组合。这些壁画也是发现唯一一例绘制在岩石上的佛教造像湿壁画。
上述犍陀罗的壁画艺术形式的发现具有特殊价值，它们的与目前在犍陀罗其它地区发现的绘画在特征和主题上截然不同。这就说明犍陀罗地区的壁画和图文绘画持续了将数百余年，并且是在佛教时期随着佛教美术兴衰同步的。这些绘画并不是某一个历史瞬间短期内的昙花一现，而是前后延续、持续发展的。尽管这些壁画常年暴露在潮湿多水的环境和空气中，但并没有影响到这些绘画。因为在最初选址进行创作壁画的时候，这些自然条件已经在其考虑范围之内。事实上，现在却是当地人无意中对大部分绘画的破坏。
纳西姆教授在其专著《犍陀罗绘画》（Buddhist Paintings in Gandhara。 Peshawar，2000）中总结说到：
“这些绘画的艺术品质、这些画面表现出绘画艺术呈现出与此地石刻相同的流行程度和高度都值得大家深入讨论。根据目前证据，我们推断犍陀罗地区的画师技艺在公元4-5世纪左右这一时期达到了巅峰。”
“其次，这些绘画混合了印度和中亚文化的影响，表明犍陀罗地区不仅是在地理上，同时在历史和文化上因商路和贸易交流连结在一起。特别是除巴基斯坦北部地区考古发现，这些绘画澄清了除了上述文化纽带之外，这个地区同中国也保持这紧密的联系。”
虽然目前犍陀罗地区的佛教湿壁画这方面艺术形式并不为学者们知晓，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但最近几年，随着我们对犍陀罗地区不断深入考察，我们也会清晰认识到这些壁画与中国石窟、寺院壁画的关联。
飞翔在丝绸之路上的“有翼天使”与壁画工艺
斯瓦特即中国文献中的乌仗那国，公元前327年被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征服，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先后经历印度-希腊、塞人、安息、贵霜、萨珊、白匈奴、突厥等政权统治。斯瓦特河谷既是犍陀罗通往中国新疆的重要文化商贸通道，也一直是中国古代求法僧的巡礼学习目的地之一，东晋的法显、智猛，北魏的宋云（惠生）、唐代的玄奘、惠超等人都曾先后访问该地区，留下一些文献资料。斯瓦特地区流传的佛足迹、本生故事等时常出现在中国北朝石窟为代表佛教艺术中，与中国佛教美术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次发现的有翼天使形象，确切一点来看中央人物是童子形象。在过去考古发现中，阿富汗喀布尔河流域的贝格拉姆城（Begram）宫殿房厅、艾那克（Mes Aynak）和哈达（Hadda）寺院也曾发现使用石灰作为打底层绘制湿壁画的事例。这件法国考古学家在1926-1927年在特佩卡兰寺院（Tapa Kalan）发现、现藏于法国吉美博物馆的佛龛为代表，这座佛龛内结跏趺坐佛陀上方壁面上绘有一对手持花绳的“有翼天使”。 这里的“有翼天使”是全裸的童子像，与贝格拉姆发现、同样藏于美博物馆的石膏板上表现的天使形象基本一致，与罗马传统更为接近。我们在同时期的罗马帝国的庞贝古城中壁画第四种样式风格（约公元62-79）中也可以找到这些熟悉的图像，这一时期尼禄皇帝（Nero，公元37-68）治理下的罗马开始兴建大型宫殿建筑，新的建筑空间和装饰艺术开始流行，在建筑天井和壁面上经常绘制有翼小天使（Amorino）形象。同时期的一些大理石棺椁雕刻也继承该种样式，出现有一对“有翼童子”手持墓主人肖像送别题材的场景。而稍晚些时间在深受罗马文化影响的叙利亚，在纪元109年帕尔米拉（Palmyra）墓葬美术中，常出现一对有翼女神在墓主人胸像后托举圆形物雕刻，表达送别墓主人升向天国的瞬间，这也是对该题材的发扬传播。
阿富汗哈达佛寺出土的有翼天使像© 左慧敏同样使人联想到斯坦因1906年12月在新疆米兰MⅢ佛寺遗址所发现的“有翼天使形象”，斯坦因在这里也曾发现佉卢文题记，并将七件有翼天使像带回印度和大英博物馆保存。在之后的研究中，斯坦因根据佉卢文题记判断壁画的年代属于公元3-4世纪，并认为这些有翼天使形象受到希腊-罗马文化影响，可能表现小爱神厄洛斯（Eros）形象，这也是犍陀罗文化东传的一个证据。1911年大谷探险队第三次探险队橘瑞超也从米兰MV寺院遗址（MⅢ佛寺以西54米处）入口回廊处切割带走一件童子像壁画，该壁画现藏与东京国立博物馆（编号TC556，图10）。1989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王炳华教授带队再次在米兰古城MII寺院发现两身完整的有翼天使形象。此外在新疆库车苏巴什还发现了装饰有类似有翼童子的舍利函，虽然制作材料不同，但有一定比较借鉴意义。舍利函和佛塔都有象征涅槃的含义，及象征佛法得道超脱象征也是另一个世界的开启。这些有翼童子形象中包含的部分升天思想已经被佛教吸收，可以引导信徒前往另外一个佛国世界。
尽管在米兰遗址中的三座佛塔上都绘有“有翼童子”形象，但是佛塔建造年代早晚略有区别，可以看出绘画技法的变化。不同的是，新德里博物馆藏MⅢ佛寺有翼天使像多是胸像，半露在“U”型花绳后，使用红褐色墨线勾勒造型轮廓，眼睛部分有灰青色晕染，鼻翼、下颚、脸颊部分转折处都用带状线来表示，东京国立博物馆藏MV寺院壁画多半是表现童子肩扛花绳的一部分，技法上多用墨线勾勒，天使头顶部和耳朵上部分保留了没有剃掉的头发，立体感表现较弱。相比阿巴萨赫布·钦纳出土的天使像，明显感觉到其仍在使用不同颜料进行晕染，表达造型体积和明暗。米兰的有翼童子像在线条运用上更显东方化。根据材料分析显示，米兰壁画的地仗层中混入了蒿草，在其底部仍使用石膏，但是绘制技法与欧洲壁画并不完全相同。
印度新德里博物馆藏米兰MⅢ佛寺有翼童子像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米兰MV寺院有翼童子像
新出土的有翼童子像，可以看到多种颜料的混合使用©Dr.Abdul Samad这些壁画的绘制技法存在差别，石灰作为制作墙壁壁面的必要材料，也会因为其自身土地环境、地质和彩色绘画技法而有所区别。这些技法可以在维特鲁威（Vitruvius）在公元前1世纪撰写的《建筑十书》（Ten Books on Architecture）第七书“建筑装修”中找到绘制湿壁画方法和制作颜料相关记录。此外依据同时代罗马人的文献记述所涉及的矿物、植物等信息情报以及建筑、医学和炼金术工人的制造技术中，都包含有相关绘画材料的制作问题。这说明在中亚地区佛教寺院发现的这些湿壁画技术，在欧洲百年前就曾有过记述。这些物质文化和工匠技术，很有可能通过丝绸之路交流传播到东方，并且被东方的僧侣和工匠们知晓并加以使用，这些丝路上工匠集团的移动和技术工艺的传播也值得思考。
随着考古发掘进展，犍陀罗壁画艺术以及壁画中的各类题材正慢慢被更多人所认识接受。这些考古新发现，正在悄悄改变人们的固有思维。这些有翼天使形象飞翔在亚欧大陆的古代丝绸之路上，从罗马到中国，进入神圣与世俗的双重空间，被古代人们接纳吸收并融入到佛教造像中，并不断见证着古老丝路的精神交流和开拓包容的精神。
（致谢：2018-2019年笔者曾三次考察巴基斯坦犍陀罗城市和寺院遗址，观察犍陀罗壁画分布。在此期间得到M.Nasim Khan教授的热心关照，以及得到李静杰教授、郭物研究员、张伟教授、Dr.Abdul Samad、郭凤妍博士等师友指导，特别感谢 M.Usman、M.Mataza、M.Nek协助考察，并对中国原驻巴基斯坦姚敬大使、张和清参赞等在实地考察给予照顾表示一并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