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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喜海与陈介祺的关系，依陈介祺本人在同治癸酉年(1873)给鲍康手札中所云应为“至交”。其原话为：“弟(陈氏自指)于燕庭丈至交------吾兄当亦同。”须知，鲍康自二十九岁认识刘喜海以来，即与刘喜海交往十分频繁，而且在提及与刘喜海的交往时，其语气常让人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即他跟刘喜海的关系天下第一。因此，论与刘喜海的交情能跟鲍康相比，已非寻常之举。而此话由出言一向非常谨慎的陈介祺说出，而且是在写给鲍康的信中坦率直言，且云“吾兄当亦同”，大有讲与喜海交情还略胜鲍康一筹的气概，就更足以表明陈介祺与刘喜海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起码是与鲍康在同一个层面上。

　　刘喜海生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陈介祺生于嘉庆十八年(1813)。刘喜海长陈介祺二十岁，可谓陈氏长辈，因此陈介祺所言的这个“至交”，准确点说，应是“忘年交”！以喜海出道之早，术业之精，应是介祺师长辈，介祺称喜海每以“燕翁”、“燕庭丈”等尊称，亦足明此。

　　陈介祺与刘喜海同出山左，具乡谊，因此关系较之他人又当不同。但因二人之间没有往来手札传世，故二人之间的关系反而没有多少第一手资料可资证明。然而陈介祺所以成为咸同以来金石学第一人，除了本人天资过人以外，师长辈对其产生的影响，绝对不能低估。而由陈介祺在与友人信中，深以隐居故里，远离师友，无人面质学问而苦恼，可见，陈是十分重视师友间相互切磋这种学习方法的。由此我们不难提出这样的问题，刘喜海这位对陈介祺来讲，既有乡谊，在道业上又有师长情份的至交给他这位后来居上的小同乡的影响到底怎样？对他的鉴古、藏古、传古事业以怎样的启发？这恐怕是我们解密陈介祺人生业绩时无法回避的重要线索。以此，笔者拟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本文的考绎。

　　一、从人际关系的角度看刘喜海对陈介祺可能产生的影响

　　1、从家族的角度看

　　刘喜海出生于山左望族，而且是大官僚兼书香门第家庭。刘喜海曾祖父刘统勋位至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是乾隆皇帝的股肱之臣。伯祖刘墉清廉正直，克绍家声，位至体仁阁大学士，与统勋齐名，被呼为小诸城。又在民间享有清官盛誉，成为历史上与包公、海瑞齐名的三大清官之一。同时还是有清一代帖学大家。喜海父亲刘鐶之位至六部之首的吏部尚书。因刘氏家族人才辈出，乾隆皇帝在赠刘墉诗中曾称誉其家族为“海岱高门第”。在民间甚至出现了多种版本的刘氏家族是“天下第一家”的传说。见贤思齐，是凡有上进心的个人与家族概莫能外的共性。作为同是鲁中且为邻县的陈氏家族对刘氏家族的盛况肯定耳熟能详，羡慕不已，并会以之作为自己效仿的典型。更何况统勋、刘墉父子在陈氏驻地潍县皆有直系亲眷，父子二人甚至包括喜海皆有到过潍县的纪录。这样刘氏家族的流风意韵就更容易使陈氏家族感到亲切并激励他们更加成功地效仿刘氏家族给他们提供的榜样。陈介祺之父陈官俊嘉庆五年(1800)中举之际，正是刘墉因助嘉庆皇帝除去和珅，而备受荣宠，其侄刘鐶之因刘墉受重用也被连连超擢之时(详见本人近期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刘墉》史实卷)。在刘墉还健在人世的这个时刻，北京的民间就到处上演宣扬刘墉父子除暴安良事迹的《刘公案》(如车王府鼓词曲本(残本)今日以铅字排版仍达四百九十多页之厚)。由此不难见出刘氏家族此时正是春风得意，备受时人仰望，为乡人引以为自豪的时候。而陈官俊又是在阮元门下中举，阮元既是统勋门生、门下士，又是刘墉房内所取士，与鐶之关系十分密切，又在恩师家乡执持文衡，其对刘氏家族盛名的推扬自会竭心尽力。可以想见胸怀大志的陈官俊在此时会怎样看待刘氏家族！而八年后，已登进士第，且被点为翰林院庶常馆庶吉士的陈官俊，亦可谓与刘氏家族杰出人物的距离已愈来愈近。他如效仿，已经有了完全的可能！自嘉庆十三年(1808)陈官俊中进士以来，除偶有学差外出外，刘鐶之基本在京为官，且在陈官俊中进士后不到三年时间已官至兵部尚书。其后历任刑部、户部、吏部尚书等要职，作为同乡晚辈，陈官俊肯定要经常到刘府走动，从而近距离地感受到刘氏家族的风味，正因这层关系，陈介祺大概才能与年长自己二十岁的刘喜海有机会结成至交。而从张集馨等时人对陈官俊为人声情仪态的描绘上，也不难感受到他与统勋、石庵做人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从其最后官至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的职位来看，他的学习已是十分到位。而自己擅书且支持独子介祺酷嗜诗文、书法、金石、收藏，就显示出明显地模仿刘氏家族的痕迹。刘氏家族几乎人人能诗，除能诗，统勋是书法家，刘墉是书法大家，鐶之既是书法家又是收藏家、鉴赏家，比陈官俊年龄略小一点的喜海的爱好几乎成为其独子陈介祺爱好的翻版。于此，我们不难感受到陈官俊父子两人这样一种人生选择模式：父亲刻意模仿政治上曾大有作为的乡贤刘墉父子，儿子在爱好上亦步亦趋的趋同于名门贵公子刘喜海的嗜古之途。这样一来，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刘喜海通过家族这一条纽带，不自觉地给与陈介祺以志向选择、爱好选择上以较大的影响。

　　如果至此，我们仍然于刘喜海对同里的陈介祺影响力持怀疑态度的话，我们可看一条旁证材料，揣摩一下其中的道理。在《钟丽泉农部泉币拓真序》一文中，鲍康谈及钟氏为何取得泉币不俗收藏业绩的原因时，曾这样讲到“近之集大成者”的刘喜海对钟的影响：“丽泉与燕庭丈同里，故见闻富而抉择精。”由此我们应不难理解与喜海为至交且为同里的陈介祺于喜海处沾溉之沃。

　　2、从身边与自己相处的朋友来看

　　刘喜海身边的朋友，多是接受他的影响。如苏兆年、苏亿年兄弟，在喜海告知他们识别青铜器价值大小的标志不是花纹色泽及是否完好之后，他们“重趼百舍，求之荒村古冢”，最善搜抉，终有毛公鼎之重要发现。而后陈介祺方有购藏毛公鼎之举。完全可以这样讲，陈介祺的藏古以毛公鼎为极品、释古以毛公鼎考释最获盛誉，如果没有在毛公鼎方面的作为，他的金石学成就将会大打折扣。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刘喜海虽未对陈介祺收藏毛公鼎有直接的言语影响，但是他对苏氏兄弟的影响，虽间接但却是极其重要地影响到了陈介祺对毛公鼎的收藏，并进而影响到了他的藏品的品味及其在金石学上的地位。海丰吴式芬是刘喜海的乘龙快婿，在封泥、金石等研究上受到刘喜海许多有益的教诲，在他的思想体系中，自然保留了较多的喜海思想。而陈介祺在其《宝簠斋集各家彝器释文》自序中云：“余于既弱冠后从子苾六兄游，论古文字，考订金石，始稍稍有吉金之蓄”。可见吴式芬对陈介祺而言是有启蒙之功的人物。进而言之，如果没有吴式芬及其儿子与陈介祺的合作，陈介祺在封泥上就难有《封泥考略》这部重要著作的出现，而根据著名学者孙慰祖先生的考证，《封泥考略》一书吴氏父子出力较陈介祺为多，就更加有力地从侧面证明刘喜海有关封泥的想法不会不间接地触动陈介祺这方面的学术思想。再进一步来讲，如果没有吴式芬两千多方古印的加盟，陈介祺的万印楼恐怕也就名实难副。由此可以想见，通过吴氏这一渠道，陈介祺肯定会或隐或显地接受了刘喜海有关思想的碰撞或洗礼。再如与陈介祺经常交流的鲍康、李竹朋，都曾受到刘喜海的亲炙，尤其是鲍康，所受影响更大。在他们学术交流时，刘喜海给与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影响很可能会毫无障碍地传播到其他两位。陈介祺能从中受到影响亦当毫无疑问。而在陈介祺的思想体系中，传古是最为重要的一环，他曾经说过“藏而不传，与未藏同”这样的话。而要传古，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传拓不能失真，在陈介祺传拓时所雇用的好手中，名列第一位的就是陈畯。而陈畯在给陈介祺服务之前，早已与刘喜海合作多年，相信在陈介祺心目中收藏、摹勒均极精审的刘喜海在指导陈畯工作时的许多做法肯定会被陈介祺本人有意无意地借鉴。

　　二、从刘喜海在同道心目中的学术地位看刘喜海对陈介祺可能产生的影响

　　刘喜海嗜古极深，发蒙甚早，据其自称：“余束发受书，即嗜古泉”，似有宿慧者，而终以嗜古罢官，可谓以嗜古终其一生。而其对古物的一生投入，也验证了业精于勤这条古训。刘喜海在泉币、铜器、金石拓片著录、造像、封泥、古籍抄录与收藏等方面具有多方面的突出成就，今分而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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