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荣宝拍卖公司总经理刘尚勇 北京潘家园古玩城内的一家字画商铺

　　“雅贿”的面纱

　　北京荣宝拍卖公司总经理刘尚勇最近遇到一件尴尬事：一幅10年前从这里拍卖出去的徐悲鸿的《奔马图》重现，被卷入一起涉嫌行贿受贿案件中。这幅画刚刚被卖了300万元，卖主是一个处级官员，正因经济问题进入警方的调查视野。刘尚勇查阅10年前的记录发现，当年他们对这幅画的估价并不高，只有6万到8万元，因为画面上的马虽然神采飞扬，遗憾的是，落款处只有徐悲鸿的签字，没有本人印章。这幅画当时以40万元被一位证券业人士竞得，他转手送给了这个官员。如今两人早已断了来往，这幅作为礼品的画却一路攀升了近10倍。

　　“一幅画产生10倍于最初的财富价值，消费品变为投资品，这是送礼人和收礼人都始料未及的。”刘尚勇对本刊记者说，至于这里面是否涉及贿赂，牵扯到两人之间是否发生了权钱的利益交换，那是艺术品交易之外的“另一个故事”了。

　　故意利用了艺术品价值不确定性的“另一个故事”并不鲜见。文强赃物展示会上展出的36件现代工艺品、9件文物、69幅字画仍被津津乐道，特别是围绕那幅曾被鉴定为价值高达364万元的张大千“青绿山水”画的真伪问题。而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原公安局长王天义落马时的查抄物品，阵容更堪比博物馆的馆藏：字画195件，包括齐白石、张大千、潘天寿、吴昌硕、任伯年、谢稚柳、弘一、李可染等众多书画家作品；古瓷器23件，包括清雍正霁红小杯、青花缠枝莲小罐、青花灵芝纹瓜麦小罐、清粉彩花卉过枝碗，清乾隆青花八宝纹香壶等；西方艺术品4件，鸡血石5块，邮票3本，银圆457枚，金币38枚；其他各种文物352件，古陶器220件，贵重首饰48件，名酒261瓶。

　　“隐蔽安全，附庸风雅，充满温情。”曾在拍卖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浮石向本刊记者总结了艺术品成为贿赂介质的三个特性，他曾在小说《青瓷》中描绘了这一方式是如何在商场和官场之间起到润滑作用的。

　　浮石说，一般层级的“雅贿”，“以假当真”的居多。比如求人办事，如果送礼人觉得这是个一次性的事情，那就极有可能找个假古董，再想办法弄个鉴定书，标上几万甚至是几十万元，对方也不一定弄得清楚。在历史最悠久的北京古玩城里，经营一家店铺近10年的老边对本刊记者说，乐观点估计，这里十之四五是真货，而这家古玩城已经是经过了几轮淘选的高端市场了。正在古玩城开讲座的瓷器鉴定专家许渭告诉本刊记者，经常有人请他为收藏的瓷器“掌眼”，有时候满满一库房的东西，连一件真的都没有，上千万元都打了水漂。不过，这并不妨碍它们的继续流通。

　　而收礼人，则往往“以真当假”。因古玩实物没有明确的定价标准，一旦东窗事发，还可以“以为是赝品”搪塞。老边说：“古玩界有个规矩，东西一经卖出，不退不换，不开发票，往来不留记录。”

　　“某些情况下，真假并没有那么重要，作为礼品的古玩早已背离了真实的价值，成为一种变现或洗钱的‘介质’。”浮石说，这一链条上的三方——送礼人、古玩店、收礼人心知肚明，收礼人把一件不值钱的东西放在某古玩店代售，通常是件赝品，送礼者再以真品的价格买下。甚至同一件东西会被人重复买去多次，最后又回到古玩店。真品与赝品之间的差价归收礼人，古玩店则赚取高额中介费。

　　在荣宝拍卖公司所在的琉璃厂，自古就流传着类似的故事。刘尚勇说，最有名的一例是“红顶商人”胡雪岩。胡雪岩来到京城，要清廷同意由他向洋人借外债300万两，必须先要打通任户部尚书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宝鋆这一关节。他事先打听清楚宝鋆家客厅挂着一幅明代唐寅的《看泉听风图》，就到琉璃厂找到一个和宝鋆相熟的人，让他去宝鋆家联络，告诉他有人喜欢他客厅里挂的那幅画，愿意以3万两银子购买。宝鋆心照不宣，自然顺利成交。胡雪岩随即又将重金买到的那幅画送还宝鋆家里，琉璃厂同时也获得了胡雪岩另给的一笔手续费，300万两借债的事情就办成了。

　　“雅贿”另一个看起来更光明正大的方式，就是通过拍卖行公开拍卖。浮石介绍说，最常见的一种方式，是送礼人把一件文物，通常是不值钱的赝品，通过熟人获得专家或鉴定机构的鉴定书，再和拍卖行“合作”把它当做真品拿上拍卖会。送礼人会把这个赝品的产权确定成收礼人的，再找另外一个人把它以真品的价格拍下来，收礼人就貌似合法地获得了一大笔拍卖款。

　　刘尚勇并不否认在个别拍卖行存在这种暗箱操作，他说：“全世界只在艺术品领域开了这一个口子，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艺术品不必标明产地、时间、工匠，大部分时候，图录里不写收藏者，不打收藏印，匿名拍卖。”不过他认为，目前的艺术品已经进入资本定价时代，礼品已转化为一个边缘市场。

　　价值再确认

　　“上世纪90年代，艺术品市场就是一个礼品市场。”刘尚勇告诉本刊记者，他1983年毕业进入荣宝斋，那时候书画放在荣宝斋里销售，是由画廊来统一确定价格，一流画家几十块钱一平方尺，二流画家十几块钱，三流画家几块钱。定不高也卖不贵，销量也有限。买一张齐白石的画，或者象牙图章、白玉件、紫砂壶，当时也就几百块钱，但像他一个月工资只有46块，普通人再高也就是100多块，如果不是要送人解决实际问题，一般是不会花钱买的。刘尚勇将艺术礼品市场大众化的起点确立为对挂历功能的取代。“一开始找人写一些吉祥的词，比如‘鹏程万里’、‘难得糊涂’等。当时最大的热门是启功先生的字，写首唐诗，很文雅，字也漂亮，装裱好了，送给领导或者父母。除此之外，三四流画家画的山水花鸟侍女，也都很好送，很多不知名的画家今天仍然是礼品画主要的生产者。随着这个群体越来越庞大，购买力越来越强，也不再满足于几百块钱几千块钱求字求画。而各个区域重视的画家不尽相同，比如山东看重齐鲁画家的作品；广东就更看重岭南派的画作；而在陕西西安，当地的几位名画家都很受追捧。在北京也是一样，比如刘大为、王明明、冯远的作品关注度就更高一些。”

　　刘尚勇认为，由礼品市场推动的这一时期是一个消费市场。而2003到2009年，转为投机市场。自“非典”后市场井喷，艺术品从国外卖到国内，从南方卖到北方，从北方卖到南方，永远在途而不在库，炒来炒去。但奇怪的是，这个市场看似繁荣，交易额加大，但收藏家似乎消失了。一个他遇到的段子是，以前饭店的豪华套间用的装饰画都是真品，这点被犯罪分子利用，到多家宾馆去把真品从画框里拆出来，换上赝品，再把真品拿去卖。有一张画被警方追踪到时中间已经倒了17手，而且每个人还都赚到了钱，毒品的获利也没有这么多。办案的警察忍不住跑来问他，这幅画到底值多少钱？这一时期艺术品在流通中增值，也是对艺术品价值的发现。2009年后，艺术品进入“投资时代”，被大资本和投资机构盯上，以亿元拍品为标志。艺术品市场的定价权易主，由画廊到个体收藏者，如今转移到大资本和投资机构，大众礼品市场不再拥有核心权力，不再是市场主流。

　　“现在的艺术品送礼潮，很大程度上是被艺术品投资的繁荣拉动的。”许渭对市场的观察发现，与八九十年代的礼尚往来相比，现在的艺术礼品经济价值高，艺术价值低，讲究“表面光”。送礼人往往是这十几年富起来的矿老板、搞医药的、承包工程的，不在乎钱，只是要“有品位”。但这种“品位”可能是虚假的，其实是要求光鲜亮丽，有气魄，不能有粗糙感，摆在家里显气派，有面子。这样的东西，再精致，也只能算是工艺品。这样的心态，带动了一个巨大的仿品市场。以高仿陶瓷为例，许渭说，景德镇每天都有几大卡车往外拉，大多发往内蒙古、东北、深圳、海南等地。一般的仿品陶瓷由进口机械设备生产，泥料、压坯、上釉、烧窑一整套流水线。仿品瓷的价值认定体系也简单，主要看绘制的繁复、精致程度。价格最高的是人物，因其面部的喜怒哀乐描绘复杂；其次是动物，虎、龙、凤，要求传神；再次是山水，要看远近层次；花卉画面简单，相对来说价格最低。而更深层次的艺术价值、时代特征则讲不出来，也并不讲究。比如康熙时代的人物眉眼都是“一道线、一个点”，仿品中的眼珠仍然是圆溜溜的。这样的仿瓷，经几道环节倒手，也能卖到几万块，行内都觉得“新东西比老东西挣钱快”。再高一层次的手工制陶，所谓“高仿”，仍用老工、老料、老彩，则是为了以假乱真，指望能在香港的拍卖会上拍出几百万元，如果一个领头师傅一年都烧不出一件这样的，就要走人了。

　　拍卖纪录历来是礼品市场上的风向标。老边说，高价古玩尽管不标价，但送礼人往往拿着近期拍卖图册上出现的类似作品作为参照，收礼人也就对它的价值心知肚明了。就连仿品市场，也追着拍卖纪录走。许渭说，在2005年元青花鬼谷下山图罐拍出1568.8万英镑后，市场上真假元青花风行一时。近期，明清官窑又成为仿品市场上的热点。

　　礼品的另一目标是名家。但没有一定的艺术修养，一般人根本无法判断一件书画的艺术价值，对于要立刻得到回报的人来说，名人效应甚至“官本位”也算是一套可以迅速衡量的评判标准，长期以来被认作是市场上的潜规则。以占当代书画市场50%到60%的山东书画市场为例，选择画家的方法，简单直接，就是看他是不是美协、书协的会员，有没有名气，对创作的水平和笔墨功力并不太重视。在具体的操作上，也简单明快，就是看准了一个人有潜力，就不断地下血本买他的画，直到将他的画价推向高位。以范曾、龙瑞、范扬、田黎明为代表，现今每平方尺均价数万元甚至十余万元，而在十几年前一张画不过几百元，价格就是这么被拉动的。许渭认为，名气成为价格的放大器，而一些不太出名的近现代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长期以来被忽略了。

　　有时候，艺术品不确定的价值甚至用更赤裸的方式去彰显。浮石说他曾满怀希望去一个年产值几十亿元的江苏礼品公司取经，结果发现，他们的经营套路非常单一，无论是瓷器、青铜器、玉器还是书画，一律“贴金”，让人一望即知用了多少金子，换算成人民币值多少钱。这一招很管用。老边也说，古玩城里如今卖得最好的礼品是鎏金佛像，寓意好，“佛送平安”，另外是鎏金的，看上去贵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