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杜世禄的画，你无法不为他的笔墨所动。那满纸黑压压铺天盖地的笔迹，密密麻麻浑然一片的墨彩，错杂中有序有韵，纷乱中生机活跃，你几乎找不出一处死结，可以说，无一死笔，无一死墨，满幅通透，灵光四射。他在积墨、积色、层层叠压中创造出沉厚深邃的多层空间，如入无尽繁衍的生命之境，如览虚幻斑斓的空间万象。在他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无处不在的妙笔生花的美丽，也不仅是自然生命的盈然生机，更是繁华人世的丰厚多彩。他蕴涵于作品中的人生情调、投射于作品中的强烈情感，使他的笔墨不仅通透灵动，而且有一种勃发生命、穷尽世界的丰富性和辉煌感。

　　可以说，杜世禄的笔墨已经达到高度自由的境界，这种“自由境界”就是“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在自由挥洒中“夺天地之灵秀”的境界。正因如此，我们单从笔墨的角度已经不足以评论他在笔墨上达到的高度，因为他的笔墨所显示的已经不只是笔墨本身，而是一种综合了对自然感悟和人生体悟的“笔墨叙事”，是一种人格和精神的载体与象征。如石涛所说：“在墨海中立定精神，笔锋下决出生活，尺幅上换去毛骨，混沌里放出光明。纵使笔不笔，墨不墨，画不画，自有我在。”显然，在石涛来看，笔墨的价值不在笔墨本身，而在它是否体现出“主体”的精神，只要作品中有“我”，有“我”的精神、“我”的品格，“纵使笔不笔，墨不墨，画不画”都不再成为问题。杜世禄的艺术可以看作是对这段精辟的“笔墨论”的一个注释，因为他正是在“在墨海中立定精神，笔锋下决出生活，尺幅上换去毛骨，混沌里放出光明”的。

　　杜世禄的过人之处是在于他能从建立独立人格的高度看艺术，能把艺术看作是自我人格实现的一种方式。他说：“试想，一个没有自我实现人格的人，一个没有按照自己的愿望自由、自觉进行艺术创作活动的人，一个人格上总是受制于人的人，一个心灵受到左右、行为受到干扰、自己不能主宰自己、不能按自己的创作意愿冲动进行创造的人，能创作出打动他人的艺术作品来吗？”当一个艺术家能够站在这样的高度看艺术时候，他才真正悟到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艺术的真谛所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斯洛说：“真正的艺术家必须是一种健康的人格类型”。这种“健康的人格类型”对于艺术家之所以必要，就是因为艺术家的所作所为不只是在为实现和见证他们自己，它同时也是人类心智和感觉的一种最高形态的表现。

　　因此我确信，在艺术这块领地中，自由的价值、独立人格的价值高于一切。在艺术这个天国之中，既没有上帝，也没有圣经。这是一块绝对自我的天地，自由创造的天地，显现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的天地，不需要祈祷和忏悔，也不需要授命和遵命。艺术创造必须具有独立的个性和自由精神。艺术作为人类自我确证的一种方式，它要确证的就是在这个自由的精神领域人类可能飞翔的高度，具体而言，就是作为艺术家的“人”，其独立个性和创造才能可能发挥的程度。因此，人类在艺术上的成就和可能达到的限域，归根结底还是来自于“人”的解放，“人”的创造精神的自由发展。

　　杜世禄的艺术还让我感到，作为一个水墨画家，他以何种态度面对当代问题，将是他在艺术上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所谓“当代问题”，即：由全球化带来的开放的文化环境，由文明的演进带来的都市化的生存环境，以及由这些变化了的外在因素引起的作为艺术“主体”的艺术家的内在变化。一个艺术家如果不能直面这种变化了的环境和自我，甚至觉察不出这种变化，他就无法应对当代的挑战，无法在传统的延续中作出创造性的转换，更无法使自己这个“艺术主体”进入一种“当代”的思维状态。

　　一个艺术家由对当代问题的思考，从而进入一种当代状态，这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艺术在本质上是“作为人类自我确证的一种方式”(铃木大拙语)。如果艺术不能确证人类不断向前跨越的步伐，不能确证由于时代的演进人类在精神领域出现的新的问题并由此进行新的探索，那么，这样的艺术尽管可以做得很好(从传统的标准去衡量)，但它与这个时代乃至与历史都毫不相干。因为只有不断对传统作出创造性的转化(用格林伯格的话说叫“辩证的转换”)，才符合艺术史的逻辑。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杜世禄才显示出他的与众多水墨画家的不同。他虽然也是沿着传统一路走来，但他并没有一味囿于传统而漠然无视他身处的文化环境和生存环境，无视发生在他周身的种种变化。所以，他的艺术不仅在本体的意义上延续着传统的笔墨精神，而且又能远离传统的山水格局，创造出自己的艺术图式和生命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