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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画的笔墨，没有人说不重要的，但对笔墨的说法往往差别很大，笔墨的核心是用笔。即“书画同法”、“书法用笔”、“写”等。古代书画家之间的水平有高低，而对笔墨的重要意义没有什么争议。现代的中国画家强调创新，强调个人风格，有的画家可以不择手段，只求视觉效果，因而画家之间对笔墨的理解就产生分歧。

　　吴冠中先生说：“脱离了具体画面的孤立的笔墨其价值等于零”。这对吴先生的画来说是对的，他的笔墨语言不强调传统性，可以是“水墨画”、“彩墨画”，不一定要称作“中国画”。但是如果从黄宾虹的画中抽出一条线甚或一个点，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有力度、有味道，所谓“如千年古藤”、“如高山坠石”、“如力透纸背”等等。这样的笔墨就不是“其价值等于零”。传统中国画笔墨应该是具有独立欣赏价值的，而某些现代创新的中国画(水墨画)，其笔墨本身可以只具有工具意义，笔墨语言追求某种视觉造型效果，可以不谈笔墨独立欣赏价值。

　　古代画家把笔墨往往谈的很深奥、很玄。到了黄宾虹，才提出了“五笔”“七墨”这样的笔墨语言规范。黄宾虹首先是对中国文人山水画笔墨的“集大成”者，再则他更强调笔墨的抽象意味，更具“现代感”。另外他的“五笔”、“七墨”含义明确，有“可操作性”，被越来越多的不同派别、不同年龄的中国画家所推崇和接受。我觉得黄宾虹的“五笔”、“七墨”可以作为当前中国画笔墨相对统一的规范标准。因为，除此之外我没有看到另外还有什么更好的标准。

　　“五笔”、“七墨”既有规定性和限制性，又有很大的包容性和灵活性，既可以作为品评者的衡量尺度，操作者又可以从中各取所好，各取所需。比如“力度”，是用笔的核心要求，而力度则可以从“刚”、“柔”两种不同的面貌去追求，做到细而不描，粗而不刷，不抹不涂，不板不结就是符合用笔的规范标准，否则就是“笔病”。再如“七墨”之法中，大都与用水有关。如果仅取焦墨之法作画，也可别开生面。正如郎绍君先生所说：“焦墨就等于一个人把自己逼到绝路上，再找一条活路。”如果焦墨显得狂躁，也就违背了用墨之法。可见“五笔”、“七墨”既是制约笔墨的规范，又不限制艺术的创新和不同风格的创造。中国画的创新是在思想境界、艺术观念、图式符号等等方面的探索和创造，笔墨则是在规范标准中提高表现力和艺术品位。需要强调的是，摆脱书法用笔的笔墨创新可能要以降低笔墨的艺术质量为代价。

　　本次展览的组织者提出的“笔墨经验”是一个很好的命题。如果理论只谈观念不谈技法，只谈法则不谈经验，是不全面的。法则是经验的总结，带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把法则一旦僵化，则不利于新经验的总结。对一个不断探索的画家个体来说，要有法则，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往往经验比法则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