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统计了，现在进入艺术品市场的‘财富阶层’，在数量上连这个群体的千分之五都不到，艺术品市场本来就不大，又没有同量级的竞争对手，他们用点小力气就能在拍卖场上掌握话语权。”

　　“艺术品、钱币、古董和酒类等具有‘有形、长期’价值的收藏品已经成为中国财富人群广为关注的投资品类，从而直接导致了中国艺术品市场25%的年增长率。”

　　主笔◎曾焱

　　市场的一幅压缩标本

　　关于2010年艺术品拍卖市场之疯涨，有各式各样的段子——

　　某明星带了800万元去买齐白石的画，场上起拍价直接跳到了2000万元，结果他一手没举就走人了。这有点像几年前当代艺术最红火时的拍卖场面。

　　某拍卖公司把30多本苏富比、佳士得的专场拍卖图录标价拍卖了，居然拍出10多万元。

　　也有真实的令人叹为观止的数字魔术。

　　2006年中国嘉德拍卖曾经卖过一件张大千的《天女散花》，当时一位上海买家花了268万元拍走。2010年秋拍，他在北京保利拍卖以6200万元的落槌价把画卖了，创造了一个拍卖的奇迹。

　　在2010年重新排定的“中国艺术品拍卖成交价格前10位”，也是一份亿元成交前10名单。除了一件元青花鬼谷下山图罐是在2005年拍出，另有一件明代吴彬的《十八应真图》是2009年秋季的成交纪录，其余8件均为2010年春秋两季拍卖中出现的过亿元成交。

　　当2010年12月12日徐悲鸿的巨幅水墨《巴人汲水图》在北京翰海拍出1.7亿元，当时话题全部集中在了这个中国近现代书画的新世界纪录上面。11月22日嘉德刚拍出那张1.075亿元的《长征》，仅过了半个月，新纪录就被《巴人汲水图》覆盖。10年里被拍卖三次，经历了艺术品市场的三次起落。北京翰海拍卖总经理温桂华向本刊记者讲述她所亲历的这三次拍卖，从百万到千万再到亿元，听下来《巴人汲水图》就像是这个市场的一幅压缩标本——

　　“1999年我们第一次拍卖这张画的时候，亚洲金融风暴刚过去两年，拍卖市场刚好起来，像翰海的总成交额也就在1亿元左右。高端市场和低端市场的区分也不明显，132万元的成交价格并没能最大程度地体现这幅画的价值。那时候像房地产商什么的都还没有入场，新面孔的买家不多，比较常见的是私企业主、小老板，尤其江浙一带的多，卖酱油的、卖衣服的，都有。买下这画的是河北一位私企业主，他从1993年内地开始有拍卖市场就买艺术品，算是这行里的老人了。

　　“2004年，《巴人汲水图》又出来了，在我们拍卖会上举到1650万元，也是当年的近现代书画成交纪录。买家是委托他人举的牌，具体身份不是特别清楚。那年是翰海10周年庆，总成交额过了10亿元，与画价一样，也是5年前的10倍。新买家在那个阶段开始多起来，房地产等行业已经有人开始入场买东西了。

　　“今年这画卖了1.7亿元，据我所知买家是基金，在翰海买了两三年了，每次出手不多几件，但都买精品，应该就是现在所说的那种资本吧。”

　　把故事拉回到最初的收藏者，所有细节立刻变得丰盈起来。1949年冬，一个叫朱良的年轻人跟随解放重庆的队伍进了城。他是个收藏爱好者，抽空去逛旧货市场，遇见聚星诚银行的管家在处理旧书画。看见《巴人汲水图》，懂得美术的他很想买下来，对方开价160万旧币，大约相当于今天的160元。朱良钱不够，先交了10万定金定这画，回部队后把上面发的毛呢大衣卖了120万旧币，凑钱买到了《巴人汲水图》。转业后，朱良担任重庆市粮食局副局长，这幅画一直在他身边，80年代曾有一位浙江老板来买，开价180万元也没能够把画带走。1999年1月，北京瀚海拍卖公司主动联系朱良，定价190万元，拍卖时间定在半年后的7月3日，这时画在朱良手中已经收藏了将近半个世纪。在北京徐悲鸿纪念馆里，还有一幅《巴人汲水图》，当时曾有人提出疑问，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廖静文女士、徐悲鸿之子徐庆平鉴定后认为两幅同为真迹——1936年徐悲鸿在重庆画了这幅画后，印度驻华大使想买下，画家于是照原图重新画了一张。朱良所收藏的，就是印度大使买去的那幅。

　　三任收藏者，从传统的收藏爱好者到代表资本投资的基金机构，又正好各自对应了中国艺术品市场的三代藏家群体。对于2010年的拍卖市场，这是一个颇有意味的结束。

　　为什么这么贵？

　　龚继遂将2010年称作是“基金进入内地艺术品交易的元年，也是艺术品投资作为资产配置这个概念打动所有财富阶层的一年”。北京荣宝拍卖总经理刘尚勇告诉本刊记者，他觉得这个结论有些夸张了，“2007年民生银行就发行了艺术品投资基金1号”。他对资本进入的时间点没有那么敏感，关注的是资本操作艺术品市场的方式。“前一年还不过几百万元的东西，突然就上亿了，我们开始也看不明白，后来就发现是资本在起作用。因为某些艺术品正好符合了被资本关注的特征，可以形成财富板块，比如说‘红色经典绘画’，经过资本的购买整理之后突然就值钱了。不是画家多有名，成就多高——也许有人一辈子就画了那么一张画，但是它的题材值钱了，画也就跟着高价了。这种高价格是由资本的力量打造出来的，不是说装进篮子都是菜，要看它被装到什么篮子里面。”他说。

　　最终刘尚勇发现，其实资本要争夺的还不是哪一个具体板块，而是定价权，“定价权是市场里的核心权利”。他向本刊记者分析说：“定价权在中国艺术品市场有三次转移，从行政干预到消费干预到资本干预，这三次转移可以大体看出市场正在发生的变化：一开始是行政干预时期，从解放初期一直到‘文革’前和‘文革’中，谁的画值钱、谁的画不值钱由政府官员说了算。齐白石的画很值钱，他是农民画家，出身好；李苦禅是车工，画也很好，工农兵画画都很好；傅抱石是旧文人，但笔墨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是个好画家。有些人虽然画得好，但历史有问题，思想不进步，都是不能进入市场的，不值钱，也不能卖。改革开放以后全部回归市场，那会儿叫‘消费干预的时期’，谁的画值不值钱由消费者说了算。林风眠的画在行政干预时期不值钱，但一进入市场时期，他的画开始被大家喜爱，所以很值钱。相反的是刘海粟，他的画不知道怎么不受大家追捧，其实画得也很好，以前名气也很大。我觉得是消费者的喜好决定了价值。从2009年开始，亿元价格出现后，市场格局又发生了变化，将来一段时间里可能要进入‘资本干预时期’，比如资本逐渐在打造他们的一些价值板块，谁的画应该值多少钱恐怕确实要由资本说了算。”

　　吸引资本关注的艺术品有什么特征？他举了个例子：“宫廷艺术品这几年被追捧，因为它的价值容易被确认，一本《石渠宝笈》就够了。从前我们几乎都没听说过的无名宫廷画家，作品现在也能拍出天价。画得好吗？就那样，但因为是皇帝收藏过的，价值容易被理解，在市场上形成了一个‘皇家收藏’概念，这个概念就是资本给的。在艺术品市场上能成为‘资本’的钱，一要钱量大，二要有力量，也就是具备影响价格的能力。内地艺术品市场一年三四百亿元的规模，10个亿的资金就能形成影响力。目前内地市场上的资本，有些来自个人，比如大家都知道的刘益谦，市场上像他这种级别的买家总共也就三四个。也有私募基金，几个关系好的人把钱凑一块儿买东西，可以减少点风险。这种私募出现也就两三年的时间，规模一般在3亿到5亿元，小于2亿元就没人在意你了。另外有几只银行基金，属于谨慎试水的阶段，进入市场两三年，在市场上买过什么业内也无人谈论，这说明他们不成功。”

　　资深经纪人武劲向本刊记者透露，制造板块价值是资本的一种玩法，为的是控制边界，比如皇家收藏，以是否著录于《石渠宝笈》这样的简单概念就让价值被确认了，把古代书画市场迅速拉升。“《石渠宝笈》里面著录的东西市场上总共也就百八十件吧，刘益谦手里藏了30多件。他将这30多件全部竞拍到5000万元以上，哪怕是不知名的宫廷小画家也一样如此，有本事你来拿，没人接我拿，这就是坐庄的方式。今年市场上有4000件齐白石、4000件张大千，大买家只收这里面的前10名、前5名，其余被他们建立的识别系统一律视为假，买那3990张的人就成了冤大头，因为他们休想再卖给大买家，只能自己跟自己玩，所谓‘假的跟假的玩，真的跟真的玩’。拍卖市场说到底卖的是一个趋势投资预期，近似于虚拟。到底谁真正拥有有价值的财富，其实还属未知。只能说从2005年到现在的这5年，胜出者是刘益谦。”武劲说。

　　刘尚勇告诉本刊记者：“都说资本入市，但真正意义上的金融资本在内地艺术品市场其实还比较少，因为买艺术品的人再投机也要捂上一两年才能变现，进来容易出去难。所以现在我们在艺术品市场上看到的都还不算纯粹意义上的金融资本。如果要准确地描述，应该说，这些资本是以私人身份，但用金融资本的操作方式来进入艺术品市场。可以说，目前艺术品的高端市场已经被资本控制了。我所说的高端市场，指其艺术品的成交单价起码在500万元以上，5年前大约百万元以上就可以算了，而两三年后恐怕要超过千万元才能进入这个高端市场。至于500万元单价以下的艺术品市场，我认为仍然是一个文化消费的市场，传统型收藏者还是可以玩得起的。等到这个市场上的优质筹码全都被高端市场拿走了，资本就真要成为艺术品市场的主角了。我们做拍卖的，私下也和‘资本’聊，发现他们并不盲目，都是有算计的。对财富阶层来说，大的投资环境比起从前差了很多：股市这两年没有大涨，外贸不能投，实业不好做，进房地产也难了，资金找不到新的出路，相比之下进入艺术品市场一点钱就能使其天翻地覆。有人统计了，现在进入艺术品市场的‘财富阶层’，在数量上连这个群体的千分之五都不到，艺术品市场本来就不大，又没有同量级的竞争对手，他们用点小力气就能在拍卖场上掌握话语权。今年有人在英国花5亿多元买了个瓷瓶，被说得沸反盈天，其实在他们这个群体眼里5亿不算什么事情。上百亿身家，什么都有了，钱没有地方去，你说他不去买这瓶子买什么？”

　　中央美院教授龚继遂，20世纪90年代曾担任过纽约苏富比的中国书画部主任，近年研究收藏史与收藏行为，他这样向本刊记者解释普通人群对于拍卖成交价格的惊异：他们对财富阶层所持有的财富数量是陌生的，对艺术品在财富阶层中所承担的功能也是陌生的。“艺术品的终极功能是成为区别社会阶层和个人身份的文化载体，而中国的富人在这个经济发展阶段开始需要这个功能。这些功能在古今中外从来就存在，只是在现在这样一个信息时代，同时也是社会财富和社会地位急剧变动的时代，财富阶层需要统一它的文化载体，这些价格的社会影响力就被放大了。”

　　新买家和旧藏家

　　2010年6月，在由全球最大投资银行之一美林集团(Merrill Lynch)和法国凯捷咨询公司(Capgemini)发布的《2009年全球财富报告》中，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年增长率被计算为25%。该报告称，中国百万富翁的人数达到了47.7万人，全球占比4.77%，名列全球第四，年增幅达31%，名列全球第一，并引领亚洲在财富总量上超越欧洲，“艺术品、钱币、古董和酒类等具有‘有形、长期’价值的收藏品已经成为中国财富人群广为关注的投资品类，从而直接导致了中国艺术品市场25%的年增长率”。

　　财富阶层进来了，传统藏家还在场吗？北京“芷兰雅集2010年第二届中国艺术品高峰论坛”上，谈得最多的就是旧藏家向资本“交枪”的问题。台湾地区收藏家王定乾提到一个数字：号称收藏走得最长的港台，手上有好东西的也不到10个人了。

　　但北京荣宝拍卖总经理刘尚勇告诉本刊记者：“港台那边，大藏家的东西基本还在手里，面上大家知道的大约有十来个，私下不张扬的还有一些。但行家的东西基本都换手了，因为他们受不了了，几十万元买进的东西现在涨到了上千万元，行家谁还能忍住不出手？内地市场的第一轮行家都来自港台，20世纪90年代基本上是他们在买卖，这个群体的数量在1000人左右，现在90%的人都退出了，他们的东西基本换手给‘资本’了。”

　　对以艺术品交易为生的行家人群，北京匡时拍卖总经理董国强向本刊记者这样描述他们的生态环境：实力雄厚的藏家们从比例上说一直比较小，但一个新藏家进入市场，可能会带动十几乃至几十个新行家的进入。但是占绝对少数的藏家们垄断了高价拍品的市场，匡时5周年秋拍有1600多件拍品，其中27件千万元级别的拍品占了总成额的35%以上，而这些“大件”基本上都被藏家们拿下。至于整个拍卖市场单季最高价的几件拍品，确实只有少数几个大买家能够问鼎。

　　“2010年这一轮市场行情，财富阶层首先是把行家给挤走了。”资深艺术经纪人武劲告诉本刊记者。行家以手里有货为标志，如果货全卖掉了，也就出局了。如果5年前行家能接受的单件艺术品最高价格是1000万元，现在没有5000万已经买不到，也真有行家敢拿出5000万元来买货，但他至少要等上5年才能再次看到利润空间。武劲说：“在2009年的时候，在拍卖市场上资金投放达到刘益谦这个级别的，内地只有两个人，另一位不在拍卖场露面，每次都是委托上海天衡拍卖总经理陈郁举牌。现在拍卖场上的大买家，都是拥有上市公司、保险公司的财富阶层、银行股东或某个行业最大企业的老板，像蓝色港湾总裁王耀辉、步长集团总裁赵涛、山西企业家赵心等，另外还有代表机构的新疆广汇集团和湖南电广传媒。以油画市场为例，三方大买家也是众所周知的：刘益谦的夫人王薇，民生银行，华谊兄弟。20世纪90年代末的那批大买家其实也是资本的代表，如万达集团总裁王建林，他的好东西基本还在手上，当时500万元购藏的李可染、傅抱石，其品质和现在上亿元的书画没有什么区别。如杨休，2004年以6930万元拍下陆俨少的《杜甫诗意百开册页》，现在也没听说被转让出手，他的收藏的核心部分都还在。”

　　龚继遂认为，在各个重要板块如古代书画、近现代书画、瓷器等，高端艺术品的持有者数量一直以来都不会超过10个人。“在纽约，如果我们来分析艺术品市场的购买人群，关注的是行业和购买行为之间的相关性：首先要了解是来自哪个地域和板块的人买走的，第二看他是新买家还是老买家，第三是哪个行业的。在这方面，中国内地市场和国际市场其实有极强的一致性，比如新行业买新门类，老行业买老门类。但刘益谦是典型的金融性购买行为，古代书画、当代艺术、齐白石、瓷器都在买。从资产配置的层面上来说，他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他说。

　　新、旧藏家的转换，在翰海拍卖公司总经理温桂华眼里却不那么明显，他告诉本刊记者：“行家和藏家，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明显区分了。我知道的几个行家，十几年下来已经变成了藏家，好东西都留在手里，准备建博物馆了。做文物这行39年，做拍卖16年，以我个人的经验，其实市场特别好的时候和市场特别坏的时候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征集拍品都有难度。低迷的时候，很多人不想卖，担心价值被低估了。像现在这样涨得很好，真正有好东西的藏家还是舍不得拿东西出来，因为还想观望。新买家的特点，是他们往往对过去的成交价格没有太多概念，他们不认为某件东西应该是多少钱才对，而是会按照自己在现场的直觉来竞价，这也是现在不断出现让人惊奇的高价的原因之一。”

　　艺术品投资基金

　　“我个人对天价数字不是特别关注，觉得有相当的偶然性，不排除有市场的炒作在里面。我更喜欢看中档的数据，能看出走势。根据国际拍卖市场的结果，我们把中国瓷器的‘梅摩指数’(Mei/Moses)做出来了，今天我刚把指数更新，2010年这个指数在国际上涨了差不多43%，我想国际市场上中国艺术品的表现应该是从另一方面对中国艺术品市场火爆的反映，因为国际艺术品市场参与者相当一部分是中国内地的藏家。”作为国际知名的艺术品市场指数——“梅摩指数”的两位创建人之一、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梅建平对数据有苛刻的筛选要求，数据模型是“梅摩指数”构建方法的特点。香港佳士得公布的数据佐证了梅建平的结论：2010年，他们有49%的买家来自中国内地。

　　“金融机构的信托艺术品市场在国外其实也是2003年以后才开始崛起。以前没有人很系统地做过艺术品市场效益的分析，2003年后大家突然感到艺术品市场和股票相比实际上还是相当不错的投资，也开始有人做这方面的事情。”2003年底，梅建平和摩斯在美国权威的经济学杂志——《美国经济评论》12月号上发表了关于指数的文章，开始受到媒体的关注。以后发表的一系列研究数据被机构投资者频繁引用。从那时候开始，美国以及欧洲陆续有艺术基金开始筹备，其中英国的Fine Art Fund和美国的Fenwood在2003年开始进入到操作阶段。两年后，以保守著称的英国巴克利银行在2005年投资报告中采用了“梅摩指数”，并建议全世界机构投资者，在做投资组合的时候考虑将5%的资金放在艺术品投资上。那一年，全世界的艺术基金会总额不到1亿美元。

　　说到国外的艺术品投资基金，多半会提到英国铁路养老基金的例子，因为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少有其他金融机构涉足艺术品，其运作也表现得最为成熟：1973年底，受石油危机的影响，西方各国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至1974年底，伦敦股指跌幅达70%， 英镑国际货币地位逐渐丧失。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有效避免由通货膨胀所引发的资产流失，负责保管英国铁路员工退休金的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开始运作艺术品投资计划：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每年将可支配流动资金总数的3%(约400万～800万英镑)用于购买艺术品，并在持有25年后进行销售，获取收益。购买艺术品对于他们纯粹是作为投资资产考虑，买了不是挂在墙上或者收藏在会所里面，而是放在库房里面。对于这项艺术品投资计划，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成立了专门负责监管的艺术品小组委员会(Works of Art Subcommittee)，每一次采购都必须事先向委员会提交详尽的购买计划，包括艺术品的清晰照片、价格比较资料以及投资分析报告，并接受严格的审计，多少钱买进，多少钱卖出。从1987到1997年，苏富比拍卖公司为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在伦敦、纽约和香港举办的22个专场拍卖，为它兑现了承诺的收益以及巨大的名声。

　　“在国外，金融机构的信托艺术品市场发展很慢的原因之一，是艺术品市场交易成本比较高，买和卖的佣金，打一个来回要百分之二十几，对艺术品基金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国外的房地产、股票、黄金等其他资产行业发展很完善，大家投资渠道很多，将艺术品作为资产组合的想法并不是很迫切。但中国这块市场比较特殊，股市和房地产因为种种原因让投资受到影响，所以我个人认为艺术品作为金融资产，我们的发展和国外基本处于一样的起点。”梅建平告诉本刊记者，国外很少有公募的艺术品基金，基本都是私募，所以没有人系统地统计过数额。“笼统地说，我想应该说全世界所有艺术品基金加起来应该不超过10亿美元。但全世界金融市场的规模应该在200万亿美元左右，所以你就知道艺术品作为金融产品是多么微不足道。”

　　2007年，民生银行在国内当代艺术市场进入高点的时候，推出“艺术品投资计划1号”产品。“当时为了发行总额7000万元的基金，团队曾到上海、温州、成都、太原等城市做巡回路演，又委托一家第三方投资的公司做募集，才好不容易发行出去。到第二期据说1亿元很快就募集成功了。”曾是募集团队主要成员的武劲向本刊记者回忆。这只基金面向的是银行的高净值客户——按照国际上美林银行的定义方式，“高资产净值人士”(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s)在金融机构的财富报告中指的是那些拥有股票、债券、共同基金、银行账户以及其他流动资产的总价值在100万美元以上的人，不包括自住(用)房产。所以，民生银行“艺术品投资计划”的发行对象为存款额在800万～1000万元的客户群。

　　等到两年后的2009年，“艺术品投资计划1号”产品如约到期，公布年化收益率12.75%，绝对收益率25.5%。单从数字上看，这个收益率已经高于多数理财产品。

　　2009年6月，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和保利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分行合作，推出国内首款艺术品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募集资金规模4650万元，产品的委托管理期为18个月，信托资金主要用于购买所选定艺术作品的收益权，投资者能享受到7%的预期年收益。几乎与此同时，招商银行正式公布了其“艺术品赏鉴计划”：由专业的艺术品经营机构向招商银行私人银行提供艺术品供客户选择，客户在银行存入与作品价格全额对应的保证金，即可拥有一年的免费鉴赏期，如果到期完好无损退回艺术品，银行就全额退还保证金，客户也可以继续选择其他的艺术品，循环获得鉴赏权益。如果该艺术品升值了，客户可按照原来的价格购藏，由银行将之前缴纳的“保证金”转给提供藏品的艺术品经营机构。

　　中国艺术品基金目前的表现，让梅建平联想到美国房地产基金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状况，他告诉本刊记者：“开始的时候很小，但他们的存在就是个信号，大家开始把它看做金融市场了。他们对价格本身的影响应该是很小的。”

　　沉默的风险

　　“我为什么说现在内地艺术品市场的问题看不见？从微观的技术层面看，艺术品交易从来是信息不对称的交易，并将在这种前提下延续下去。比如专家在真品和赝品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拍卖交易缺乏保证条款，如果买假了，只要是公开成交认可的，赝品很可能就延续流通，至少卖出的那个拍卖行不拒绝再次交易。一旦成交了，买家也会形成一厢情愿的想象，夸大自己收藏品的艺术和历史价值，加入这种信息不对称，成为新的放大器，为下一轮新买家做铺垫。所以，无论是古代传世的书画还是近现代名作，现实状况都是赝品数量大于真迹。目前市场‘量、价齐升’的情况，导致买、卖双方都有放宽标准的想法，赝品因此而具有可交易性。这种量、价齐升的放大效应和示范性，必然带进新人入市，又为下一轮交易准备了买家。这些都很难见诸于报道，但必然会形成信任和保值危机。危机可能长期存在，却不一定形成爆发状态，因为这部分投资是运用财富阶层的闲钱和软性需求，在不能形成交易的时候，就变成‘沉默资本’。这个东西是很难看清楚的。”

　　以中央美院教授龚继遂向本刊记者的描述，在艺术品市场上，“高价无风险，低价很危险”，因为最高价位的购买者，必然有相当的资本来形成学术支持和学术判断，即使在专家层面上有争议，在市场支持上也会“言之成理”——“这种言之成理即使不能保证市场达成共识，也足以支持市场的流通性。财富阶层有强大的资本支持，他们购藏的艺术品已成为其身份和地位的载体——对他们来说，艺术品最重要的功能还不是审美、教育，是在于区别品位和地位。通过高价购买行为，他们已经在事实上为艺术品完成了增值功能。无论于学术还是于市场，高端艺术品都自然地形成一种话语权，产生社会影响力，从而保证可持续流通性。”目前中国艺术品市场最大的买家之一刘益谦2009年在接受本刊专访时曾说过，他从来不敢买便宜的东西，从来都喜欢“横刀夺爱”，这也是他规避风险的方式之一。

　　美国艺术杂志《艺术+拍卖》(Art+Auction)每年年末都会评选几张艺术权力榜，在2010年的“收藏家权力榜”上，入选名单的前列有美国对冲基金经理人史蒂文·科恩(Steven A.Choen)，法国亿万富豪弗朗索瓦·皮诺(Francois Pinault)、扎布罗多维克茨夫妇，莫斯科投资商罗曼·阿布拉莫维奇及其女友达莎·朱可娃。这些也都是《福布斯》富豪榜上的名字。无论中外，资本在艺术拍卖市场上所产生的权力已获确认，这是难以改变的事实和必须面对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