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二十年前，中国内地文物艺术品拍卖一片空白，国家法律明文规定文物民间交易非法，全国文物购销业务由少数国有文物商店独家经营。而二十年后，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跻身世界，正值青春年华。92北京国际拍卖会就是那块原石，随着二十年的打磨，绽放华彩。九十年代，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艺术品与拍卖如何春潮涌动，有多少故事从这里起笔，透过对一场拍卖的回忆，在一段段讲述中，我们试图还原那段纪念碑式的历史。

　　时任北京市一商局下属的北京信托商店业务科副科长冯家驳和北京市文物局文物鉴定科科长张茹兰都见证了北京市拍卖市场筹建、组建的全过程。二十年后共同回忆那段“战斗”的岁月，又有怎样的感受呢。雅昌艺术网有幸邀请到两位亲历者一同回述这段经典历程。

　　拍卖是新生事物

　　亟待打开的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格局

　　八十年代末在全国兴起的建设各种交易市场的热潮中，一面铜锣的敲击，宣告了北京首家拍卖企业的成立，这家拍卖行命名为“北京市拍卖市场”(1995年更名为“中联国际拍卖中心”)。据时任北京市一商局下属的北京信托商店业务科副科长冯家驳回忆：88年北京拍卖公司成立以后做了一些拍卖试点工作，但拍品主要针对罚没物资进行。 88年6月3日在民族文化宫，我们和文物公司(当时还叫文物商店)搞了一场试点性小规模的拍卖，拍品只有22件(拍品都是打了火漆在文物商店正常卖的)，虽然最终的成交量也只有四件，但也应该算是投石问路。

　　当时文物艺术品拍卖已成为西方国家一种成熟的经营方式，面对中国庞大的市场，他们也试图将拍卖的触角伸进来。张茹兰回忆：在1988年，苏富比(微博)进入北京，他们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了叫做“拯救长城威尼斯义务拍卖”，我们还去参观了他们的预展。当时大家都还对拍卖没有认知，苏富比此时的进入也算是为中国初期的拍卖提供了一种直接的仿效和借鉴模式。

　　1988年的春天，已经从封闭和桎梏中走出来的人们，虽然渐渐习惯了身边日新月异的变化。但是对于拍卖，这种在新中国成立后就被废止的买卖方式，还是具有很多误解和难以接受，冯家驳说到，当时组织拍卖征集拍品困难非常大，什么叫拍卖大家都不知道怎么理解，以为大街上写着处理品就叫拍卖，所以谁也不愿意拿出自己的物件去参加拍卖。

　　北京的文物拍卖恰恰就在这样的既充满希望又困难重重的环境下艰难起步。文物拍卖是文物政策的产物，时属文博系统的张茹兰谈到，因为当时的文物是专营，民间的文物是不可以交流的，如果想卖要送去文物商店，如果想买也得通过文物商店，那时没有任何交易市场。文物作为历史文化遗产不是开放式的，本身政策就不是开放式的。统一经营、统一销售，采取“少出高汇、细水长流”的方针，有计划地组织出口，国家政策就是这样。

　　涉及到文物的拍卖更是新生事物”

　　时隔三年，一场拍卖会使文物拍卖市场的一切从此发生改变。1992年10月11日，北京市拍卖市场北京广告公司、北京对外文物交流中心与荷兰国际贸易咨询公司在京联合举办中国首次国际拍卖会，拍卖中国瓷器、金银铜器、珠宝玉器、木器钟表、书画邮品、纺织品、烟壶、汽车等8大类，共2020套(数据由冯家驳提供)商品。而此次国际拍卖会也成为中国大陆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物艺术品拍卖会，而关键就在于整个环节文博系统对于拍卖筹备的支撑。

　　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使商周青铜器、明清官窑瓷器、近现代字画等文物艺术品成功纳入拍品之中，其中作为国家文物单位特批的232件文物之一的西周的《“内”铜爵》是拍品中最古老的一件文物，年代为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771年，高21.5厘米，宽16.5厘米，是一只青铜制作的高脚锥形酒杯。这件估价在1.1万─1.3万美元的铜爵从5000美元起价，经过几轮激烈的竞价最终由台湾商人任兆福以2.8万美元竞得这件中国大陆拍卖台上历史最悠久的文物。虽然拍卖会共成交235.1万美元，与组委会期望的500万美元相距甚远。但就对于拍卖业的意义而言是数据无法衡量的。如果说1988年起做的数十场拍卖都只是尝试的话，那么三年后这场规模更大，并且另全世界为之瞩目的拍卖会可以说是开了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先河。

　　文博、工商、海关等各部门领导坐镇的组委会

　　要说这场国际性的拍卖还要追溯到1991年。据冯家驳回忆91年的2月9日和3月9日，北京市拍卖市场和文艺界以及北京广告公司搞了两场联谊拍卖会，这个拍卖会请来了当时一些著名演员和知名人士，还有少数外宾。拍了些华夏工艺品商店的旧工艺品，还有一些猫、狗、花卉等，属于娱乐、联谊性质，因为时值春节。这时，出现一个人，就是荷兰国际贸易咨询公司的彼得 杨森，杨森就和我们和北京广告公司谈起92是北京的国际旅游年，为什么不搞一个92旅游拍卖会呢？客人由他来请。由此，国际拍卖的念头诞生了。

　　由于在当时涉及到文物的拍卖是新生事物，尤其是文物涉外拍卖就更是新生事物中的新生事物了。如何实际操作呢？ 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下，除非经市政府批准并由高层的领导进行协调，否则是无法实现的。作为发起人之一的北京广告公司当时属于经贸委下属公司，由于此次活动涉外，所以由他们打报告比较方便，报告要搞旅游拍卖会。报告得到经贸委的相关领导批示，当时的经贸委办公室主任李华建议：“这件事涉及主管部门太多，两三家是做不了的，得搞一个组委会。”于是这项活动升格了。组织了一个由张健民副市长兼筹备领导小组组长筹备委员会，经贸委梁越文副主任、商委的张士宽副主任、一商局的商和顺副局长、文物局彭思奇副局长，还有旅游局、工商、海关、外汇管理局、银行、公安局等部门领导都是其中成员。以协调有关此次活动所涉及到的政策。大概是从91年的4月份后开始。进行了一年零七个月的筹备工作。

　　92北京国际拍卖会的主办单位包括：北京广告公司、北京市拍卖市场、北京文物对外交流中心、荷兰国际贸易咨询公司。协办单位有：北京华远国际旅游公司、深圳大业推广联合有限公司。此场拍卖会得到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北京市文物局、北京海关、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分局、北京市文化局、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等多方面的支持。拍卖会还成立了组委会，张健民副市长作为国际旅游拍卖会的筹备组组长，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彭思齐作为组委会成员亲自组织领导。

　　拍卖获得了232件国家特批文物堪称绝响

　　当然在所提供的文物中也绝没有超过政策之外的，当时规定：对于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年)以后按标准可以出口的文物，如属价值较高，数量较少的(包括有代表性的现代艺术作品)要从严掌握。乾隆六十年以前的一般文物，经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特许批准者可以出口。

　　而这次拍卖获得了232件国家特批文物，也由此92国际拍卖就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次绝响。冯家驳说到：由于这场拍卖会的规格不断提高，高水平的拍品在征集过程难度越来越大。我们就不断给市局打报告，给国家局打报告，好在市文物局领导在筹备领导小组里边，王金鲁局长和彭思齐副局长都非常支持。但是当时必须正视一些文物严格的政策的限制，所以大家也都持观察态度。但像文物局这边已经表态，能拿出几百件，已经打过火漆的。开始时觉得这点儿支持已经就够了，后来觉得分量不够。从品位不够，最后他们又打报告，又挑出232件，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特批，这些都是经过审核允许出境的商品。

　　拍品大多是由文物公司和华夏工艺品商店提供，翻看当时制作精美的拍卖图录上至西周的青铜器《“内”铜爵》，下讫近现代书画张大千的《驯马图》轴，以及明清瓷器《青花博古图觚》皆为文博单位所提供，其中主要是文博系统的北京市文物商店和中国文物商店总店。华夏工艺品商店提供了相当数量的旧工艺品拍品，中国书店、友谊商店等有旧工艺品经营权的单位也提供了一些，北京市拍卖市场在民间又征集了一些。最初广告公司和荷兰咨询公司杨森与北京市拍卖市场商定组织2188件上拍，但是操作过程中发现如果这两千多件都要文物(包括旧工艺品)的话，是非常难以实现的，最终不得不补充为可增加部分新工艺品。

　　拍卖活动定在10月11日开幕，虽然筹备了一年时间，而实际到7月份才基本成形。我们开了新闻发布会，大概在京的和中外媒体都参加了，新闻发布会是经贸委以92北京国际拍卖会筹备领导小组的名义请的，所以国外很震惊，中国要搞文物拍卖！我们筹备拍卖会正好赶上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发表，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如果没有南巡讲话，92国际拍卖会有可能成不了，这次拍卖会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天时就是这个。地利就是在北京，人和我们就是这么多公司，包括当时中国刚刚成立的八家拍卖公司，都是八几年成立的，有九几年才成立的，应该说广州是第一家，我们是第二家，像天津公司也帮助我们征集一点，哈尔滨公司也拿过一两件。

　　拒绝接受欧洲拍卖师 邀请胡文棨坐镇

　　接近8月份时，拍卖会的拍卖师又成为难题。当时中国大陆没有文物艺术品拍卖经验，甚至没有文物艺术品拍卖师。当时荷兰人杨森说中国没有正式的拍卖师，能不能从欧洲请一个拍卖师来，请一个英语的，我们当时没有同意，既然我们没有正式的拍卖师，以前的拍卖活动都是我们自己人上，当时没有拍卖师考试，因为中国没有这个行业，怎么办呢？彭思齐副局长最后决定从香港请来国际拍卖市场专家张宗宪先生现场指导，请来香港拍卖师胡文棨先生主槌。张茹兰回忆起当时笑着说，香港拍卖会的胡先生英语、粤语、普通话都能说，当然也不是很标准。就这样，在多方的努力下拍卖的主要元素基本搭建完成。

　　计划经济时期“革命”任务拍卖会布展“全民皆兵”

　　最后到拍卖会现场组织工作时文物局也调配大量人力介入，彭局长现场指挥，冯家驳笑着说，我是他的兵，我们是具体办事，他们都是坐镇指挥。这时起张茹兰和冯家驳便开始没日没夜的奋战在同一战壕了：都是我们自己，装箱也是我们自己，挑货也是我们自己，照相也是，没有说像现在一天给多少钱。那个时候和现在的理念是不一样的。也没有一个启动资金，分派到谁干什么，就自己单位解决，就连运输都是单位自己的车，自己的车自己弄。那个时候都是骑自行车，我们也都还骑自行车来来往往。“

　　拍卖会场是在二十一世纪饭店，分为两个展厅，属于文物类的在舞台的后台，舞台很大。新工艺品、艺术品的在大厅。由于展厅开阔，自然组织的人力也就非常庞大。冯家驳介绍说，为了组织展览和拍卖员，我们拍卖市场加信托公司的来了七十多位，他们文物商店来了四十多位。还请到六十五个武警，一百三十个警察。从“二外”请了七十二个翻译系的学生，简单翻译接待客人。

　　“民办公助”成为拍卖会的定调

　　拍卖历经波折终于迎来了开拍的日子，拍场气氛相当活跃。据说，在拍卖会现场，有位台商携来巨款，声称决不让外国人买走一件中国珍贵文物。也由此关于文物拍卖问题成为海内外关注热点，社会各界褒贬不一引发了大讨论。冯家驳说当时一共107家全世界的新闻单位，有的连续报道一周，像《北青报》，还有《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CNN、BBC、朝日新闻，美国之音都来了，他们的报道就是中国现在文物政策已经开始松动。当然国内也有一些反应，提出这是不是卖祖宗，最后我协助彭局长在前门箭楼上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彭局长向大家解释说我们此次拍卖的拍品没有超线文物。记者当时还问到此次拍卖活动到底是官办还是民办，这涉及此次活动的定调，而彭局长给了一个明确的回复——“民办公助”。因为确实此次拍卖政府行为占很大成份，跟现在不同，我们那个时候主要是找文物部门来坐镇协调。

　　举办92北京国际拍卖会久为世界各国所瞩目和企盼，筹备组织者们也同样希望通过这种形式的尝试，能使中国的文物和现代艺术精品推出国门，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与流通，并为各国藏家及博物馆机构提供收藏的机会。同时也希冀探索一条在交流中发展文物保护事业，通过正常流通繁荣文物市场的道路。

　　92北京国际拍卖会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亦步亦趋的进行过来的，尽管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拍卖会还存在许多不足，留下不少遗憾，但还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依旧持续的争议中，人们还是慢慢转变和接受拍卖这样的交易方式。中国艺术品拍卖的兴起，标志着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打破了原有的封闭状态，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并以此为契机，成为新中国文物艺术品交易发展的奠基石，开启了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