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勒

　　资本进入艺术品市场势头持续而强劲，艺术品信贷、艺术品产权交易相继出现。今年以来，天津文化艺术品交易所、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郑州文化艺术品交易所、陕西文化艺术品交易所、北京文化产权交易所或运营或筹建。这些交易所纷纷以权益拆分的模式将文物艺术品改造成股份形式投放市场，即艺术品份额或俗称的艺术品股票。天津画家白庚延的《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啸万里触龙门》和《燕塞秋》两幅作品在天津文化艺术品交易所定价600万元和500万元，拆为600万个份额和500万个份额，于2011年1月26日上市，至3月24日的32个交易日中，分别升至18.70元和18.50元，收益率17.5倍！这意味着两幅作品的市价达2亿元！3月11日上市的白庚延《沧海浪涌》《太行秋收》《声喧乱石》《河汉无极》《龙吟老藤》《喷薄风雷》《浩浩不息》和4.34克拉天然粉色钻石，十个交易日的涨幅达380%以上。

　　如何面对艺术品金融化，是艺术市场最重要参与者的拍卖行业的新课题。4月26日，由中国拍卖行业协会主办、中国拍卖行业协会艺术品专业委员会承办、江西省拍卖行业协会协办的“2011年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专题研讨会”在江西上饶三清山举行，探讨“拍卖业如何因应艺术品金融化”。

西安交通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院长 雷原

　　可行性

　　西安交通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院长雷原是“国家文化软实力——文化艺术品交易所”重点课题组首席专家，也是天津文化艺术品交易所发起人。他认为，艺术品份额化是实现文化与金融结合的最有效的途径，“通过鉴定、评估、保险、托管等环节后，对艺术品进行等份化地分割，就可以变成类似文化艺术股票一样的虚拟凭证，然后向社会公开发行，从而使一件艺术品或由若干件构成的艺术品资产包就被很多人共同拥有。投资者就可以在艺术品交易所方便地从事艺术品份额交易，从而使艺术品份额交易市场成为一种连续不间断类似股票买卖一样的持续交易市场。”

　　“艺术品在传统交易模式即拍卖交易下很难形成很大的市场。”雷原说，“传统的拍卖交易方式或者画廊方式是单头对多头，参与其中的群体是比较钱多的人或者有一定文物艺术品鉴赏能力的人，而大批钱少的大众群体，甚至钱多而缺乏鉴赏力的人群由于投资风险大，一般也被排除在外，当然排除在外的原因还在于传统交易方式变现能力差、交易成本高。而文化艺术品通过鉴定、评估、保险、托管，然后进行份额化发行与上市交易恰恰解决了上述障碍，从而真正实现文化艺术品的大众化。份额化使单头对多头变成了多头对多头，投资者不需要购买一件完整的艺术品。鉴定与保险解决了鉴赏能力不高的人的困扰，一旦发现是假货，最终由保险公司进行赔偿，即使这种赔偿是按照发行价进行赔偿，也大大降低了投资者的入市风险。连续交易增强了艺术品份额的流通性，变现能力增强了。托管在一个共同认可的地方，减少了收藏难度，也降低了买一件完整艺术品的保管风险与交易成本。”

　　股票与艺术品份额化有许多差异，“但这并不影响文化艺术品份额化发行与交易的成立与活跃。”雷原解释：“股票的标的物是企业，艺术品份额化的标的物是某件或若干件艺术品资产包。企业因受经营业绩的变化而产生变动，存有经营风险，艺术品却始终不发生明显的变化，并且普遍认为时间越长，增值越明显，不存在经营风险。企业股票有现金流，具有盈亏变化，大多时候年度投资者还可以分到红利，而艺术品份额却不存在有现金流，也没有可以分的红利。当然，不是绝对的，如果一件艺术品由于影响非常大，市场上有很多喜好复制品的购买者，这时持有该艺术品份额的投资者也会由于复制权产生利润而得以相当于红利的分配，即使这种红利是没有固定期限的，仍会对份额化交易价格产生巨大的影响。企业股票因为有盈利而产生了许多如市盈率等指标，可以作为判断分析股票优劣的手段，而艺术品份额因没有现金流，几乎没有可以借助的分析工具。但是，艺术品份额价格波动还是有供求关系、货币符号的发行量与信贷规模及增长速度或者稳定程度、宏观经济政策与文化产业政策的影响、文化偏好、投资主体力量的多元化与实力规模、文化艺术品份额交易市场支撑体系的完善、监管机构的确立以及监管政策的导向、税收制度、艺术品交易市场体系的健全等根本因素可以用来分析的。”

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 董国强

　　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董国强将艺术品股票喻为“一场飞鸟和鱼的恋爱”，“对于一件精良的艺术品来说，它所蕴含的艺术价值是一种自由精神和审美意志的体现，个人偏好是艺术收藏的灵魂。而作为现代金融制度重要代表的有价证券却刚好相反——量化评估标准与有效监管才是它的关键。对于面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的公司股票来说，任何可以自由发挥的空间，都将被投资人和金融机构视为潜在风险。”虽然在鉴定与定价两方面存在技术壁垒，但艺术品与金融产品仍有结合的可能，“这是基于二者的一个共同特征：亲资本，在条件匹配时可产生丰厚的投资回报。这一共同特征使得飞鸟和鱼在巨大的获利预期下，能够实现像天津文交所这样的不可思议的结合。”

海南物资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 汤炎非

　　海南物资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兼职教授汤炎非态度谨慎，“艺术品份额化首先必须保证艺术品的真实性。而至今尚无公认的行之有效的甄别真伪艺术品的标准和方法。艺术品份额的购买者往往缺乏足够的鉴赏经验和能力，往往相信发行人和文交所对艺术品真实性的鉴定结论，要求发行人承诺其艺术品的真实性、可信性是值得怀疑的，也不具操作性。而文交所不是艺术品份额的实际购买者，也不一定具备甄别真伪的能力。一旦艺术品为赝品，份额就会一文不值，文交所并不会因此对份额持有者进行补偿。其次，艺术品份额化必须对艺术品实物进行科学合理的等额切割或按艺术品价值进行等额划分。艺术品具有不可分割性，因此不可能将艺术品实物分割并以此来确定份额价值。艺术品价格由买卖双方依据个人的评估与判断共同决定，每件艺术品的价格都缺乏可比性。再次，艺术品并不适合多人共有，更不适宜众多人按份共有。”

　　意义

　　“艺术品证券化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雷原说：“第一，对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文化产业是推进文化事业的重要手段，文化艺术品份额化又是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因为它解决了让更多人进入的瓶颈，即钱少的问题、缺乏鉴赏力及变现难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必然会产生‘伦理艺术化、艺术投资化、投资生活化、生活文化化、文化大众化’的结果，从而使中华文化在人们日常投资生活中得以传播与发扬光大。第二，促进文化艺术品包括文物的收藏、保管与研究工作，同时减轻财政压力，变包袱为财源。同时因为艺术品份额化投资的需要，对该文物艺术品的研究工作不仅持有单位会投入资金与人力研究，其他学者也会研究，并以某某艺术品的研究投资分析报告的形式发售给投资者，如同今天股票市场的各种投资分析报告。从而直接间接地提高我们对文化艺术品的了解、消化与继承。第三，增加投资渠道，平衡投资市场，关爱民生。在符号经济时代，货币的放大在所难免，纸币保值功能日益减弱，公众投资渠道选择极其有限，不外乎存银行、买房产、买股票，唯有投资艺术品份额，尤其购买原始发行份额，风险相对小，最适合大众投资，并且有文化乐趣，对提升生活质量与幸福指数有益处，对改变人的生活方式、远离异化有积极作用。此外，还有调整产业结构和盘活文化资源的存量财富，增加税收等功用。”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文化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喻文益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文化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喻文益认为，文化交易即是文化传播，因此，促进交易就是促进传播。要促进艺术品交易就必须充分发育文化交易市场。只有多市场的竞争，才能使交易更规范，保障不同交易环境下文化资产的保值升值，保障不同交易环境下拍卖行业的避险。因此，充分运用交易工具，才能使艺术品的交易价格和艺术品交易市场走向健康持久的发展轨道。

　　艺术品证券化降低了艺术品投资的门槛，给了普通人投资艺术品的机会。董国强指出，“这种艺术品金融创新是有意义的。一场以艺术品为由头的投资盛宴最终并不会什么也不留下。有人指出，艺术市场急剧膨胀的资金很难直接落入艺术创作者的腰包，但事实上，资本的介入带来了新的商业和消费基础，并且能够在社会上培育艺术收藏的意识和风气，若干年后，将对社会的精神与物质双重文明起到积极作用。”

　　艺术品份额化交易不具社会效益，汤炎非分析：“艺术品份额发行的收入归发行人所有，如何使用发行资金完全是他个人的事，与艺术品事业的发展和艺术品市场本身没有直接关系；艺术的收藏和欣赏不能分配，并且一般中小户很难获得回报，可能蒙受经济损失，造成社会不稳定；发行人可能操纵艺术品的市场价格，庄家可能肆意炒作份额等，会扭曲艺术品市场价格和价值观，误导艺术家和艺术品爱好者与收藏者。”从社会角度来看，“开发艺术品份额交易对艺术品市场的发展没有积极意义，反而会起到扰乱市场，误导投资者的后果，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天津交易所推出份额交易以来，离奇的市场价格，暴涨暴跌现象值得深思与警醒。”

　　问题

　　“艺术品份额化交易存在很多问题。”雷原坦承：“艺术品份额化其内在机制仍然依靠利益机制在驱动人们对文化事业的追逐，并且这种利益驱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转嫁危机文化的传播，这种利益驱动、转嫁危机的文化必然会影响人们是非观念的树立、道德素养的提高。艺术品份额化市场既有将多余资金疏导到文化产业这个蓄水池的泄洪作用，同时因文化艺术品的资本化又具有放大货币符号，制造新‘洪水’的作用。当今世界，货币符号的发行已经成为分配世界财富的工具，谁发行的符号多谁对世界财富就占有的多，这种趋势已势所难免。另外，艺术品份额化工具性具有双刃剑的作用，如有不慎，艺术品份额化交易平台很可能成为宣传西方文化的平台；历史上已有定论的腐朽文化，也有可能被某些地方政府或某些企业家视为文化历史资源，借助文化艺术品份额化交易平台得以变现、传播，从而使这些腐朽的文化死灰复燃。”天津文化艺术品交易所存在的问题是“标的物单一，文化资源太少，档次不够；没有走间接交易，文交所提供的应该是一个平台，而交易活动应该由会员单位来完成；发行市场与交易市场同行，导致价格控制不住；支撑体系欠缺公信力；人才准备不足；监管不力。”

北京天问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 季涛

　　艺术品金融化有操作难度。北京天问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季涛说：“鉴定评估是主要障碍，而金融资本的投资周期与艺术品增值周期难以很好吻合，包括艺术品投资的长期性、涨跌的不定性、投资时机把握、交易成本考虑等。”

　　“艺术品行业缺乏统一、权威的真伪鉴定与估值标准古已有之，中外皆同。”董国强说：“股票首次公开发行及上市交易受到严格监管，但却没有任何机构能够对艺术品上市的尽职调查、资产评估与定价负责；股票的定价方式通常包括现金流折现法和可比公司法，决定股价的参数如收入、利润、增长率等具有客观性和可验证性，然而，持有艺术品本身并不带来现金流，且每件艺术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对其价值判断具有主观性，不同艺术家之间、同一艺术家的不同作品间的交易价格很难比较，特别是难以量化，投资银行所擅长和依赖的种种数据模型在艺术的领域没有用武之地。”在投资者的投机行为下，被拆分的权益来源于什么样的艺术品被完全忽略了，“二三流当代艺术家作品的市值远超齐白石和张大千作品的真实成交价格，所谓的艺术品证券化投资，变成了一场击鼓传花的赌博游戏。”

　　汤炎非认为，“艺术品份额发行收入与持有者无关，艺术品份额持有者难以获得艺术品增值的收益。艺术品份额投资者还面临着无法克服的赝品、艺术品毁损、流动性有限、交易所倒闭等不可控风险。而现行艺术品份额化交易存在制度性的合谋激励与可能，容易导致人为操作。”

　　“不要低估投资者的智慧。”喻文益认为，经历了20多年证券教育、期货教育和炒汇教育的中国人，对市场风险的理解和承受相对成熟。天津文交所现象之所以引起社会关注，“一是中国文化产业交易制度和金融体系还非常保守和滞后；二是艺术品价格的混乱，只说明市场发育不成熟而已，并非文化金融创新导致的问题；三是需要提高金融产品的认识，已经作为公开交易的准金融艺术品，它甚至作为某种阶段标志性的产物，不要认为它还是原来在文物商店、拍卖行或画廊里的那件艺术品。它已经加上金融和时代的烙印。所以，对其价格的理解就不能理解为原来的价值，而是集艺术价值、金融价值、宣传价值、时代价值等为一体。”

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总经理 吕益民

　　发展

　　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总经理吕益民认为，艺术品市场金融化大体需要经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散户市场，交易方式表现为个人或机构在没有专业机构指导下直接购买；第二阶段是机构化市场，即客户组合投资，通过机构购买代为理财，投资者的利益只能通过卖掉艺术品后分红实现；第三阶段是艺术品金融化，标志是金融机构参与，金融资本注入，艺术品成为金融资产，艺术品金融产品如艺术基金、艺术品抵押融资、艺术品保险等的出现；第四阶段是艺术品证券化——这在发达国家仍属空白。艺术品证券化以艺术品基金上市、艺术品指数上市和艺术品指数期货为标志，需要注意是艺术基金上市，而非某件艺术品上市。发达国家艺术品市场处在第三阶段，中国艺术品市场处于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之间。”吕益民强调，当务之急是扎实地将艺术品机构化的工作做好，艺术品评估是制约艺术品金融化的最大障碍，因此，应尽快“建立艺术品财产登记制度、艺术品鉴定评估诚信体系。提升艺术品拍卖准入门槛，大力推进拍卖机构的兼并和重组。使艺术品成为金融资产，扶持艺术品金融化，牢牢把握中国艺术品的定价权。”

　　董国强赞同艺术品金融创新需要继续论证与摸索：在专业权威缺失的情况下，建立制度权威；灵活运作，在诚信的基础上共担风险、分享收益。“近两年，不断有商业银行和信托公司把艺术品投资作为理财产品和信托计划来运作，据悉至本年度已有近20亿元规模。这些艺术品投资产品尚以单一的债权式融资模式为主，股权式的投资模式较罕见。一个想实现公募的证券化艺术投资产品必定要通过重重风险控制手段的审核。相比之下，阳光私募基金未尝不是一个可采纳的折衷方式，投资人在被充分告知的前提下，可与基金管理人在信任的基础上共担风险并分享收益。美国好莱坞电影第三方融资的模式，既有债权式的，也有股权式的，更能满足多样化的投资偏好和风险分散需要，可资借鉴。”

　　“改革与创新必须符合经济学、法学等科学揭示的基本规律。”汤炎非表示：“艺术品份额化交易面临着艺术品份额化的经济和社会功能、艺术品价值及其份额价值评估的科学化等一系列尚未解决的理论问题，也面临着诸如防止份额恶性炒作、保护中小型份额持有者利益等现实问题。在这些问题解决以前，不宜进行艺术品份额交易。”

《拍卖报》主编 郑鑫尧

　　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拍卖报》主编、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兼职教授郑鑫尧梳理的白庚延作品交易数据，佐证了人们对艺术品评估的担忧：2002年1月至2011年3月，上拍655件，成交327件，总成交额2019.7894万元，成交均价6.1743万元。其中，2010年12月4日至2011年3月19日，有《千峰接云图》(392万元)、《巍巍太行》(198万元)、《山昏塞日斜》(176万元)和《残荷图》(138万元)4件作品突破百万元，致使其拍卖指数在2010年底以来直线上涨。“我发现，白庚延先生一些同名、尺寸、创作时间和构图基本一致的作品的交易记录相差甚远，甚至有百倍差距。”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徐涛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责任鉴定员徐涛认为，文物艺术品的“拍假”和“假鉴定”现象，只能通过政府及行业协会的共同努力方能将其限制在一个局限的范围，而不至于泛滥成灾。“只有通过广泛搜集文物艺术品的相关资料，建立完善的文物艺术品著录登记制度，这才是根本解决赝品横行的方向。作为国内文物艺术品拍卖行业的自律管理者，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可以成为实施拍卖行业文物艺术品登录体系建设的组织者，以促进该体系的形成。”

　　雷原建议组建中国文化金融管理监督办公室，“作为文化艺术品份额化交易的最高领导管理监督机构，使正在尝试的文化金融创新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现阶段负责备案与审核、协调与服务和调查研究与政策制定工作。”

　　未来

　　对拍卖业而言，资本涌入艺术品市场是利好。“投资机构理性的投资理念和规范的评估、鉴定、投资程序，会要求拍卖业具备更高的服务水平和诚信程度，促使拍卖业更诚信、规范地运作。”吕益民说，“无论艺术品市场发展处于何阶段，拍卖业在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证明，市场主导永远是拍卖公司。国家应考虑如何围绕拍卖市场建立良好的艺术品交易市场，而不是再搞新市场，以免将培育近20年的拍卖市场搞乱。”

　　在竞争环境下，拍卖行应该通过制度创新避险。喻文益建议拍卖业实施SCF发展战略，即积极扩大业务规模(S)、提倡艺术品全渠道交易(C)和艺术贸易金融化(F)。“我们应该支持文化资产证券化、支持骨干拍卖企业改制上市(包括由合伙改为股份有限公司)，提升拍卖行业的融资能力与投资能力及金融产品与业务开发能力。企业有更大的融资能力才可能有市场开拓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