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 李鸿章书法扇面 李鸿章书法对联

　　雄心远志寄翰墨

　　——清末名臣李鸿章书法作品赏析

　　安徽  李晖

　　清代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市)人的李鸿章(图1)，可是位晚清时期特殊重要的人物。他字子黻，一字渐甫，号少荃，晚号仪叟。他所创办并主持的淮军，与湘军一起，成为晚清政府生存的两大军事支柱，他亲手组建和开办的北洋海军与北洋水师学堂，使之成为中国军事近代化历程中的开拓者；他多次代表清政府，与诸列强国家开展外交活动，并签订了多个屈辱丧权的不平等条约，成为晚清外交界的代表人物；他又是晚清政府经济命脉的操控者、洋务运动的实际领导人，先后主持兴办了不少近代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实体，对促进中国近代化产生过巨大影响，这都是众人知晓的历史事实。但很少有人提及他是位素养颇高的文化人，更是位造诣甚深的晚清书法家。为填补对李鸿章这方面的认识，特选其两件意韵深长的书法作品，供大家一并赏析。

　　先赏李鸿章的扇面书法(图2)。此扇面为洒金纸本，高18.5厘米，宽52厘米。字为行书，所书内容是《北史·庾信传》的前半部分。文曰：

　　“庾信，字子山，南阳人。祖易，父肩吾，并南史有传。信幼而俊迈，聪敏绝人伦，博览群书，尤善春秋左氏传。身长八尺，腰带十围，容止颓然，有过人者。父肩吾，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记。东海徐？？为右卫(率)。”款落“戊寅秋日为洁夫五兄大人属。李鸿章”。扇面右上首钤“青宫太保”长形朱文印，左下则钤“少荃”二字朱文印。

　　从落款文字中可知，李鸿章此扇面书法是为其“洁夫五兄”所写。“戊寅”，即光绪四年(1878年)，可知此为这一年的“秋日”所作。李鸿章生于道光二年(1823年)，卒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是年五十五岁，正属中年的年龄段。扇面上首印的印文告知人们，此书法所作时，李鸿章官衔已是太子太保。因为“青宫”，即太子之宫的别称。太子宫，处于整个宫廷的东方，故有“东宫”之称；又因阴阳五行说中的东方，色为青，故东宫又有“青宫”的别称。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初授赞善大夫早朝寄李十二助教》诗即有“病身初谒青宫日，衰貌新垂白发年”诗句。就李鸿章仕途履历而言，此时李鸿章尚未入仕朝廷的中枢要职，于其封爵之前。

　　扇面所书的庾信，乃南北朝时期的著名文学家和贤良之士。他“聪敏绝伦，博览群书”，闻名于世，他这位庾肩吾之子，与东海徐？？之子徐陵，曾同为抄撰学士，同在东宫任职，又因同善诗赋、喜骈文，风格又共同拥有雅逸绮艳之美的特色，以致被社会称之为“徐、庾体”。这种文体在南北朝与后代，均有强烈地影响，历史上文化最为繁荣的大唐帝国，亦崇尚这种文体。在南朝梁时，庾信的文章，社会文化界是“竞相模范，每有一文，都下莫不传诵”。此“都下”，指南朝首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庚信出使东魏期间，也是其“文章辞令，盛为邺下所称”。此“邺下”，乃东魏之都邺(今河北临漳邺镇)；南朝梁晋庾信为“东宫学士”，领首都建康令，“累迁仪同三司”；后出使北朝西魏，西魏政权爱其特殊才能而留之不让返；北朝周时，更留之重用，“任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再进封侯爵。北周明帝、武帝又均是“雅好文学”的皇帝，因而庾信更“特蒙恩礼”，北周诸王与之亦“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庾信还做过北朝的弘农郡(今河南灵宝县)守、洛州(今河南洛阳市)刺史，因为庾信做官，均能“为政简静，吏人安人”，故甚得民意，深获民心。

　　具备像庾信那样如此高的文品和官风的，于南北朝属于出类拔萃，就整个封建王朝历史来说，亦是少见。这就引发起时在中年、同样在“青宫”任官的李鸿章的景仰与爱慕。正是这种景仰之情与爱慕之意，才促使李鸿章提笔写下扇面的这些文字，同时也借此表达自己的人生追求和为官志向。

　　李鸿章扇面所书的，仅是“庾信传”的开首几句，以《北史·庾信传》相较，只是在“南阳”后少写了“新野”二字；于“聪敏绝”后多了个“人”字。其他皆无改动，说明李鸿章对正史典籍的尊重。在不方不正的扇面上，布局有序，字字和谐于一体，美若一粒粒生动活泼的珍珠在跳跃，行行有度，疏而不乱。览之让人心旷神怡，赏心悦目，不失为一篇书法高品佳作，显示出李鸿章的书法造诣之深。

　　下面再赏李鸿章所书的一幅对联(图3)。字是写在蜡笺之上，每纸长164厘米，宽37厘米，行楷，上下联各八字，谓之“八言联”。

　　上联云：高爵排天数行直上，下联曰：大鱼纵海一向无前。款署“李鸿章”，下钤“李鸿章印”、“大学士肃毅佰”二朱文方印。

　　此联虽未留下作书的具体年份，但从“大学士肃毅佰”的印迹中可知，此联虽亦书于光绪年间，可晚于上述扇面所述的年份。此时李鸿章已不是“青宫太保”的东宫职官，而已晋升为文官中的高崇“大学士”职位。李鸿章一生中并荣获“武英殿大学士”和“文华殿士学士”殊荣，一人得授两个大学士，足见晚清政府对李鸿章的器重，何况又被封为“伯爵”。这种崇高爵位，在满族统治集团执政的清王朝，汉族臣子是很难得到这种殊荣的，故联中称之为“排天”“高爵”，一点也不过份；升了权要大官，封了伯爵，俸禄也随之大涨，故联中用“数行直上”来表达这种官场亨通现实，在如此殊荣环境中，李鸿章表达了自己如同一条“大鱼”去“一向无前”地“纵海”的志向、决心承诺；去“一向无前”地扶持腐败的清政权的生存，表达了他的特殊待遇下的特殊心志。

　　较之上述扇面书法，这幅行楷八言联，显得结构上更加严谨规范、端庄简洁，笔力上呈现出更加苍劲雄健、沉稳浑厚，字里行间饱含着一种书法艺术上的丰厚底蕴，标示出书法家是一位精妙的大手笔！李鸿章一直坚守发展洋务运动事业，想通过对外“开放”和内部“革新”的途径，实现他倡导的“自强”、“求富”国策。可他实际上却始终秉承清政府的旨意，看慈禧太后的眼色行事。他虽有文才，与其恩师曾国藩在奏章上享有“双璧”之誉，他亦常“以文才自喜”，但最终并未达到南北朝庾信那样的文学影响力，也未有获得那种适民意、得民心的官风贤迹。这位“高爵排天”、“一向无前”的重臣权贵，卒后仅十年，腐朽衰退的清政权即崩溃灭亡，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政体制度也随之结束，诚如有的现代学者评价：李鸿章作为“社稷之臣”，最终则成了清政权与封建制度“殉葬者”、“共沉沦”的悲剧人物。

　　常言道：诗言志，其实书与画又何尝不是在“言志”呢！？鉴赏或赏析历史人物和书画艺术作品，必须将“作品”放到“历史人物”所在的时代并结合此“历史人物”人生履历中不同阶段的心态，去评议、去研究，方可得到真缔。这也是李鸿章此两件书法作品赏析中，给人的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