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陈澄中（清华）的古籍收藏，无疑是一个传奇。他究竟从何时开始？收藏过多少古籍，其实直到现在也并不十分清楚。只是根据沈兆奎《郇斋读书第一图记》，知清华收藏宋本之始是北宋台州本《荀子》，而其斋号之得名，也是因为此书。
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曾从清华手中购得包括廖氏世?堂《韩柳文》和蜀刻本《丁卯集》在内的善本一百二十六部，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六十年代，陈氏再次向国家售予台州本《荀子》、大德本《梦溪笔谈》、宋拓《蜀石经》在内的善本二十五部，现存国家图书馆。至1980年，清华遗孀叶爱锦将上海寓所所存六百七十六部古籍捐献上海图书馆。2004年，嘉德公司将荀斋存美之书包括宋版《周礼》等二十三种，带回国内，后转与国家图书馆收藏。
在这些收藏的基础上，并加入了现在仍存荀斋之子国琅手中的部分，中国嘉德公司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合作，出版了《祁阳陈澄中旧藏善本古籍图录》，其中著录宋刻本五十九种，金蒙刻本十四种，元刻本三十种，明刻本一百九十七种，清刻本五十七种，明抄本五十一种，清抄稿本一百三十四种，碑帖绘画十五种，共计五百五十七种。这是目前为止，对荀斋藏书最为全面的著录，是现阶段研究陈氏藏书的基础。
但是，这个图录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对一些细节问题交待不清，既然之前仅荀斋沪寓就曾捐与上图六百六十七部，何以此图录中，再加上其他两家所藏之后，却反而仅仅收录了五百余种？幸图录编纂的当事人俱在，尚可咨询，否则，这一问题显然会给研究者造成不少的困惑。据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陈先行先生见告：上海图书馆中实际上藏有荀斋旧藏四百余种，而之前所言的六百七十六部，是包括了清华婿家的藏书在内的。当然，在这个图录中，可能也会有部分清刻本没有被收入其中。
但问题尚不止此，陈先行《郇斋藏书整理小记》一文中说：“由于赵（万里）先生在沪上陈宅所经眼者以稿钞本居多，而陈氏家人出售之书乃明清刻本，于是赵先生得出结论，郇斋留存上海之书为稿钞本与明清刻本。而事实是，现存于上图之郇斋藏书中，有宋刻本十五种、元刻本十二种、赵城金藏零本九种、金代单刻经六种、普宁藏零本八种、明铜活字本六种、稿本十一种、明抄本三十种、毛抄三种，他若卢文弨、鲍廷博、吴骞、黄丕烈、劳氏兄弟等名家批校题跋本（不包括过录与佚名批校题跋）达八十七种之多。”但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就通过上海文化事业管理局咨询过曾参观荀斋沪寓的相关人士，这位佚名人士曾凭记忆手写陈氏沪寓藏目一份，计“宋本三十六种、金刊本二种、蒙古本一种、共三十九种、《永乐大典》四册（辽、堂等字），黄丕烈校跋书约三十种，柳大中钞唐人集约二十余种，许博明旧藏天一阁钞本及其他明抄本约二十余种”。其中提及之物，多见于现在图录，但也有部分不知下落，未知是否其回忆有误？如所言《永乐大典》，就不见于这一图录。
我曾就此问题咨询过当年亲自为陈氏沪寓抄家图书造册登记的沈津先生，他斩钉截铁地告诉我，荀斋这批书中，绝无《永乐大典》。但既然其他部分都基本可以复按，只有鼎鼎大名的《永乐大典》反而误记，也是非常值得诧异之事。所以，荀斋旧藏的研究，还有很多未知之处，需要慢慢探索。
以最负盛名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时第一批回购香港所存荀斋藏书而言，大家都基本上对此事耳熟能详，但具体经过如何？其间发生过什么故事？其实并无人去探究。最近有幸获见一批当时负责回购事务的徐伯郊先生相关信札，对此事多有叙述，多为未经前人道及之逸闻，故为之摘出，略事排比，以见当年回购之详情。
二
以我俭腹，现在所见最早提及对陈氏藏书有兴趣的是郑振铎。他在1952年12月15日致徐伯郊函中问到：“又陈澄中的善本是否可购？”如果说这一次还是试探，那到了12月23日致徐伯郊函中，则是决心已下：“陈澄中的善本，亦可进行洽商，此是极重要的东西，必须收得。”
到2月9日，徐伯郊答复郑振铎：“至于陈澄中的善本，因为当然与他谈的时候，他来说价格，仅问中央拟出什么价格？还有香港对于善本没有市价可以比较，所以很难定出一个适当价格来。就记忆所及，将陈氏善本重要者开出一单，亦已交王毅同志转寄上，请定出一个价格来，以作预算等。郊去香港，再与陈澄中慢慢商量，不知以为然否？”显然，对陈澄中这样精明的卖家来说，是不可能轻易就达成协议的。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2月19日郑振铎致徐伯郊函中，郑要求伯郊返回香港，直接与陈澄中接洽：“我和冶秋同志商量了一下，拟仍请你再赴港一行，以便接洽陈澄中的善本书事等……陈澄中的善本书，要早日接洽好。”得到西谛的指示后，伯郊很快就有回复，但他在2月27日的回信中，也着重指出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资金的安排：“陈澄中的善本，是不是全部要？请示知。这次赴港，当尽我全力与他交涉，希望价钱合宜。如果交涉好了，不知款子是在第几期的预算？因为陈对于钱是算的很精的。”事实上，当年在文物回购的时候，伯郊经常因为资金不到位或者不及时而狼狈不堪。
有鉴于此，在4月8日的回信中，郑振铎明确告知资金安排情况：“陈澄中的善本，请与他接洽，拟放在第三季度或第四季度之内项目办理。”4月28日，郑振铎更是提出具体请款方式：“陈清华的善本书，盼能便中进行。拟于讲好价格后连同陈仁涛的古货币，一同请专款。”自此之后，荀斋善本的回购工作，算是正式展开了。
徐森玉夫妻与长子伯郊合影三
对荀斋藏书的价值，深谙此道的郑振铎自是了然于心，他曾告诉徐伯郊：“最重要的是陈澄中的书，务请能设法购到国内收藏，重要者已仅此一家矣。”又说：“陈澄中氏的善本书，先生如得之，即可成一大藏家，似必须以全力进行，并盼能早日有结果。”可见西谛对陈氏藏书的重视。但从这些信中透露出来的信息看，荀斋藏书的回购工作，进展并不顺利。
因此之故，在1953年7月31日，郑振铎写信给德高望重的伯郊父亲徐森玉先生，请他出面说项：“香港陈澄中处的善本书，正托伯郊在进行中，不知先生便中能致函给陈君，劝说他一下否？不趁此时加紧收购，便不易掌握得住了。估计，收购之举，在三两年之内，也就差不多可以告一结束矣。将来，即有款，也只能另行收购，万难有成批整家的旧藏可得了。”与此同时，郑振铎也写信给徐伯郊，请他抓紧办理：“陈君的宋元善本事，已进行否？究竟需要多少钱？恳即办为荷。”
实际上，伯郊在返港不久，就开始努力与陈澄中接洽，在徐伯郊致朱光函中，他曾报告其工作进展：“朱先生：到港已两周，初来时忙于找住所，及与郑先生见面，故未上书。今先将陈书事，约略报告如下：关于还价事。已还六十万元，彼表示相差太多。同时他建议先点书，如在目外多出何书，他决定一同出让而价钱希望不减。我为了要对原书是否与目录相符，一周来每天与陈见面，并帮他找书、整理书，因为实在太多了，同时又不放在一处，所以整理起来要费相当时间。现在已整理者仅一小半，等全部整理完了，再将正式目录寄上。”
在整理过程中，还有些意外收获：“朱先生：前上乙函，想已收到。今日整理陈书，发见书箱内有《汲古阁藏书图》一轴。此图一向有名，书者为王式咸，与汲古阁主人毛晋同时。而题跋者共有三四十人，皆系干嘉时有名藏书家，如钱大昕、瞿中溶、黄丕烈、顾千里等。此轴陈系购自大陆银行总经理许汉卿，当时价钱甚高，约黄金八大条。郊即要求加入目内，陈■不允。最后迟迟方勉强答应，特此报告。”而这卷《藏书图》后来也一并转让给了国家，作价三万港币。
伯郊其实对收购荀斋藏书是十分努力的，他曾在一封给西谛的函中，表达过自己对回购工作的认识与态度：“在香港做事，实在不像国内，一切全很困难，以后更当十分机密，十分小心谨重，并与朱市长更多的联系。我这一次与国家做事，完全抱了必胜的决心，多争取一件东西，觉得多与国家做了一件事。至于个人的事，现在全不记在心里，这一点，我想您是可以信任的。”
或许正是因为在港工作的这些困难以及伯郊的小心谨慎，也部分地造成了工作进度较缓的后果，但无论如何，这项工作还是一直在推进。在1954年2月2日徐伯郊致郑振铎函中，向西谛汇报了最新的工作进展：“我来港大部份时间全花了与陈澄中谈书的问题，以及代他整理书。现在除去一二种还没有找到外，百分之九十九的书全整理完毕，与所开的目录相同。其中宋版皆是真宋版，黄跋及柳大中钞本等全部真的。至于张承吉（祜）集虽然没有找出，他绝对负责是有的。作者名祜，笔误为张继，是错的。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价钱，他以为成本太高（如《周易》现洋三万元、《柳文》一万五仟元、《文选》三十大条等）。如以他的成本及现在港币对比，是超过他的索价很多的，所以仍坚持港币一百万之数。他同时声明目外的书是可以加上，并已加进《汲古阁藏书图》。此图与藏书掌故颇有关系，为李木斋旧藏，他是从大陆银行许汉卿处买回的，价钱很高。此事早已请示朱先生，（他）恐因事忙，并未有回音。希望与王先生研究后示知。”可见，对荀斋图书回归一事，徐、陈已经基本达成共识，所存的障碍，主要就在于价格方面。
既然伯郊与清华在价格方面很难达成共识，西谛决定换一种方式，来促成此事。在1954年6月4日致徐森玉先生函中，他提出一种新的方法：“关于陈澄中的善本书事，伯郊兄已在接洽，乞勿念！当可购买成功的。我的意思：关于书价的商谈，可由我们指定另外的人负责。关于版本的鉴定，则由伯郊兄负责。如此分工合作，可省掉许多麻烦。不知尊见以为如何？便中乞和伯郊兄一商。他为国家救全了不少重要文物，他的功绩是显著的。但今后其地字画已不太多，拟暂停止一个时期，且静观一下。否则，过于执心了，价格一定会更加腾贵的。”
西谛这个建议到底落实了没有？现在还不清楚。不过，这项工作很快有了进展确是事实，王毅在11月20日致徐伯郊函中讲到：“陈货请于今年一次办妥，决不分批进行，以便年底盘货。”但从王毅的措辞中也可看出，应该是陈澄中的提议，将这批图书分别点交，而王毅明确反对这种做法。不知是不是因为这方面的分歧，在1954年内，荀斋书回购工作并没能完成。这项工作的最终完成，已经到了次年。
1955年5月16日郑振铎在给徐森玉先生信中说到：“陈澄中书，已谈妥。这又是伯郊兄的劳绩（请暂守秘！为感）！这批善本得到，则关于宋、元版本，当可告一段落。流落在外的，已经寥寥可数了。”这次回购荀斋之书，对百废待兴的共和国而言，显然也是一件大事。因此作为这项工作的实际负责人，郑振铎也难掩喜悦之情，在5月28日再次致信徐森玉先生，表达其兴奋之意，并对回归之后的保存方案也提了一些看法：“陈澄中书得成交，从此了却一件大事！我们均应和张菊老一样的欢欣鼓舞也。惟书虽已点交，却尚未入国门，尚乞秘之为盼！已另函菊老，告知此事。想他一定大为兴奋也。至此，国内藏书，已归于‘一’。私藏中，只有傅忠谟和伯郊两家了。这两家不成问题的迟早会又归‘公家’所有。惟既归于‘一’，则必须妥求保护、保管之方。空气之干湿、温度的冷暖、光线的强弱，均必须加以调节，加以讲求。至于避虫去害，则更是首先要做到的事了。现在‘书库’的条件尚差得远，故做好科学的保管、保护，尚需相当时日也。此时，亟应完成编目工作，以便典藏和查考。想斐云当能在短时间之内努力完成之。”
徐森玉及其大哥与伯郊、文绮四
陈澄中转让的这批图书，在1955年6月中旬，已经完全装箱完毕，随时准备运穗。6月15日徐伯郊致朱光函中告知朱光：“朱先生，六月五日信收到，悉一是。陈书已于日前整理清点清楚，共六箱，不日即可运回。关于运会办法，已与沈先生商议好，拟托中国旅行社代运。一方由中行随一人到深圳，至于深圳方面，请尊处派一人来接，双方在深圳中国银行会面。这个法子，不知以为然否？请示知。”
两天之后，伯郊再次致函朱光，与之商量具体运穗日期：“陈清华书籍，装箱工作已办好，计六皮箱。今将装箱目录奉上，此目录写明每箱装书若干种及每种册数，又每箱若干册。请即指示日期，以便由中国银行派李秉忠先生送至深圳，何时尊处再派一人至深圳相接，如此则甚为安全矣。”
朱光如何回复，现在尚不清楚，但最晚在7月初时，这批图书已经安全运抵广州。这件事情本该就此圆满结束，但忙中出乱，难免会发生一些小小的失误，1955年7月2日徐伯郊写信告诉王毅：“陈澄中书六箱，已全部安全运到广州，并有蔡先生的收据（前寄上之装箱目录，第六箱‘《秋声集》六册’，‘六’字笔误，应改为‘二册’，全箱总册数不改）。澄中收据及清单日内寄上。”
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大，正如伯郊在信中所言，“笔误”而已。一个多月后，伯郊如约寄上陈氏收据及最终目录：“清华货照去年所开目录共123种，其后又加入《周易正义》及《扬子法言》，共125种。最后于成交前清点各书，发现其中有《湘山野录》存沪未带港。而柳（签）[佥]钞本中，多出《姚少监集》一册，最后即以该目录成交。共宋元本三十八种、善本八十八种，统共一百二十六种。存沪书有：宋本《梅宛陵集》、《张承吉（祜）集》、元本《梦溪笔谈》、毛抄《鲍氏集》及《湘山野录》共五种，特奉告备案。今将陈氏收据二纸及最后成交目录一份附上，请查收。”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由国家文物局方面负责按目清点，逐一核对而已。
然而，就在这个最后的环节，竟然又发生了一个意外的插曲。徐伯郊在9月20日致王毅函中说到：“金匮之货，在全部未运回之时，郊与沈君早已发现缺少第30号一件，因由深圳及澳门运去之货，皆有回单，并无第30号。而最后运出之整批，亦无第30号。查金匮之货，自运到中行后，即行点收，并先后包装三次，地点皆在中行，经手者仅沈君与郊二人，决不应有遗失之事。惟第三次包装为一七八包时，时间过份匆促，或者漏编第30号一号。先是第二次包装为三百包左右，朱先生所托之运货人看过后觉得太小，于是以一夜时间改为一七八包。因时间关系，由郊交与沈君时，未能清点，第二日即开始带运矣。兹将经过情形简单报告，盼尊处即日拆包清点，如全部货与目录相同，即无错误。如缺一包之数，当再追查。”
虽然现在尚未发现王毅来函，但这封信显然是就王毅来函云所接之货缺少30号一件的回复。幸运的是，这个失踪事件，不过是个乌龙而已，很快就得到了澄清。在10月4日致徐伯郊函中，王毅解释了发生这个误会的缘由：“陈货中，由于货单不清，查对起来比较困难，大致差不多，且30号货因杂于其他包装之中，现已发现。”
至此，此次回购陈澄中所藏善本一事基本圆满结束。这些藏品不仅极大丰富了当时北京图书馆的馆藏，也为后来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与陈氏及其家属的合作，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当时的具体经办者徐伯郊，克服种种苦难，不掘不挠，克绍家风，最终为国家抢救回来了包括荀斋善本在内的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这些功绩，实在值得我们永相铭记。
来源：澎湃新闻
