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柏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判，历来以平正为大，以平和为高。平正则格局大，平和则境界高。平正简约始终占据着中国文化的制高点。书法作为众多传统文化门类的集大成者，对此体现得尤为直接。秦小篆、两汉隶书碑刻、唐代楷书等等处在各种书体源头的作品基本都具备这一特征。清代碑学兴起后，直追张迁的尹秉绶更是把平正几乎做到了极致，在整个中国书法史上，尤其是隶书这一门类中成为独标一帜的人物。
嘉兴章柏年先生，数十年坚守，秉承传统，在隶书创作的基本理念上遥继了尹氏的遗脉，成为继两汉、清代以后第三个隶书繁荣期中的一颗靓丽明星，形成了明显的“章氏面目”。
从文化根源上说，章柏年出身于积淀深厚的江南名镇乌镇，该地相对于同时代的其他地区，富庶平和安详是其基本的地域常态，数千年的文化气场早已涵泳着每一个子民的灵魂和血液，于是，平和安详便是章柏年个体文化的基本面。加上师出名门，曾多年游走于澂园谭建丞先生门下，谭氏汲绠守正，雄强博大的文化观深刻地影响着章柏年的文化走向，因此，“章氏面目”在平和的基础上又充实了正大与浑朴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然而，谁都知道，人的审美是求奇求新的，要数十年坚守平正的面目是不容易的。之所以章柏年如此笃定一路走来，那一定是有其渊源的。
在众口一词大倡“创新”之风的当今艺术界，真有创新实力且行有所果的其实寥寥，因为我们大多处在一个知识碎片化的环境里，缺乏沉潜于历史长河的定力和机会，所以，大量的“创新”，其实只是搔首弄姿、描眉画眼式的粉妆而已，在如此纷繁嘈杂光怪陆离的环境里，如果出现一位道貌岸然气定神闲举重若轻的壮士，其本身就是一种的创举。所以章柏年的平正处在时尚流美，抑或新奇丑怪充斥其间的当今书坛，其本身就是异乎寻常的新奇。
如果这种平正能够达到在烂熳之后的归朴，成为在镜湖之下的洪波，或者是氤氲烟岚下的奇峰，那么它便是平中之奇，是突破常规的深层次的奇异，那不仅符合艺术求新求奇的审美要求，也是超越艺术门类，直趋人文本源的至高境界。章柏年无疑是深谙其道的，所以“章氏面目”正是在这样的生命摇篮里孕育孵化而成的。
由于他对两汉碑刻的浸淫日深，碑派书法所固有的雄强峻拔之气明显异乎当代一统天下流丽婉约的二王书风，形成鹤立鸡群的效应。观其铺毫用锋，如见关公闯关，手起刀落，果敢狠辣，干净利落，绝无拖泥带水之嫌。提按转折之间，力度幅度拿捏适度，振迅律动尽涵其中，故而其线条在挺拔之余复显苍茫浑厚。而碑派书法常见的刀削斧凿之型和震颤绞转之法，在豪气充蕴，浑朴苍茫的“章氏面目”中是消迹遁形的，这不仅端赖于其笔法纯正，恪守大道，更主要的是对中国书法“写”字的正确理解和深切体验，所有尖锐锋利之形都是削面蚀骨式的做作，与毛笔宣纸的原始效应原本是相背离的。因此，“章氏面目”中方中寓圆，亦圆亦方的线型特征正是其浓墨大写，直抒胸臆的直面反映，是中国笔墨“我写我意”的本质内核。
其实，中国书法在本质上并无碑派贴派之分，“碑派”之名实乃清代金石之学兴盛后的副产品，所有对碑派书法的特征描述，只是后人迷惑于不同流传方式下部分文化遗产的表面形式，如果善于“透过刀锋看笔锋”，那么碑帖的本质是一元的。“章氏面目”的线质特征同样证明这一点。
“章氏面目”给人以平正的视觉感应，除了其质实的线条，主要体现在其方正的字形结构上。中国人对方正的欣赏需求来自于“天圆地方”的文化认知和平稳牢固的心理暗示，所以对高尚人格的评判都习惯用“方正”这一概念。文字作为人的心灵载体，自然原原本本地反映了这一心理特征，章柏年的方正字形同样来自于其方正的心灵特质。
当然，任何艺术的外在特征都是相对的，正象其质实的线条不是平铺直叙的简单排刷一样，“章氏面目”的方正外形也蕴含着丰富的变化，特别是其中对大量篆书的局部移植和化用，是成功推高其艺术价值的重要内容，这不仅是在方的总体风格下植入了弧线和圆点，使之阴阳调和，更重要的是使作品的古雅气息提升了一个档次。隶中参篆，在取法对象上上溯了好几百年。对篆书的局部化用，无疑比直接从事篆书创作更具难度，它要求作者在融通篆隶二个文字系统的前提下，去取舍、改造和熔合。因此，章柏年的“通二篆，工分隶”自然成为其风格形成的有力支撑和重要保证。
作为传统文化精髓的延续，当代书法艺术已经走向多元，任何新奇的面貌都不作为怪，但如果有志登上艺术金字塔的顶端，那么简约、平正、大气等往往是其基本特征。静水深流，平正质朴的“章氏面目”也许正是其中的努力践行者。
戴振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