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的理想

　　在张氏的《宝绘录》中，晚明收藏家发现一个连做梦都想象不到、代表南宗文人最高理想的文化天堂。一幅又一幅的作品经过详细描述，上有宋徽宗的题字、赵孟頫或文徵明的赞辞；许多题款是献给重要的文人、收藏家或评论家，更增强它们的社会、政治身价。这必定会影响有社会野心的收藏家，让他们做起名扬天下的美梦(有多少收藏家没有丝毫社会野心呢？)此类作品对收藏者产生的情感效应，不仅使他们愿意相信作品中的每种说词，也会不计任何代价去得到。被渴望淹没的牺牲者变成“搜集狂”，对他们而言，没有任何画看起来存在年代太新、价格太高或交货日期太快的问题。就这种意义而言，著名大师的高质量赝品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们被收藏者视为真迹，成为连接不同时代具有类似文化素养者的桥梁。有了作伪者的协助，一个不断扩大的“鉴藏家”俱乐部成立了，让收藏者的名字与历史名人连在一起，也跻身名人之列。

　　《宝绘录》真实记录十七世纪早期的收藏理想，也反映当时的需求，其中的品味深受董其昌独尊南宗文人画主张所局限。严谨的中国艺术史学者不能忽略此书，或将其中任何优秀(熟练且高质量)的伪作弃如敝屣，大声斥责“这是伪作！”。相反，应该视此书为珍贵的时代见证，可以反映作者对古代大师画作的观点。

　　·二次阅读

　　深入地阅读《宝绘录》，我们或许能发现，书中语言完全掌握古代收藏与鉴赏游戏的各种典型观点。其中带有一种仰赖赞助者的艺术家惯有的阿谀讨好语气(这相当不适合吴镇)，也可看到有力的赞助者题写自己所订制或强索而来作品时的喟叹，凡此种种，更让仰慕前代大师并留意其作品传承的后世艺术家及鉴赏家信以为真。

　　然而，敏锐的耳朵还是能听出其间用词雷同，让人觉得不对劲，也会怀疑“吴镇”册页的三段题跋根本出自同一人之手。现代的艺术史学者通常会将干支纪年转换为相对的公元纪年，于是题跋的日期就足以拆穿书写者小心经营的谎言：二十幅册页中“壬寅”出现两次，但“壬寅”不是相当于1302 年(即受画者危素出生的前一年)，就是1362 年(即画家吴镇死后的第八年)，而且下一年“癸卯”(1303 / 1363)也出现。因而这些年代看似有明显的逻辑次序，但题词(以及整件作品)显然是造假。更明显的是，作伪者连吴镇或危素的生卒年都不知道。

　　·富批判力的编者

　　少数富批判力的编者已指出此书的可疑性。《四库全书》的编辑在提要中陈述对《宝绘录》的意见：

　　张泰阶……万历己未(1595)进士……其家有宝绘楼，自言多得名画真迹，探论甚高。然如曹不兴画，据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已仅见其一龙首，不知泰阶何缘得其海戍图。又顾恺之、陆探微、展子虔、张僧繇，卷轴累累，皆前古之所未睹。其阎立本、吴道玄、王维、李思训、郑虔诸人，以朝代相次，仅厕名第六七卷中，几以多而见轻矣。揆以事理，似乎不近，且所列历代诸家跋语，如出一手，亦复可疑也。 

　　当代的编者如余绍宋，在《书画书录解题》中引上述说法以及清代吴修(1764-1827)的评论， 吴在《青霞馆论画绝句》中写道： 

　　崇祯时有云间张泰阶者，集新造晋唐以来伪画二百件，并刻为宝绘录二十卷，自六朝至元明无家不备。宋以前诸图皆赵松雪、俞紫芝、邓善之、柯丹丘、黄大痴、吴仲圭、王叔明、袁海叟十数人题识，终以文衡山，而不杂他人，览之足以发笑。岂先流布其书，后乃以伪画出售，希得厚值邪？数十年间，余曾见十余种，其诗跋乃一人所写，用松江粉黄笺居多。四库全书提要收此书，亦疑其出于一手，未之信也。

　　这样的评论显露情绪性与主观性的反应：攻击、优越感与排斥。然而，如果我们能以真正客观无私的学术态度来检验《宝绘录》，就可很快清楚看出它乃是反映十七世纪收藏家理想的可靠文献，具有独特价值。就像“伟大的美国梦”反映二十世纪中期的美国价值一样，《宝绘录》同样也反映十七世纪中期社会某些人的收藏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