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第一次见到储云的作品，到今天在“书法江湖”网上读他的近作，整整有二十年了。这是中国发生天翻地覆的二十年。二十年前在中国书坛已露头角的书法家们，如今不少名气已很大，但大多数在走下坡路，能维持原有水平已属难能，而在艺事上不断精益求精，越写越好者，更是少之又少。储云便是一个还在进步的艺术家。

　　看到储云的近作，除了赞叹外，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储云为什么还在进步？说他有书画方面的才华，是最方便也不会错的解释。记得1992年我出国后第一次回国，在储云兄的安排下，潘良桢兄和我一起到宜兴山中小住(参加雅巢的还有曹宝麟兄和恽建新兄)。当时，《中国书法》杂志刚刊发良桢兄撰写的介绍储云书法的文章不久。为了撰写介绍文章，良桢曾仔细地研究过储云的作品，他曾私下向我说起，储云在书法方面很有才华。良桢目光如炬，又从不轻易予人称许之辞，金口一开，堪称定评。

　　才华固然重要，可是八十年代已开始活跃于书坛，而今每况愈下的人们中，当年有不少被认为是有才华的。才华和聪明并不能防止一个人退步。成语江郎才尽，说的就是那些有过才华，但才华用尽的人。所以，储云的进步可能还有其它的原因。

　　于是我想到了地域的文化传统。太湖流域一直是文化精英的*****地，宜兴也是地灵人杰。而储氏更是宜兴的望族。两年前，宜兴要建乡贤馆，储云兄因知道我研究傅山和清初书法，而宜兴储方庆(1633)在清初有文名，又是傅山的朋友，就托薛龙春兄转信，让我代查有关资料。储方庆的曾祖御史公昌祚，为明末万历年间的名进士。康熙五年(1666)，储方庆34岁，举江南榜第一，次年会试，与长兄善庆、堂侄庶子公振同登进士，一时有“宜兴三储配三苏”之说。储方庆有五子：右文、大文、在文、郁文、雄文，皆有文名，右文为康熙年间举人，其四位兄弟皆为康熙年间进士。康熙六十年(1721)，雄文、大文、郁文为同年进士，宜兴储氏三兄弟同时登科。这也就是说，在康熙年间，宜兴储氏曾经有两度在三年一次的会试中同时有三人登榜，这在科举史上不是绝无仅有，也是极为罕见的。此处所举，仅是储氏。宜兴在近现代也出过不少艺术家，此为治艺术史者所熟知，无庸赘言。地域文化传统不但给予艺术家浸染熏陶，也能增加那些有传薪意识的艺术家的责任感。

　　不过，这似乎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因为在那些不断退步的书法家中，有些也来自很有文化传统的地区。于是，我又想起了相对平静的宜兴和喧闹的都市之间在地理上的间隔。前面说过，这二十年是中国发生天翻地覆的二十年。二十年来，许多年轻的艺术家，学艺初成，便挟剑走天涯，闯荡江湖了。到省城去，到大城市去，到北京去，哪里资源多、官多、名人多、媒体多、展览多，就到哪里去。这大都市是让人忙碌的地方，也是让人心神不定的地方，虽然前贤说过，“心远地自偏”，但要做到谈何容易？大城市研究艺术的条件固然不坏，但对书法这一传统艺术来说，并非优越的外在条件就能保证艺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我本人是研究学术的，以客观条件来说，当今是研究学术的好时候。政治上已少有禁区，资讯也很发达，经费也比以前多。可今天的传统学问，却不及以前。神州虽大，但在那熙熙攘攘的都市，又有多少张平静的书桌？社会的变化太急剧，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发展出一套能够帮助艺术家们应付繁忙的机制和行为方式。

　　储云早在上世纪八十年年代就已有书名，但他留在了宜兴，因此也就没有假如上述的繁忙。我们很少见到储云参加什么开幕式，展览会。他在宜兴有个闲职，加之宜兴的经济发展比较顺利，他的书画有一批喜好者购藏，因此无衣食之虞。在宜兴，少了几分干扰，多了几分闲心，于是便有心思来做自己喜欢的事：品茗、打球、画画、写字。生存的状况和与之相关的心态，可能会在艺术的进步或退步中起很大的作用。

　　1611年，明末书画祭酒董其昌为他在宜兴的好友吴正志作了《荆溪招隐图》(荆溪为宜兴古名)。此画在董其昌的作品中堪称精品，曾经翁同龢收藏，传至五世孙翁万戈先生，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艺术史学者们曾为这张画的涵义讨论不休：这“荆溪招隐”究竟是指官场失意的吴正志归隐荆溪？还是指朝廷应派人到荆溪起用吴正志这个隐士？不管董其昌的初衷为何，每次见到这张画，我便想起宜兴。我本人希望是那荆溪在招隐。储云兄至今蛰居宜兴，似乎并无迁徙都市之意。宜兴有佳山水，有文化传统，也有足够的资讯(宜兴离上海、南京并不远，离无锡、苏州更近，所以并不闭塞)，它和大都市之间恰到好处的距离，为储云提供一个可以专心艺术的环境。

　　储云兄在艺术上还能走多远，我并不知道。不过，在当代中年书法家普遍退步的时候，他这二十年来不断进步的事实，本身就成了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白谦慎：美国波士顿大学终生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