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征

　　近日收到《张仁芝书法作品集》，披卷观赏，可谓佳作连篇，精彩纷呈。其中不拘一格的书风和独特的精神意蕴，既给人以丰富的美感享受，又给人以艺术创作上的启迪。

　　众所周知，张仁芝先生是我国当代画坛成就斐然的山水名家。难得的是，他书画双修，在书法创作上亦有不俗的造诣，是当代擅长书法的画家中突出的一位。

　　历来画家字大多重意趣，善造型，而疏于理法；或风格独特，个性强烈，又每溺于一偏。由于汉字符号的抽象性、字形的确定性以及书法审美承传的稳定性，书法对法度技巧较其他艺术有着更高的要求。宋人董逌就说过：“观前人于书自有得于天然者，下笔便见笔意。其功夫不至，虽不害为佳致，然不合于法者亦终不可语于书也。”(《广川书跋》)而张先生的书作，既有画家字的优长，又有纯书家扎实的功底。他通晓中国书画同一血脉、互通互融的道理，因而潜心翰墨，与画同进。作为山水名家，其深湛的笔墨与构型功夫自然大有助于其书艺；更兼他能以多年深谙的形式美规律观照各体笔法、字法、章法及墨法的研习，故其书作意法相成，从容中道，自属有养之品。

　　正如有的评论家所说：“表现题材丰富多彩和表现手法的不断变化，是张仁芝山水画的显著特点。”(贾德江《张仁芝山水画述评》)与此相应，张先生书法艺术的一个突出的特色，即能够书写出多种风格意态，表现出各不相同的意境之美来。试看《书法集》中美的营造：

　　古雅美：如《李叔同句》(P5)与《陋室铭》(P53)。两幅一为格言，一为美文，虽有楷行、静动之别，而皆隶意浓重，行间疏朗，致通篇古朴娴雅。

　　清峻美：如《晋王羲之兰亭集序》(P36)与《宋米芾跋兰亭集序句》(P25)。两书点画清劲洗炼，下笔如刀；结体紧峭峻拔，又从容舒展；全篇爽朗俊逸，洋洋洒洒，极见书家功底。

　　浑穆美：如《佛日凤凰联》(P24)。此为佛寺楹联，浑朴质实而不刻板，庄重老到亦复洒脱，两行长句肃穆协和，气韵一贯，至为难得。

　　流动美：如《唐李白句·花间一壶酒》(P6)与《唐王维句·寒山转苍翠》(P31)。“流动”是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之终结。这两篇使转圆熟，结体洒落，气韵流转。其间轻重变换，错落参差，合于古代文人闲适的情趣，大致是作者最擅长的行草体式。

　　疏野美：如《唐人句·林暗草惊风》(P65)。杨廷芝《诗品浅解》：“脱略谓之疏，真率谓之野。”此作草法野逸疏略，下笔斩决凌厉，不稍修饰，一挥而就，而绝有生气，似见将军风夜引弓一瞬。

　　奇宕美：如《郑板桥句·爱看古树破苔痕》(P26)。全篇线条之曲直粗细，墨色之轻重枯润，结体之正欹开阖，行气之摆动衔接，皆极尽变化；又借虚实的对比及长画的逸出，形成鲜明的节律，致整幅书作奇变跌宕而协合完整，纷披错落而气脉贯通。此作形式感强烈，并有很高的技法含量。

　　雄浑美：如《毛泽东词·十六字令·山》(P35)与《李大钊句·壮别天涯未许愁》(P78)。“雄浑”居“二十四品”之首。这两幅笔势雄强厚重，直呼直令；字迹奇崛豪荡，密不透风；全篇元气浑然，充塞满纸，有浓云郁起，雷霆俱发之势。

　　旷达美：如《鹤寿》(P20)。《诗品浅解》：“旷，空也。达，通也。”指空明放达的风格。此幅为少字数，最宜意象构筑，为画家所长。用笔轻松洒脱，简约练达；意象高旷老健，大气雍容，直可当画作观。

　　苍茫美：如《朱自清联》(P44)与《高山茂林联》(P42)。二作多用枯笔，书写如不经意，墨色苍润变幻，似穿越时空而有旷远无际的意蕴，切合“夕阳”、“茂林”之情调。

　　朦胧美：如《唐李白句·云想衣裳花想容》(P55)与《唐李白句·一枝红艳露凝香》(P40)。“朦胧”是一种隐约虚飘的模糊之美。两幅皆以淡墨写草书，淡中又有深浅变化。特别之处是书毕即以清水浅墨甩上大小苔点，任少数线条自然渲染，以至水气氤氲，一片朦胧。这当是作者兴之所至的独特探索。书耶？画耶？抑或画家之独诣耶？唯意态妙曼，引人入其诗境。

　　同一书家，甚至同一书体，却能展现诸多不同的意境之美，这是基于其所书的每篇诗文各有独特的思想情感、精神意蕴，书家深味其中，缘文生情，有动于心，而以相应的笔墨语言“一寓于书”，遂使笔调和谐于所书的特定内涵与意绪，即所谓“作一段书，必别立一种意态”。(明李日华《评书》赞王羲之语)这其实正是《书谱》所揭出的“情动形言”与所称颂的“情深调和”，自是书法创作的正途与最佳境界。

　　中国书画的最高境界皆在意境的创造，只是绘画借具象自然的描绘抒发胸中块垒，书法凭抽象符号的书写表情达性，二者一理相通。我想，凡熟悉张先生画艺者，观其所书《十六字令·山》的雄浑，就会联想其所画的《屹立千秋》；观其所书《佛日皇凤联》的肃穆，就会联想其所画的《岳麓山爱晚亭》；观其所书《郑板桥句》的奇宕，就会联想起其所画的《重林飞瀑》；观其所书《李白诗句》的朦胧，就会联想其所画的《梦回荷乡》……如此说来，这些书作与那些画作一样，都是作者特定情感体验与抒发的物化形态。

　　大凡优秀的艺术家，其艺术风格每每是既多样又统一的。其多样，当是外在表现的丰富性；其统一，则是内在精神的一致性。张先生的书法创作一以贯之的个性精神，就在于其洒脱的风致和真率的意度。

　　真率和洒脱都是自然美的最高表现。真率是率性本色的至性真情，陶渊明“我醉欲眠卿可去”是也；洒脱乃潇散脱略、不受拘束的风度，是真率的外在体现，王羲之“东床袒腹”是也。书法是表达性情的艺术，所以“真率二字，最为难得。”(刘熙载语)。在书法创作上要做到真率、洒脱，一在艺术追求，二在创作心态。

　　书法一道，贵在天性的自然展现，最忌人为造作，一事安排筹措便了无生气。因而在“意”与“法”的关系上，要以抒发“真性情”为本，守法而不泥，一任情感心绪的宣泄。清人刘熙载提出：“始由不工求工，继由工求不工。不工者，工之极也。”(《书概》)句中最后阶段的“不工”，即是摒除了人工雕饰的痕迹，升华到貌似不合理法——即“不工”的浑然天成境界，而这正是“工”的极致。总览张先生众多书作——特别是行草书，多为即兴之作，下笔信手，有法而不为法缚，不予作设计，不顾及细谨，有心遣兴，无意求工，而质朴亲和之气与勃勃生机一一流溢纸上。

　　道家主张，“无为而无不为”。这一观念引发到艺术上，便道出了一切高层次艺术创作所共有的特征：艺术家创作时，需保持一种超功利的心态，才能不期然而然创作出同于自然的美好作品来。看张先生的夫子自道：“创作中这种完全放松，没有压力，只有表现欲望的状态，才是艺术创作的最佳状态，那是我喜欢的抒情遣兴的状态。”(《张仁芝画荷·后记》)总之，画也好，书也好，与其说在“创作”，不如说在“抒怀遣兴”，这正是张先生所以成功的一大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