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个世纪以来，台湾摄影师也一直有着探讨自身命运的高度热情。摄影师们以影像为媒材，通过画面的真实与非真实，对台湾社会进行深刻的记录，进行精神层面的挖掘，同时对台湾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情绪进行把握。
川内南
《肌理之下——一个人探寻台湾摄影》是傅尔得“一个人”系列的第二本书。如果说，她的第一本书《一个人的文艺复兴》是以自身作为关照对象，让人更多感触的是其作为一位自由撰稿人的游历与生活百味，那么这本新近出版的“一个人探寻台湾摄影”则将聚光灯投放在他者身上，呈现自己几年来密切关注、有独特资源的“台湾摄影”群体。可以说，这本书是一次对台湾当代摄影的“巡航”，是傅尔得几年来反复深耕的成果。
还记得傅尔得在出第一本书时说摄影是她抵抗的出口；而摄影又不仅是为了摄影，它所容纳的是人心、岁月、自我与世界的链接。这些年来，她似乎抓住了这一脉搏，在与摄影师面对面时，她不仅仅停留于讨论那些照片本身，而是去理解人的故事，去洞悉那些优秀头脑中对艺术的观点，以及谨慎地记下观察到的事实。她平静地审视这些私人生活，最重要的信息，往往在被采访者讲述一些私事的时候缓缓浮出水面；然后调动所有的感知力去寻找其中的内核。
我们总会遇到一些无法定义的、好看的人：聪明、好奇、热情，有审美，身上有一种或多种技能，总能将自身引去一个更好的地方。我一直将傅尔得视作他们中的一位。
傅尔得因为“第一次”，所以有份量
在2013年年底，那时我还是《摄影世界》杂志的编辑，收到一条讯息：“如果对台湾的摄影师进行一次系列采访，你是否有兴趣？”
当然有。
在此之前，大陆未有摄影类刊物对台湾摄影业界生态进行持续几年的群像式专访，但在大陆摄影圈，对台湾摄影的环境、真实情况一直有着朦胧的迷思与好奇。首先台湾摄影对大陆并不陌生，其曾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深刻地影响过大陆：1988年阮义忠在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的《当代摄影大师：20位人性见证者》、《当代摄影新锐：17位影像新生代》两本书，曾一度成为资讯相对封闭的大陆摄影人的当代摄影启蒙之书，而在1992年，台湾摄影杂志《摄影家》也给大陆带来重要的全球性视野的摄影资讯。
其次，两岸文化根脉相同，但当时两岸摄影的发展状况因土壤不一，环境不一，周遭形式不一，创作体悟不一，最终呈现的面貌，也就不一。于是，“对望”的需求更加迫切。而上一代人用政治眼光审查台湾，这一代人用娱乐思维解读台湾——除了对其音乐、电影和娱乐节目略知一二外，我们究竟又对那片土地了解多少呢？总觉得隔了一层。“对望”的心里需求背后，更多的是人们希望通过照片来触碰几十年来在“社会时间不同”的状态下，具象的、有血有肉的关于台湾的故事，而这些才是台湾社会真实的现实处境。
对社会剖析与纪录，摄影应该是最直观的媒介之一。照片上回旋着的正是“人与时光”的故事。傅尔得观察到：近半个世纪以来，台湾摄影师也一直有着探讨自身命运的高度热情。摄影师们以影像为媒材，通过画面的真实与非真实，对台湾社会进行深刻的记录，进行精神层面的挖掘，同时对台湾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情绪进行把握。
因此，如果能完成这样一个系列访谈，介绍台湾地区的摄影师的作品以及发展脉络，看清楚他们的全貌，了解他们的努力和瓶颈、理想和现实，对于大陆摄影界，除了满足好奇的对望，或许还可作为一个可借鉴和参考的范本。
于是，这个专栏就这样定了下来，取名“对岸影人记”以单月专栏的形式刊发。除了摄影师，在采访对象上还加入了台湾地区摄影生态主要方面的关键人物，包括摄影师，教育学者，专业摄影画廊、摄影博物馆策展人到摄影评论者，摄影杂志主编，等等，以求尽量完整地体现台湾地区摄影生态的整体面貌。
海峡对岸的摄影50年
从纵向深度的角度来观察台湾摄影发展的源流与文化演变，无疑是要将时间拉到殖民时期政治环境的影响及台湾岛屿本身文化特质的了解之上，因为任何时代，任何生活样式，都是跟着政治阶级的统治、社会形态的不断改变而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样的影响反映在台湾历史年代转换之中，使得台湾摄影可以发展出自己特殊的影像文化语汇及独有的气质。
根据在法国奥赛美术馆陈列的一张1850年在台湾拍摄的一对原住民男女站立全身照分析，如果数据属实的话，大概在这个时期，台湾出现摄影。而到了日治时期的台湾摄影幽光（1895年-1945年），日本人以殖民者心态用摄影为手段对殖民地进行记录，好奇地搜集有利于其统治的资料；同时来台的日本随军记者开始卸下军袍，从事一般的写真留影服务，在这个过程中台湾也出现了第一代本土摄影师，为台湾的摄影埋下种子。当时，不少台湾年轻人至日本学习摄影或在照相馆内当学徒学得一技之长，后来成为台湾摄影界的奠基者，如彭瑞麟、张才、邓南光、李鸣雕、林寿镒等人。到了1945年以后，国民党当局从战败国日本接收台湾，台湾摄影人也逐渐摆脱以往日本人影响的心态与观点，开始用自己的视角与手法去按快门。而与此同时，这十几年间，台湾的知识分子阶层，艺术人文界等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集权统治下，反而被激发出拥抱自我、个性、自由的现代主义思潮，在台湾文化界发出“关怀现实”的时代精神号召时，台湾摄影界也发出了“现代性”回应。
例如，1965年，“郑桑溪、张照堂现代摄影展”在台北美而廉举行首展，后巡回台中、高雄。作品超现实、高反差、粗颗粒及大逆光表现手法，颠覆了当时摄影美学的看法，引起正反两面极端的评价，但其风格的转向与思考却极具宣告新美学的意味。1969年于台北精工舍画廊举办“现代摄影九人展”的摄影师们， 呈现向未知探索的旺盛好奇心和对土地的认同，反映台湾现实社会写实报道的风格也渐成为摄影主流表达之一。这些成员后来也变成台湾现代摄影团体“V-10”的成员，他们以其个人风格的影像，表达了台湾年青一代的内心，以及对社会状况的情绪式反应。在今天看来，这批人在1970年代具有重要意义，群体式亮相，开创了台湾摄影朝现代语言迈进的方向。
而在解严前后，台湾的摄影生态又发生了更深的自觉与蜕变。1975年蒋介石辞世后，台湾逐渐从两极化意识形态的对抗中解放开来，再加上《中国时报》和《联合报》两大报在副刊上开始掀起乡土文学论战的波澜，使得文艺思潮回归乡土。台湾人开始关心脚下的土地，摄影也无例外地受到影响。1985年，台湾左翼知识分子、作家陈映真在乡土论战的社会氛围下受美国《生活》（Life）杂志影响，创办了台湾第一本完整报道摄影《人间》杂志，强调用图片故事和文字报道去见证、记录和评论社会。在同一时期，台湾摄影师阮义忠和摄影家谢春德都用自己的方式深入台湾各个乡村角落拍摄照片，分别用纪实和抽象的表达，呈现台湾人对土地、身份、命运的探讨。同时，许多年轻学子走出校门后就投身新闻摄影行列，成为解严后转型社会街头运动纪录与报道摄影的生力军。
一方面，这一时期台湾的纪实摄影发展蓬勃。另一方面，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开放思潮与多元化观点影响，以及海外艺术家的回流，台湾摄影业界引进了崭新的创作形式及观念，摄影表现形式也开始走向多样化，其中与艺术结合为现代摄影的新方向，游本宽、姚瑞中、郭英声、吴天章等人的作品从不同的方向跨领域结合艺术概念和影像装置，拓宽了摄影的表达。同时还有一批在1960年代离开台湾前往西方国家学习并谋求发展的摄影师，如李小镜等，也逐渐发力，在海外与台湾摄影界想呼应，将台湾摄影与国际性议题进行链接。
在《肌理之下——一个人探寻台湾摄影》中，傅尔得在采访对象的选择上，覆盖了包括上文提到的、在时代中具有分量的人物，基本可以涵盖近50年，有一定代表性的30位台湾摄影人访谈。书中最终的呈现不是以对话的形式，而是结合深入访谈后，带着她个人的理解和想法，写成评述式文章。全书的重点，不全在于影像，而更着重在通过了解这些台湾摄影人及其作品，而试图去了解一个更广阔的现代台湾社会及其文化。由此，摄影成了一种媒介和方式，而了解台湾这一与大陆隔海相望地区，则成了更进一步的目的。
时代在变，台湾摄影也在变
而在此之前，国内摄影业界在此之前并未有抽丝剥茧式了解台湾摄影业态发展的专栏。目前在大陆的摄影评论体系中，也缺少一本有关台湾摄影的人文访谈录。而近30年，又是剧变的30年。无论是摄影技术的发展，社会在全球化大框架下的剧变，还是新媒体环境下对传统摄影业态、甚至艺术业态带来冲击，摄影从技术到美学都发生着巨大的转变，而摄影人的心态也在相应起伏。
因此，当傅尔得站在当下的视角，再次复盘观察台湾摄影群体，在某种程度上算是提供了一幅21世纪初的台湾影像图景。
作为一位年轻的摄影评论撰稿人，用仅仅两至三年，在第二部书就有的放矢地做出一部体量充实的访谈之作，实属不易。虽然最后可能由于时间、资源的限制，在代表性的人物选择上未必覆盖所有空间，但目前能梳理出这些个案已经是很不错的成绩，敏锐而锋利地从一个侧面切入到台湾社会的表层之下，完成了一次有信息量的“对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