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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前，第一次见到张良的作品，是在一个饭店的墙上，一幅小行草，笔法娴熟，结体工巧，古雅可爱，尤其是作品有一股静气，没有唐人的拘谨，没有宋人的习气和元明人的浮华，那分明是六朝人的感觉。想不到在浮躁喧嚣、时风弥漫的氛围下，竟有如此静心写字的书家。不由得想起唐人钱仲文的两句诗：“只疑云雾窟，犹有六朝僧”。

　　后来和张良熟了，对他的情况有了深入的了解，就想着为他写一篇评论。因为张良的学书经历和艺术成就，张良对书法的理解及其艺术追求，对于立志学书的年轻人，乃至对当代书坛，或许都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其实张良是一位生于六十年代后期的年轻人，不过他在学书道路上的探索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他出生于山东青岛的一个教师家庭，受家庭的影响，从小就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学习书法，那时候字帖还比较少，他得到一本王羲之《圣教序》，如获至宝，一临就是几年。字已经写得有模有样了，也得到很多人的夸奖，但他自己却非常苦恼，总感到自己学《圣教》，只是得其皮相而已。后来在古人书论上读到一句话，大意是：“后人学王羲之者，赵孟兆页得其实，董其昌得其虚”，对他启发很大。他便决定从赵孟兆页入手，探寻前人是怎样理解王羲之的。这一临就是八年，从《胆巴国师碑》入手，他几乎临遍了赵孟兆页所有的名帖。从赵孟兆页那里，他深刻领悟了用笔的执使转用之道，以及结体的欹侧向背之理。在深入的临习中，他深刻领悟到：赵孟兆页是帖学体系的一座高山、一片大海，他把王羲之开创的用笔体系发挥到极致，又深化到点滴，可谓尽精微而致广大。尤其是赵孟兆页的小楷，古厚渊雅，刚健清新，可以说是锺王之后的第二座高峰。

　　经过数年的浸淫，张良写赵孟兆页可以达到乱真的程度。虽然学得了宝贵的笔法，自然也沾染了赵孟兆页的习气。此时的张良，清醒地认识到，这不是自己追求的终极目标。为摆脱赵孟兆页的习气，他又重临《圣教》、《兰亭》，以及颜真卿、柳公权、徐浩、杨凝式、米芾等。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他为抖擞赵氏习气，下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工夫。然而就是在这种“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追寻和探索中，张良书法完成了化蛹成蝶的艰难蜕变。

　　张良书法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曰古厚，二曰娴静，三曰博雅。

　　张良书法的古厚，是他多年沉潜古人、浸淫濡染、胎息羽化的结果。张良习书三十多年，从古人那里取法的过程从未间断，从不敢抛开古人，信笔挥洒。数十年来，他临过的古人法帖有二百多种。张良之习古，以取法乎上为原则，大体上是以魏晋人为根干，以唐宋以后人为枝叶，重在追寻用笔变化的脉胳理路，而极力避开唐以后人的习气。故张良的书法，不论是楷书还是行草，用笔都极为沉稳厚重，笔笔到位，绝无虚浮。观张良作书，动作轻灵，驾轻就熟，圆融无碍，毫无迟滞拘牵，然细观其线条，可谓笔沉墨实，如画沙印泥。书法首在用笔。古人云：“书能得笔，虽细如发，亦圆。”古今书者多矣，然足称“得笔”者并不多见，当代书家中更是稀如星凤。窃为为张良是堪称“得笔”的少数书家之一。

　　厚乃能古，古始能厚。古与厚是不可分的。魏晋人的那种放达自适、超凡脱俗，以及对天地人生的非凡理解和深刻体悟，是后世人所很难达到的。沈鹏先生说：“晋人以王羲之为代表，开启了法帖的源头。由‘韵’而‘意’而‘态’，为形式的成分多了，与前人比，明末清初诸大家便是‘流’了。……源清流浊，对比便可以明了。”(《溯源与寻流》载《全国第六届书学讨论会论文集》)习书之道，宗晋法王，似已成书界共识。然而许多人法王，仅仅停留在技巧层面，并未深刻理解二王法书那种不计功利、逸笔余兴的超脱精神，故得其形易而得其韵难。王羲之书“韵高千古，力屈万夫”，张良从古厚入手，寻二王之韵，可谓得书之正鹄。

　　张良书法的娴静，充分表现在他对笔势、结体、章法和整体气息的处理和把握上。其用笔平实本分，并无刻意的夸张和作态，更没有故意制造视觉效果的欹侧摇摆和伸腿挂脚；甚至也很少使用枯笔、涨墨、飞白、洇化等技巧。刘熙载认为：为书的至高境界，乃是“笔笔还其本分，不须闪避取巧”，张良是深谙此道的。在章法上，张良能做到贯中有变，变而能贯，平正中见险绝。他不屑于使用那些拼贴、染色、做旧的小技巧，偶尔用一点色宣，基本上是用纯白宣写字。张良的这种重内涵不重形式的艺术态度，充分体现了他的自信，以及娴静高洁的艺术追求。

　　在传统文化中，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所谓“非宁静无以致远”、“闲静少言，不慕荣利”、“每临大事有静气”，都体现了古人对“静”的境界的推崇和追求。书法作为文人修身养性的高尚技艺，尤须得“静”气而致高远。然而观今日书法界，热闹非凡，气象万千，似乎什么都不缺，惟独缺乏静气。

　　张良的静气，还表现在他对名利的态度上。多年来他潜心临帖，和古人对话，较少参加展览比赛和一些争名逐利的社会活动。和他的艺术造诣相比，和他在书法上所下的功夫相比，张良获得的荣誉不算太多，知名度也不算太高。然而我对张良说，你不必着急，你的获大奖、享大名是迟早的事。我知道，张良不会在意这些，因为张良有这点自信，也有“十年磨一剑”的耐心和实力；何况，宁静致远是他毕生的追求呢！

　　雅致、书卷气，是帖派文人书的显著特点和至高追求。然而雅逸是精神世界的外化，只有内心宁静，品性高洁的人，才能表现出简淡冲和的雅逸之气。至于书卷气，更不是从外面加上去的，“腹有诗书气自华”，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

　　张良书法的雅致、闲逸，一望可知。走进张良作品的展厅，或翻开他的作品集，雅逸之气扑面而来，那种雅致，不是敛首低眉、故作姿态，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浃肌沦髓的冲和简淡，高蹈闲远。如果不了解作者，你可能不会相信是当代人的作品，甚至不像唐宋人的手笔，那分明是六朝人的感觉，分明有王僧虔、智永、萧子云的影子。问张良，他其实并未临过六朝人的东西。

　　雅逸这种东西，有时是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因为它属于形而上层面，而不是形而下的技巧层面的东西。张良谈他临帖的方法，他虽然临过几百种帖，有些帖甚至临习数年之久，但他从未通临过哪本帖，而是从精神气息着眼，觉得哪些字、哪些段落好就反复临写，务以得其精神为旨归。张良的各体书，都不是步趋一家，而是托钵众门，集纳百家。典型的是他的楷书，他虽然遍临过钟王颜柳赵诸家楷书，然并非依榜某家某帖，而是在参得其精神之后，以自家面貌出之。其楷书不钟不王，不颜不柳，非赵非董，但又有各家的影子，用笔闲静从容而不失规矩分寸；不用勒形造势而自有仪态万方。张良的隶书也是这样。他临过很多汉隶名帖，各家的精神气格都早已溶化在他的心中，而他写出来的隶书却看出不是从哪通汉碑中出来的。创作的时候，他可以根据内容的需要，来决定用《曹全》宕逸秀润的笔势，或是《张迁》生拙苍劲的意趣来表现。写出来的东西，似有若无，可以看出汉碑的深厚气息，但却都是自己的面貌。张良对古人经典的熟稔，达到了常人不及的程度。他可以用一点一画，一个走之底，一个宝盖头的细微变化，表现几种十几种不同的古人风格。张良注重形而上的精神层面的东西，但这决不意味他忽视技巧、功力这些形而下层面的要素，而前者恰恰是建立在后者的扎实基础上的。

　　雅出于博，博始能雅。张良喜读书、善思考。学书三十余年的过程，也是他不断读书和思考的过程。他读过很多前人的书论，而且总能从其中的片言只语找到精神关捩处，然后去指导自己习书的实践。张良没有正式地拜过师，他以古人为师，以时贤为师，以一切值得效法借鉴的作品和同道为师。我觉得，学书者面对古往今来的无数经典，恒有一“师”字在胸中，则无处不可学；而行跪拜束修者，倘胸中无“师”字，亦未必真有所学。

　　张良的年龄尚在青壮，但亦入不惑，而且以他数十年来对于前人的追寻和参悟，以及由观千剑、操千曲而积累起来的自信，也应当进入“不惑”的境界。古代的书坛大家，在艺术上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从而创造出光耀千古的传世经典，也差不多是这个年龄。如王献之、颜真卿等。窃以为当前摆在张良面前的重要课题，是如何写出个人特色的时代风貌，换言之，亦即如何把个人特色和时代风貌完美结合。显然，时代风貌的问题，在张良的作品里还没有得到完美的体现，在这方面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当然我所说的时代风貌，和通常讲的追时风赶潮流不是一个概念。张良不会是一个跟风的人，然而张良却应当考虑开创风气、引领潮流的问题。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把自己融入时代，切准时代的脉搏，历史上有成就的书坛大家，也无不是时代的产物。从这一点上来说，张良今后的艺术道路，仍然是“漫漫其修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